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醫學史的優秀論文(2)

　　中國古代醫學史論文篇二

　　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研究

　　[摘 要] 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的研究在當前考試界處于空白狀態。本文意在從中國古代醫學的地位，考察醫學教育與考試對我國文化的傳播和影響，以便知古鑒今，發揚優秀傳統，搞好當今我國醫學教育與考試。

　　[關鍵詞] 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考試;研究

　　一、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研究命題之構想

　　對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進行疏理和研究，在當前國內考試界還是空白，由于沒有現成的資料可供借鑒，大部分相關資料夾雜于經史子集中，收集、鉤沉和消化這些資料非常困難，更由于受學科分野和本人的研究水平所限，雖然進行了一些思考、梳理和研究，但還存在不少困難、缺少和不足，也有很多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研究的地方。本人意在拋磚引玉，還懇請專家和廣大讀者相與評騭，賜之斧正，也希望更多的同行加入到這一研究行列中來，裨補其疏，闡精入微，以共掖于祖國醫學教育和考試。

　　關于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的歷史發展與成敗得失，歷代學者、醫家多有論及，如清代著名醫家徐大椿在《醫學源流論?考試醫學論》中指出：

　　醫為人命所關，故《周禮》醫師之屬，掌于冢宰，歲終必稽其事而制其食。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升補。元亦仿而行之。其考試之文，皆有程式，未知當時得人何如。然其慎重醫道之意，未嘗異也。故當時立方治病，猶有法度，后世醫者，大概皆讀書不就，商賈無資，不得已而為衣食之計，或偶涉獵肆中，剿襲醫書，或托名近地時醫門下，始則欲以欺人，久則亦自以為醫術不過如此，其誤相仍，其害無盡，岐黃之精義幾絕矣。若欲斟酌古今考試之法，必訪求世之實有師承，學問淵博，品行端方之醫如宋之教授，令其嚴考諸醫，取其許掛牌行道。既行之后，亦復每月嚴課，或有學問荒疏，治法謬誤者，小則撤牌讀書，大則飭使改業。教授以上，亦如《周禮》醫師之有等，其有學問出眾，治效神妙者，候補教授。其考試之法，分為六科，曰針灸，曰大方，曰婦科，曰幼科兼痘科，曰[科，曰外科。其能諸科皆通者，曰全科。通一二科者曰兼科。通一科者曰專科。其試題之體有三，一曰論題，出《靈樞》、《素問》，發明經絡藏府、五運六氣、寒熱虛實、補瀉逆從之理。二曰解題，出《神農本草》、《傷寒論》、《金匱要略》，考訂藥性病變制方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日治病之驗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如此考察，自然言必本于圣經，治必遵乎古法，學有淵源而師承不絕矣。豈可聽涉獵杜撰，全無根柢之人，以人命為兒戲乎?

　　其中回溯中醫教育考試歷史，評判得失，鞭辟時弊，頗有振耳發聵之功。

　　本文目的在于宣揚文化，提倡科學，整理國故，復興民族;由神祗的醫學進而為實驗的醫學，由玄學的醫學進而為科學的醫學，使其在中國文化大繁榮大發展中，繼續創新，展現新姿。

　　關于中國古代醫學其分期可分為：先秦時期可稱上古的醫學;自兩漢歷晉、隋、唐、宋以至金元，可稱為中古的醫學;明清時代即為近世的醫學。

　　上古的醫學，最難征信;神話是研究歷史重要的史料，所以在上古的有關文字篇章中，間亦記載神話的資料;至于在上古的醫學書籍，雖然是中古的人所假托;但是因為沿用上古的名稱，所以有若干醫學書籍仍列于上古。

　　中古的醫學，最為重要;如唐宋外國醫學的輸入，金元醫學流派的競爭以及中世紀的醫學著述，歷朝醫學的]變，醫事的制度，疾病的名目，都詳細記載。

　　近世的醫學，如西洋醫學的輸入，日本醫學的輸入，極為重要，這是新醫學的發軔，所以記載不厭求詳。

　　我國古代的醫學教育與考試就是循著中國古代各朝代發展的。

　　二、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基本概況及其獨特優勢

　　1.歷史悠久，源遠流長

　　祖國醫學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已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它綜合了中華民族長期和疾病作斗爭的豐富經驗，并且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即已上升到有較完整理論體系的階段。它形成的標志是四部醫學典籍先后問世。即：《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含《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分)和《神農本草經》。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祖國醫學從未間斷地對我國歷代人民和世界人類的保健事業，作出巨大貢獻。這是祖國的光榮，也是我們足以引為自豪的一份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

