法律事務本科論文范文
要求高等學校積極推進依法治校工作,進一步提高學校管理法律事務的水平和能力。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法律事務本科論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歡。
法律事務本科論文范文篇1
一、貫徹實施《監督法》的重大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下簡稱《監督法》)于2007年1月1日依法開始施行。該法是我國各級人大會在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過程中必須遵守的重要法律，該法的制定完善了我國有關監督的法律體系，使得監督過程有法可依。其實施是國家對人民利益的有力保障，對于地方人大會依法行使監督職權、健全監督機制、增強監督實效、促進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及程序化建設的重要步驟。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監督法所規范的，不僅包括各級人大會如何行使監督職權，還包括“一府兩院”如何履行接受同級人大會監督的義務。五年來，《監督法》的頒布和實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如有效推進了我國民主法治的進步，固定了一些社會認可的好的做法與經驗，監督程序更加規范、情況更加透明、監督重點更加突出，監督方式更加完善等。可以說，《監督法》實施的每一步都是黨和政府社會管理事務中的重點，為“發展才是硬道理”保駕護航。
二、《監督法》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但是法律的實施是動態發展的過程，且法律本身也需要不斷完善，監督法在實施過程中，凸顯出了理論和實踐的差距，隨著信息的傳遞、各種阻力的影響，其威信和作用被削弱。筆者認為，在《監督法》實施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一)監督認識尚需提高
自《監督法》頒布以來，人們對人大監督職能的認識有所提高，但無論對于監督者還是被監督者而言，真正從國家政治制度的角度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高度來認識人大監督權的卻很有限，普遍存在著監督意識薄弱的問題。首先，地方監督缺乏明確性，監督對象發生偏離。對事的監督多，而對人的監督力度缺乏。這種“對事不對人”的監督方式存在嚴重的弊端，導致工作處于重重包圍之下，而個人行為卻游離于《監督法》之外，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問題。其次，地方人大以事后監督為主，嚴重缺乏事前監督。“事后嚴格監督，事前忽視監督”現象突出，從而增加了事故的發生率，因此我們往往會看到事故發生以后，監督成了重點。“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監督更是如此，事后監督的“殺雞儆猴”成本高，且效果不明顯，影響了監督工作的效率。再次，一些被監督者缺乏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和觀念，在思想上抵觸，在行為上規避。有的認為人大監督是例行公事，對其開展的監督活動不屑一顧;有的認為監督就是挑刺，是對其工作的否定，對人大提出的意見和建議聽之任之，對專項工作報告回避問題，辦理人大提出的審議意見敷衍了事;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向人大匯報工作時主要負責人不到場，人大評議其工作借故不參加的現象。
(二)自身建設尚需完善
監督法本身就是一個帶有強制性的法律，怎樣確保監督法的有效執行是重要前提條件。地方《監督法》的執行力度在于地方人大。地方人大有監督權、立法權、決定權、人事任免權。憲法所設定的這些職權充分體現了地方人大作為地方最高權力機構的法律權威地位，提高了地方人大在中國地方政治活動中的影響力，然而地方人大的監督與法律的要求差距較大。地方人大一般以臨時組織為主，沒有專門的監督機構;臨時組織的成員往往是非專業的，在素質上不適應人大監督工作的需要，因為在地方人大的選舉中，往往只考慮政治素質、代表階層，而常忽視其參政議政能力，難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尤其是在重要的違法審查過程中，既沒有專門的審查機構，也沒有明確審查程序和審查時限，這就導致了監督的作用不可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筆者認為監督法的建設、完善和實施需要有高標準、嚴要求的機構，其執行也需要有專業人員的積極參與，才能有效力、有力度、有影響。
(三)監督體制尚需理順
《監督法》第32條明確規定了全國人大會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所做出的司法解釋的監督職權，同時還規定了全國人大會具體審查司法解釋的法律程序。可見，地方人大是地方公民代表參政、議政、監政的權力機構，但監督法的具體法規以及決議的執行卻需要“一府兩院”的配合，地方人大并沒有實際的直接強制執行權。法律的執行如果缺少強度，就如同白紙空文，勢必不利于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監督法》建立了各級人大會監督職權的公開行使制度，然而在監督工作實踐中，地方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地位卻受到地方“一府兩院”的沖擊，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大雖為法律制定的地方最高權力機構，但地方黨委并不受監督;
(2)地方甚至出現反其道而行的現象，即黨委監督人大，并對政府工作進行監督。這種突出的矛盾導致不良監督現象的出現，使人大行使監督權遇到了嚴重的阻力。如在現行的體制中，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一把手通常也是地方同級黨委的第一副書記，而地方各級人大會主任，既不是同級黨委的副書記，也不是，排在政府一把手之后;且如果地方人大會主任由當地黨委書記兼任，還會出現自己監督自己的尷尬局面。因此，人大會如果要監督政府的工作，從現實的工作角度有些理不直、氣不壯，甚至還有無從下手、無所適從的境況，與其監督不了，還不如不去得罪人。于是在各級人大的監督中，就出現了一種怪現象，人大監督工作講成績的多，提問題的少;表揚的多，批評的少;肯定的多，挑刺的少;有時談到問題也是避重就輕，或者干脆把問題說成是提希望，繞道而行。正如當今社會上群眾戲說的“黨委搭臺，政府唱戲，人大鼓掌，政協看戲”。
法律事務本科論文范文篇2
死刑(death penalty)又稱生命刑，是以剝奪犯罪人生命為基本內容的刑罰。也正是因為它嚴厲得近乎殘酷的懲處方式，使得幾百年來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
一、 我國的死刑制度
(一)我國歷史上的死刑制度
中國是世界范圍內保留死刑種類最多的國家之一，在1997年通過的現行刑法中還規定著68種可以適用的死刑。但是在全球范圍內，近年來，呼吁廢除死刑的聲音越來越大。
全世界尚保留死刑的國家約為40個，其中約有10個國家在近幾十年來沒有真正執行過死刑，在其余約30個國家中，約有一半的國家對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僅在1976至1996年間，全面廢除死刑的國家便多達37個。面對這些，中國關于死刑制度的存廢問題到底應該如何?本文就將這一問題作淺要的討論。
死刑作為最古老的刑罰之一，在西方歷史中被廣泛的使用著。“《漢穆拉比法典》里規定可以直接處死的條文就有36種;古代雅典的法條中，不但對一些嚴重犯罪處于死刑，而且對盜竊蔬菜、水果等也與殺人等同罪。” 在中國古代，帝王既是最高權威的象征，又是法律的代名詞。他掌握著對全國人民的生殺大權。
違反了他的意志，就是違反了法律。當時雖然有法律，但是他也只是維護帝王的一種工具，對普通的人民一種實際意義都沒有。帝王的死刑主要出發點在于預防犯罪，使用死刑的威嚇作用，來起到穩定戰局的作用。死刑的恐懼性，對那些準備犯罪的分子是一種很好的防范。
(二)我國現代關于死刑的制度
1951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第三次全國個公安會議決議》修改意見中提到，“對于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采取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
我國一直貫徹落實這一理念，“少殺慎殺”。對死刑的復核極為嚴格，并對死刑做了嚴格的限制。1979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的刑法典中，關于死刑持非常謹慎的態度，除了在分則中極力控制死刑的罪種數外,還有總則中對死刑的適用作了嚴格的限制。
我國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時不滿18周歲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實用死刑。另外，我國刑法規定：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如能真誠悔罪，積極救助被害人，退回侵占的財產或者賠償犯罪所造成的損失，即使犯了應判處死刑的重罪，也應當獲得從寬處理，不判處死刑。關于2007年元月1日關于最高人民法院收回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的部分死刑核準權。
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國務院溫家寶在回答德國記者問時強調：中國正著手進行司法制度的改革，包括將死刑的核準權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出于我國的國情，我們不能夠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國家也還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們將用制度來保證死刑判決的慎重和公正。