　　遠在公元前5～3世紀(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了一個“諸子逢起，百家爭鳴”的文化高潮，各種學術思想都達到了一定高度。在這種客觀環境的影響下，許多杰出的醫學家們，全面地總結了春秋戰國時期和當時以前的醫學成就，著成了中醫第一部經典著作――《黃帝內經》，以樸素唯物論的陰陽五行學說，作為醫學理論體系，以此來解釋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體內部臟腑的相互關系，并在整體觀念的原則下，闡明有關病理、診斷、預防、治療等等醫學上的一切問題，從此奠定了祖國醫學的理論基礎，指導著整個學術思想的發展。《難經》是繼《內經》之后的一部醫學經典著作，成書于漢代。全書以闡明《內經》要旨為主，用問答的形式進一步探討了臟腑、經絡、病證、診斷、治療等各方面的道理，內容簡要，辨析精辟，補充了《內經》的不足。東漢末年偉大的醫學家張仲景在“內經”的理論基礎上又創造性地進一步發展了“辨證論治”的法則，著《傷寒雜病論》(包括《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部分)，是一部臨床醫學。《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集東漢以前藥物學研究之大成，共收錄365種藥物，按照養生、藥物性能功效、有無毒性物分為上、中、下三品。書中將藥物分為四性、五味，并完善了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與七性和合的理論，對后世中藥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到了金元時代，劉完素、張子和、李東垣和朱丹溪等四位卓越的醫學家繼承了祖國醫學內經理論的傳統，并結合具體的時間、地點、對象，各自發表了學術主張，豐富了中醫學術。清代又在“內經”、“傷寒論”的基礎上結合當時與以前的各家學說經驗，成功地發展了溫病學說，使中醫對許多急性熱病的診斷和治療更趨完整，這是繼“內經”、“傷寒論”后的一個偉大成就。由此我們可以概括地看出祖國醫學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的淵源。

　　我國數千年來的醫學著作，就現有書目記載，當在五、六千種以上，這是一份莫大的財富。此外，散見于經、史、子、集、小說、筆記及道藏佛書中的醫學資料，更是隨處可得。這許多的醫學文獻，除了足以說明祖國醫學的內容是極其廣博之外，完全證明了我國歷代勞動人民在文化創造中是有巨大的貢獻的。

　　2.中國醫藥理論體系完整，具有獨特的優勢

　　首先，中醫藥作為中華民族的瑰寶，是我國各族人民在幾千年生活實踐和疾病作斗爭中逐步形成并不斷發展的醫學科學，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對世界文明進步產生了積極影響。在長期發展進程中吸納、融會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和人文精神，中醫藥文化不僅體現了中醫藥的本質與特色，也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中醫藥文化天地一體、天人合一、天地人和、和而不同的思想基礎，整體觀、系統論、辨證論治的指導原則，以人為本、大醫精誠的核心價值，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認知方式和價值取向，具有超前性和先進性，受到越來越多人們的認同。

　　第二，中醫藥有“簡、便、驗、廉”的特點，能有效化解人民群眾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從神農、黃帝、岐伯、雷公到張仲景、孫思邈，中醫已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成為光耀萬古的醫學科學。

　　在世界歷史上，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臘及中國都曾有過自己的醫學，并稱為四大傳統醫學。但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除中國外它們都先后流失了。而惟一得以延續的，只有中國的中醫。中醫是國之瑰寶。幾千年來華夏兒女治病療傷靠的是中醫。直到今天，中醫在人民的生活中仍發揮著防病治病的重要作用。中醫藥毒副作用小、醫療成本低、個性化診治，這些都具有獨特的優勢。