我國現行刑法中帶有死刑的條文有43條之多，共有68個罪名。其中包括危害國家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危害國防利益罪、貪污賄賂罪、軍人違反職責罪。
其中絕對死刑的條款有：
(1)劫持航空器，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嚴重破壞的
(2)實施綁架行為，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
(3)拐賣婦女、兒童，情節特別嚴重的
(4)暴動越獄或者聚眾持械劫獄，情節特別嚴重的。
(三)我國關于死刑存廢的觀點
刑罰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么?是為了預防犯罪，還是對已犯的罪進行懲罰。刑罰的威懾功能，震懾、威嚇意圖實施犯罪的人，使他們不敢以身試法，打消其冒險僥幸心理，迫使其遵紀守法。對犯罪行為人來說，其具有剝奪其的某種權利，使其喪失再次犯罪的能力和條件的積極作用。同時也體現著國家對犯罪行為的否定評價和嚴厲譴責。
如果就第一層意思來說，那么死刑對于刑罰具有相當的意義，因為他的威嚴性足以達到警告他人的目的。那么死刑的存在將是必然的，也會繼續存在下去。但就第二層意思來說，死刑是為了對犯下的罪行的懲罰，那么死刑的存在將顯得不是那么的必然。
二、 我國死刑廢除問題的分析
死刑在中國必然也要廢止這是不可逆轉的方向，這也是世界性的趨勢，清醒的認識這一點很重要。但是死刑并不是說廢止就廢止的，畢竟它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事物的發展是逐步的循序漸進的，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死刑的廢止亦是這樣的。我個人覺得，死人在我國還不能廢除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傳統的正義是非觀念在我國仍占主流地位，尤其在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中。殺人者死之類的報應觀念源遠流長，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社會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死刑的廢止起著強烈的阻卻作用。“對罪犯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一觀念目前仍深入人心。
保留死刑在中國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對于一些動機惡劣、手段殘忍、危害重大的罪犯，群眾會認為其“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民意雖然不能成為完全的法律，但法律更不能完全無視民意的存在，否則法律便不能得到民眾的尊重和認同，從而有喪失公正性的危險。
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長河中，歷代統治者推行嚴刑峻罰，以達到治國平天下、遏制犯罪的目的。在統治者長期的強化下，也使民眾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強烈的“殺人償命”的報應復仇的意識，甚至“殺人償命”是至今還流行的觀念。
前面說過死刑出現在奴隸社會時期，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甚至在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對于這個經歷過幾個不同社會形態的事物要想把它從歷史上抹去不是一帆風順、一朝一夕的的事情。其次，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使得中國有著強烈的家庭觀念。談死刑的存廢，為什么要聯系到中國傳統的家庭家族觀念呢?中國古
代有一種刑罰叫“株連九族”，就是一個人犯死罪，家族成員與其共同承擔刑事責任的刑罰制度。與其相似的還有一種刑罰叫“連坐”，即一人犯法，家庭鄰居等與犯罪者有一定關系的人都要連帶受罰。中國是一個家庭、家族和鄰里觀念比較強的國家，在古代如果一個人的親戚鄰里有人犯罪，那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
到了現代，中國的家庭觀念得到延續，如果一個家庭中的成員犯了罪，不僅他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家庭成員也會被其他人瞧不起。而如果一個人犯了死罪，那么對于一個家庭而言，不僅僅是失去一個親人，在精神上的威懾力也是巨大的。
因此死刑才能更有效預防犯罪。而在歐美國家，家庭觀念相對較弱，死刑在預防犯罪方面的效果不是很好，用其他罪行來代替死刑也是情理中的事。
綜上所述，中國殺人償命思想根深蒂固，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決定中國廢除死刑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死刑在中國有著極強的威懾力。在預防犯罪方面，是其他刑罰暫時無法代替的。
其次，中國還不具有廢除死刑的經濟條件。首先，中國的經濟條件和物質文明還不允許立即廢除死刑。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雖然近幾年在改革開放的積極激勵下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和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尤其是近幾年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犯罪案件也隨之增多，這對經濟的發展十分不利。在中國死刑中，經濟類案件占據了很大一部分，因此必須要有強有力的刑罰制度來保障中國經濟運行。從目前中國現實來說，中國還不具備廢除死刑所應具備的物質文明。
中國現在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物質條件還很落后。在這種物質條件還很落后的情況下，生命價值同樣保持在一個與物質條件相對應的較低水平上，而物質文明提高后，抗制犯罪的物質條件大為改善，社會可以采取刑罰以外的條件措施有效地防范犯罪。但是中國目前物質水平低，人口眾多，死刑在這一前提下是最具效率的刑罰。
其次，一項刑罰的執行需要很多執法人員和監管人員，如果廢除死刑后，中國需要大力加大對監獄的看管，對服刑人員的監督，這就需要加大財政投入，而廢除死刑后服刑人員創造的價值遠遠小于投入。
中國經濟不發達，雖然財政收入多但人均少，而且中國的教育、社會福利等也需要發展，如果廢除死刑后在這方面投入過大勢必會影響其他方面的投入，不利于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和社會穩定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在現階段經濟條件不具備、物質文明不允許和社會穩定不允許的情況下，中國廢除死刑是不明智的。
最后，中國還不具有廢除死刑的法制環境條件。我國現行《刑法》即1997年《刑法》是在對1979年《刑法》修改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1997年《刑法》作了許多改進。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現行法律已經滯后，不能與社會相適應。
我國現在是世界上規定死刑罪名最多的國家。我國刑法在42個條文中規定了69個死刑罪名，使我國成為世界上規定死刑最多的國家。并且也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每年被執行死刑人數是全球其他國家執行人數之和。
任何事情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如果立即在全社會廢止死刑。全國范圍內的各層人民和司法機關必定會有所不適應，容易造成社會動亂，并且從人民網的民眾投票來看，有 90以上的人不支持立即全面廢除。所以中國還不具備廢除死刑的法制環境。
三、我國死刑改革和完善的對策
那么中國死刑改革應該怎么繼續推進呢?中國是至今保留和執行死刑的國家，也是世界上規定死刑罪名絕對數最多的國家。高死刑率已成為我國刑法的特色。新中國建立以后，在黨的“少殺、慎殺”思想指導下，我們確立了“保留但嚴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但目前，在刑事司法中實際適用死刑的案件增多，執行死刑的人數也增多。
死刑所固有的威懾力、抑制力呈弱化趨勢。歷史與我國近十多年的實踐證明，死刑對于犯罪并無有效的威懾力，預防犯罪要靠綜合治理，不能迷信死刑。中國有著不同與外國的具體國情，短時期內廢除死刑還是個夢想，但控制死刑是非常應該、完全現實的選擇，現階段，我國應走出重刑主義和死刑萬能的誤區。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改革，使我國死刑走向“輕緩慢”
(一)從刑事立法上減少死刑適用范圍
嚴格規定死刑適用條件。刑法第48條關于“罪行極其嚴重”的規定，過于抽象，而刑法分則關于各罪的規定，同樣使用了一些概括性用語，缺乏明確性，同樣不利于死刑的適用。
減少適用死刑的罪名。我國現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有三分之一純粹起威懾作用，備而不用，適用極少，這些犯罪的死刑完全可以廢除;而財產犯罪和經濟犯罪的死刑罪名雖然嚴重侵犯經濟秩序，但畢竟未使用暴力手段，也沒有侵犯公民
的人身權利和社會的根本利益，也應該廢除;剩余的目前還有保留的必要性，但應在立法技術上加以調整，進一步合并死刑罪名，從而達到減少死刑的目的。
(二)從刑事訴訟程序上完善死刑的適用
充分發揮死緩制度作用，堅持少殺方針。在介于可殺與不可殺之間的就一定不要殺，可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樣既能堅持少殺又能防止錯殺，是刑事司法減少執行死刑最有效的措施。現階段在刑事立法中適用死刑范圍較大的情況下，應特別強調充分發揮死緩制度的作用，以嚴格控制執行死刑的數量。