　　第三，從渾沌初開到當今盛世，綿延數千年的實踐表明：中醫藥在防御、克服自然災難和社會動亂對民眾身心健康造成的威害，確保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即使在西方當代醫藥理論和應用技能在我國已經占據主要地位的情況下，在國民養生保健、農村和邊遠地區、中低收入群體日常醫療以及在治療SARS等世界性高危傳染病等諸方面依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中醫藥是重要的醫療保健資源，對于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好的就業崗位和機會，拉動居民醫療養生保健等健康消費，促進農業結構調整、農民創收和推動服務貿易發展等具有獨特的作用。

　　第五，中醫藥是我國重要的醫療衛生資源，臨床療效確切，預防保健作用獨特，治療方式靈活，費用比較低廉。充分利用中醫藥資源，充分發揮中醫藥作用，充分彰顯中醫藥優勢，有利于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有利于開辟一條供得起、重預防、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醫療衛生發展道路。

　　3.中醫藥文化是中華民族一顆燦爛的明珠

　　我們說的中醫藥文化主要指中國古代所形成的中醫學。它是以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經驗為主體，研究人類生命活動中健康與疾病的變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綜合性醫學科學。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中醫藥文化像一顆璀璨的明珠，至今仍放射出耀[的光芒，并不斷得到發揚光大。醫藥學的誕生、發展直至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并不是孤立的、片面的，而是有其深厚文化背景的。因此，通過文化背景研究和探討文化典籍中的醫學史料和醫學思想，對全方位總結中醫藥文化的精髓實質以及醫學教育與考試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文史醫學是中醫藥文化向文史哲延伸的交叉學科，既具有中醫之內涵，又具有文化之外延。什么是中醫藥文化?從廣義上來說，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中醫藥文明成果的總和，這種文明成果包括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從狹義上來說，是指中醫藥的思想形態，主要側重精神領域，具有明顯的學術性、時代性和民族性。中醫藥文化的研究對象以及醫學教育與考試是中醫藥的診療技術、文獻典籍、歷史背景和思想方法。文史醫學是從中國文化史的角度來研究文史典籍中的醫學史料和醫學思想，以及醫學發生發展規律的一門科學。

　　中醫藥文化與教育考試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科技文化，具有主體性、開放性和傳承性。所謂文化的主體性，是指中華民族文化是中醫藥文化的根和本，是中醫藥文化的軸心和脊梁;而古代的越南、高麗、琉球、棉蘭等周邊國家所創造的中醫藥文化和外來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對中醫藥文化的影響，也應視為中醫藥文化的枝和葉，是對中醫藥文化有益的充實。所謂文化的開放性，是指中醫藥文化并不是封閉的、停滯的，而是吸收了各個時代的人類科技文化成果。所謂文化的傳承性，是指中醫藥文化在繼承和創新的過程中，不斷得到發揚光大。

　　中醫藥文化與教育考試的涵蓋面寬、涉獵面廣，內容廣泛涉及中醫藥的歷史、文獻、史料、思想等方方面面。因此，本文從文史哲的視角來看文史典籍中的醫學史料和醫學思想，以期架起一座連接文史與醫藥的橋梁，它的研究性質是是介于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范疇，是自然科學史和文化史的有機結合體。我們希望能夠為中醫藥文化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一塊基石，也期望開啟中國教育與考試之先河。通過歷史的考察，我們將中國各個歷史時期文史醫學的基本特點分作如下七個部分，中國不同特征的文化學術，大致也可以在這七個時期反映出來。呂思勉先生在《先秦學術概論》一書的開篇中寫道：“吾國學術，大略可分七期：先秦之世，諸子百家之學，一也。兩漢之儒學，二也。魏晉以后之玄學，三也。南北朝、隋唐之佛學，四也。宋明之理學，五也。清代之漢學，六也。現今所謂今學，七也。”本文所論雖不唯以文化學術為中心，但每個歷史時期的文化學術確確實實對文史醫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醫藥文化的發展。