完善并嚴格執行死刑復核程序，以保證正確適用死刑。嚴格死刑執行程序，防止錯殺。在收到執行死刑命令后，負責執行死刑的人民法院及其同級人民檢察院，應對該適用死刑案件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方面再一次進行審查，發現有不能執行死刑的情況要及時按訴訟程序進行處理，以切實防止錯殺，使執行死刑收到更好的社會效果。
加強法官的素質培養，樹立少殺慎殺的思想，努力減少死刑宣告。少殺慎殺是我們現在仍然堅持并一直作為指導死刑運用的一項至高無上的死刑思想。
少判處死刑，不僅可以獲得社會同情，有利于分化瓦解敵人，有利于爭取教育罪犯的親屬子女，而且可以保留一批勞動力為社會創造財富，還可以保留一批活證據，有利于持久深入地開展同犯罪的斗爭，適用死刑應當是慎之又慎。而真正樹立起少殺慎殺的指導思想，切實堅持“嚴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則是減少死刑宣告的思想基礎和政策保證。
公布死刑統計數據。這樣有利于就死刑對嚴重犯罪的威嚇效果進行全面的實證研究，從而為正確的認識死刑的功能和作用提供客觀的科學依據;將整個死刑適用置于整個社會乃至世界監督之下，有利于限制和減少死刑的適用。
(三)從司法解釋上限制死刑適用
由“死刑保留”向“死刑只是暫時保留，終將走向廢止”轉變。在對待死刑存廢問題上，我國刑法學家陳興良教授的觀點具有指導意義。他認為，從應然性上說，我們應當提出死刑廢止的問題，并大力加以弘揚。在人道的法庭上，死刑面臨著被判死刑的命運。但是，從實然性上來說，死刑必須廢止，不等于馬上能夠廢止。我國目前死刑廢除的條件顯然沒有成熟，但限制死刑是完全應當的。上
述觀點是目前對待我國死刑問題的基本立場，符合當前實際。刑事法官應確立這一正確的立場，由對死刑的無節制的適用轉向有限制的適用，由對死刑的嗜好轉向對死刑的反感，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盡量不適用死刑。
由重刑化向輕緩化轉變。走出重刑主義和死刑萬能的誤區，樹立正確的死刑觀念，防止死刑濫用。對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列寧指出：懲罰的警戒作用決不是懲罰的嚴厲與否，而是看有沒有人漏網。
重要的不是嚴懲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德國學者耶林有一句名言：刑罰如兩刃之劍，用之不得其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這都分別說明了刑罰及時、確定的相對重要以及重刑主義的弊端。當前，一些刑事法官尚存在著嚴重的“重刑化”思想，違背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和刑法的謙抑精神，理應及時轉變觀念，走出重刑主義和死刑萬能的誤區。
四、 結語
對于中國死刑的存廢討論，不能過多的借鑒外國的做法。必須聯系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其實不管死刑存廢，只要一個刑罰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有利于國家穩定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是好的刑罰。
當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死刑制度也要進行改革，跟上時代的發展。比如從司法程序上進行嚴格控制、建立死刑的正當程序、增設死刑赦免制度、加大死緩的應用等。廢除死刑是刑罰制度發展的趨勢，是民主法治的追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
法律事務本科論文范文篇3
因此，本文就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的如實告知義務 ——即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當事人依法將與合同訂立有關的事實如實向對方陳述或說明的義務進行闡述。內容包含：
一、告知義務的立法目的---任何保險合同的訂立，都必須以告知義務的履行為前提;
二、告知義務的內容;
三、告知義務的主體----保險合同的當事人，即投保人和保險人;
四、告知義務的履行 ----投被保人告知義務的履行和保險人告知義務的履行;
五、告知義務的違反及后果，主要對投保人違反告知義務的構成要件及后果和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的后果進行分析。
關鍵詞：保險合同 如實告知 義務履行
告知義務，即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當事人依法將與合同訂立有關的事實如實向對方陳述或說明的義務，是保險法的重要內容。告知義務的承擔與履行對保險合同的成立本無影響，不論當事人是否依法履行了告知義務，只要保險合同具備成立的條件，即告成立。告知義務的違反，由于告知義務的主體不同后果也不相同。現就告知義務做以下闡述。
一、告知義務的立法目的
任何保險合同的訂立，都必須以告知義務的履行為前提。保險合同是以風險為對象的，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就是投保人轉移風險(投保)和保險人接受風險(承保)的過程。由于風險的不確定性，一方對風險的判斷和評估需要對方的幫助。
投保人投保時所選的險種是否適合自己的需要，投保后能否獲得完全充分的保障，需要保險人對其事先擬訂的保險條款進行明確的分析說明;保險人是否決定承保以及保險費的高低，也主要是依據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或被保險人有關情況的如實告知而決定。任何一方存在欺騙隱瞞，都可能導致對方判斷失誤而身受其害，同時因為風險的不確定性，使保險合同的訂立存在投機可能。
保險合同在訂立時，對未來危險事故是否發生無法確定，投保人一方交付保險費，保險人是否履行賠償義務，取決于合同約定的保險事故是否發生，針對這一特殊情況，法律要求當事人在訂立保險合同的過程中應當最大限度地遵循誠信原則，承擔如實告知的義務，以滿足雙方當事人正確判斷和評估風險的需要，防止欺詐和隱瞞，杜絕保險活動中的投機行為。
二、告知義務的內容
告知是保險合同當事人一方在合同締結前和締結時以及合同有效期內，就重要事實向對方所作的口頭或書面的陳述。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都有如實告知的義務。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締結前或簽訂合同時以及在合同有效期內，應當盡量將已知及應知的與保險標的有關的重要事項如實告知保險人;保險人在保險合同締結前或締結時也應將對投保人有利害關系的重要事實如實向投保人陳述。
告知義務是法律要求保險合同當事人須為一定行為的義務，義務人不能拒絕
履行，更不能防礙對方履行。告知義務作為法定義務，其本身不是保險合同的組成部分，但可以誘使合同的訂立，同時當事人告知的內容還可以成為保險合同內容的一部分。
三、告知義務的主體
(一) 投保人
我國《保險法》第17條第1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應當向投保人說明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并可以就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由此可知，告知義務人的主體原則上為投保人，因為投保人是締約合同的主體。
(二) 被保險人
我國《保險法》第17條規定：“投保人負如實告知義務”。 此處的投保人應作擴張解釋，即在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不是同一人時，被保險人也應負告知義務。在人身保險中，只有被保險人對自己身體狀況更為了解，比投保人負擔告知義務的理由更加充分。因為有關被保險人的個人、或者隱秘事項，投保人難以知曉，這樣若不使被保險人負擔如實告知義務，對于保險人正確估計危險就會有所妨礙。所以，被保險人也應承擔如實告知義務。
(三) 保險人
保險法要求保險人承擔告知義務已被保險人完全接受，并付諸行動，《保險法》第16條第1款規定了保險人應承擔告知義務。保險人與投保人一樣承擔告知義務是毫無疑問的。我國保險法要求保險人承擔告知義務的開創性規定，不僅擴大了誠信原則在合同訂立階段的使用范圍，而且體現了公平原則，完全符合保險業發展的總趨勢。
四、告知義務的履行
(一) 投被保人告知義務的履行
投保人一方的告知義務人，根據《保險法》第16條的規定，僅僅是投保人一個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都無此項義務。實踐中，當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分屬兩人時，一般認為被保險人也應承擔告知義務，尤其是在人身保險合同中更為如此。理由在于，被保險人是保險事故發生的客體，對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最為了解，特別是有關被保險人的個人或隱私事項，除被保險人本人以外，投保人難以知曉。
因此，讓被保險人承擔告知義務，對承保危險的精確評估十分有利。
告知的期間。告知義務的履行期間是從當事人訂立保險合同時開始到后來成立時結束。根據《保險法》第16條的規定“訂立保險合同，投保人對保險人就保險標的或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提出的詢問應當如實告知”。保險合同成立后，合同所承保的危險總是處于不斷變化的狀態，而危險的增加或減少是以合同成立時確定的危險狀態為衡量標準的。
如果危險增加，被保險人依據合同的約定，負有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保險合同中大都約定有被保險人的危險增加的通知義務。 對投保人告知的范圍，各國采取不同的原則，主要有無限告知主義和詢問回答主義。《保險法》關于陸上保險合同的成立，則采取詢問回答。
保險人沒有詢問的事項，投保人沒有告知的義務，至于詢問的方式，可以是口頭詢問，也可以是書面詢問。實踐中通常由保險人提供一定格式的詢問表，將投保人應當告知的事項都列在表中，讓投保人逐一填寫，投保人除表上所問如實告知外，不負其他聲明義務。
《保險法》第16條第1款規定;“訂立保險合同，保險人可以就保險標的或被保險人的有關情況向投保人提出詢問,投保人應當如實告知。”根據以上規定，同一投保人因與保險人訂立的保險合同不同，應當告知的范圍也就不同。
(二) 保險人告知義務的履行
保險人的具體業務活動都是由其業務員或代理人來完成的。因此保險人承擔的告知義務當然也是由具體承辦人員來履行的。當具體承辦人員將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告訴投保人時，就意味著保險人履行了告知義務。同時承辦人員履行告知義務的后果由保險人承擔。保險人不得以業務員或代理人的說明有誤或回答超出其授權為由，而拒絕約束。
告知的內容。有兩方面，一是保險合同的條款內容，即投保人所投險種的所有有關的條款內容，具體包括：投保條件、保險責任和保險期間的開始時間、除外責任、保險費以及支付辦法、保險金額以及保險金的申請與給付辦法等等。
二是與保險合同訂立的有關事項，如《保險法》第105條規定“保險公司及其工作人員在保險業務活動中不得對投保人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不得阻礙投保人履行法定的如實告知義務”。此外，是否需要對被保險人進行體檢、保險合同約定的保險金額是否需要上報批準、投保需要辦理的特別手續以及退保等具體規定，也需要向投保人明確說明。
五、告知義務的違反及后果
告知義務的違反，即當事人沒有依法正確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如誤告、錯告、隱瞞、遺漏等。由于告知義務承擔主體的雙向性，投保人違反告知義務的構成要件與后果和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的構成要件及后果各不相同。下面分別予以評析。
(一) 投保人違反告知義務的構成要件及后果
根據《保險法》第16條第2款的規定：“投保人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或者因過失未履行告知義務的，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投保人違反告知義務的構成要件，有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客觀要件：告知義務人不告知有關重要事項或有關事項做不實說明。
主觀要件：義務人的告知或不實的告知是否為故意或過失所致。我國《保險法》第16條規定：“投保人故意隱匿事實，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或者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險費率的，保險人有權解除保險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保險人對于保險合同解除前發生的保險事故，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責任，并不退還保險費。”
可見，我國《保險法》對于告知義務的違反，根據義務人的主觀心理狀態和違反告知義務造成的實際后果或者說違反義務的程度不同而作了不同的處理。
如患有癌癥而謊稱身體健康等。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者，說明投保人在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中有欺詐行為，此時保險合同的性質屬民法上因欺詐所訂立的合同，保險人可行使解除權而使合同自始無效，并不退還保險費。保險人不退還保險費應視為是對投保人締約過失的一種經濟懲罰。
投保人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可能是因為投保人對保險標的的有關知識了解不夠，或者不能正確理解“重要事項”的內容，或者是因為馬虎未能知悉保險標的的相關信息。因此，投保人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主觀上并不存在惡意，不能看作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所以，保險人可以解除保險合同，但應當退還保險費。
(二) 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的后果
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的構成要件，法律無明確規定，但從《保險法》第17
條規定的保險人未明確說明其責任免除條款的，該款就不產生效力的后果來判斷，法律對保險人告知義務的違反在主觀要件認定上采取的是嚴格責任原則。即不論保險人在主觀上有無過錯，只要其未盡說明義務，或者不能證明自己盡了說明義務，均構成告知義務的違反。
保險人違反告知義務的后果由于保險人沒有進行說明合同條款或其他事項在合同中的地位，或對合同的影響不同，所產生的后果也不相同。
1、保險人未對其責任免責條款進行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保險法》第17條規定：“保險合同中規定有關于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投保人明確說明，未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產生效力”。
為防止保險人通過責任免除條款的規定而任意擴大責任免除范圍，從而產生對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不公平的條款，各國對此都加以特別的限制。我國也采取了這一通行的做法，把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的明確說明，作為該款生效的必要條件。保險人未對責任免除條款說明的，免責條款就不生效，保險人對其責任免除范圍內的事故仍應承擔賠償或給付責任。
2、保險人對投保人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的，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保險法》第105條規定：“保險公司及其工作人員在保險業務中不得有下列行為：1.欺騙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2.對投保人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3.阻礙投保人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或者誘導其不履行如實告知義務;4.承諾向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給予保險合同規定以外的保險費回扣或者其他利益。
第132條規定“保險公司及其工作人員在保險業務活動中對投保人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由金融監管部門對保險公司處以一定數額的罰款，對有違法行為的工作人員給予處分，并處于一定數額的罰款。”
3、保險人未對與保險合同有關的其他事項明確說明的，對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沒有約束力。
在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由于險種不同，保險人承保的條件也不相同。如果保險人對某一險種的承保條件有特別規定的，如人身保險中關于被保險人是否進行體檢的要求，因保險金額的大小而不同，只要保險人未將這些特別規定告訴投
保人，對投保人就沒有約束力。即使按照保險人的規定，對被保險人應當體檢而沒有體檢的，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的發生而要求賠償的，保險人仍應承擔責任。 下面就具體案例對告知義務做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李先生于1999年12月為其當時只有3歲的女兒投保了一份國壽康寧終身保險、一份子女教育保險和一份生命綠蔭保險，保險金額共計8萬元。次年5 月，女兒因患先天性心臟病不治而亡。李先生向保險公司提出保險理賠申請，保險公司以李某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為由拒賠，李先生遂一紙訴狀將保險公司推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李先生在訴訟中陳述：自己在保險業務員多次上門宣傳鼓動下，加上愛女心切，就決定按業務員設計的教育醫療綜合保險計劃為女兒投保。在正式簽訂保險合同之前，由保險公司核保人員將女兒帶到定點醫院進行了例行體檢，醫生當時未曾查出女兒有任何病情，于是辦理了相關保險。
在整個過程中，一切都是按照被告規定的程序進行，所以，并不存在有任何欺詐行為;體檢醫院是保險公司定點體檢醫院，也不存在有作弊行為;女兒生前活潑可愛，沒有什么病態反應，自己根本不知道其患有先天性心臟病，被告稱沒有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實屬冤枉。
法院判決，投保人陳述有理有據，不存在任何欺詐行為，保險公司提供的依據多為臆測之詞，該保險合同為有效保險合同。造成此次保險糾紛的主要責任在保險公司，被告應嚴格按照保險合同規定，如數向原告賠付8萬元。
分析：像李先生這種的確不知道女兒患病的情況，在保險投保中非常普遍。因為保險合同不能窮盡所有的疾病，對于很多被保險人為成年人的，也存在很多類似的疑問。
一種是不知道某些疾病的影響程度，保險代理人也未能當場進行專業的判斷，而在急于簽單的情況下，草率了事。雖然規定如實告知的義務，是在防止投保人帶病投保，但從專業律師的角度來看，不僅投保人存在道德風險，保險公司同樣也存在找各種理由拒賠的道德風險。
總之，根據《保險法》的規定，投保人在投保時，應對被保險人的情況向保險人做如實說明，否則保險人有合同解除權和保險金拒付權。
因此對于投保人而言，如實告知是必須履行的義務，自作聰明，往往吃虧的還是自己;對保險人而言，必須加強代理人綜合素質的提升及核保、理賠等專業環節的監督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因違反如實告知義務而造成的道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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