　　三、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及其基本方法

　　祖國醫學教育事業的設立也是非常早的，在公元4世紀時(南朝劉宋)，便已開始注意用學校性質的教育形式來培養醫生。至公元624年唐代所設的太醫署，已發展成為規模相當巨大，組織相當完備的醫學學校，由署命丞掌管，下有博士、助教、醫師、針師、按摩師、咒禁師、藥園師、醫工、醫生、藥園生等全體工學人員三百余人。太醫署總分醫和藥兩個部分，醫部設醫、針、按摩、咒禁等四科;醫科又分體療、瘡腫、少小、耳目口齒、角法等科，各科都有不同的修業年限，并有統一的考試辦法。這樣規模的醫學學校，在世界醫學史上來說屬于首創，較之歐洲最早的醫學校要早幾百年。

　　中醫學雖然是世界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在理論體系、治病手段等方面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也決定了其在傳承教育方式和考試制度上有自己的獨特性。中國是世界上最早設置醫學教育與進行醫學考試的國家，并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形成了別具特色的醫學考試制度。

　　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包括不同時代醫學教育的學校、管理機構、管理制度、人員設置，醫學教育的格局、形式、師資、學制、教材，醫學人才考試的門類、科目，考試者的報考條件、報考程序，試卷的命題形式、內容，考試過程的監督、防弊、懲處，人才選拔、任用的方式、標準，任官以后的俸祿、待遇、考核、升遷、獎懲，業醫者的登記、資格考試、管理、責任與義務，巫醫、儒醫、道醫以及軍醫、法醫、獄醫、獸醫產生的時代背景、特色以及在考試、選拔、任用上的不同要求與特點，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不同時代的歷史變化、相互影響、不斷完善。西醫開始滲入后對中醫教育與考試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由于醫學教育與人才選拔受不同時代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醫學教育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一個分支，醫學人才的選拔任用也是古代人才選拔的一個方面。因此，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離不開在相關時代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和相關時代的教育制度等。這些相關時代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制度等，對醫學教育與考試在不同時代的地位、所受重視程度，不同時代的思想、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制度等與醫學教育乃至考試制度的關系都有其相互影響。

　　古代醫生的選拔、考試與中國的官制一直有著密切的關系，迄今我國民間關于醫生的諸多稱呼，仍可以看到與官制相關的痕跡。如清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二十一的記述：“《容齋三筆》：‘神宗立醫官，額止于四’，……今北人稱醫為大夫，南人稱醫為郎中，本此。蓋宋制醫官，有大夫，有郎也。其下所云，又有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筱，似乎和大夫班在和安大夫之下。”因此，醫學教育與考試的研究也不能不涉及歷代的官制。

　　從總體上說，三代以前醫巫一體，醫由巫兼任。西周以后醫學逐漸從巫醫中獨立出來，雖還沒有出現獨立的醫學教育，醫學人才大都由民間脫穎而出，但已形成較完備的醫事管理考核獎懲制度。《周禮》中分醫師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四科，并“歲終則稽其醫事”，按考核結果分醫生為四等，形成了以實際醫療水平決定薪俸的考核原則，開后世醫學考試注重臨床操作能力之先河。春秋戰國時期，官學衰落，私學興起，醫學教育出現君臣傳承、師徒傳承、父子傳承多種方式，儒醫、道醫、軍醫產生，醫生的任用呈現出多樣化的標準。秦漢至南北朝時期，醫學教育與人才選拔在承襲前代的基礎上，處于逐漸恢復和發展期，出現了后世醫學教育與考試的經典《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脈經》等，包括醫學在內的專科教育興起，開政府醫學教育的先河。隋唐時期，醫學教育由太醫署負責，至唐時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較完整的醫學教育體系，如針對不同專業的不同學制、浮動學制，考試中旬試、月試、歲終試、畢業試的分段考試和補考制度，既十分嚴格，又體現出很大的靈活性，較好地把握與符合了醫學教育的特點;醫學人才考試納入科舉體制中，“如國子監法”以及仿照“明經”“明法”的規定，表明了唐代對醫學人才的重視;醫學人才的選拔任用上呈現出生徒的考試選拔、制舉、貢舉、待詔等多樣化的特點;對醫學人才的考試貫穿于教學、臨床、醫德等各個環節，有利于提高醫學教學與醫療的質量;設置翰林醫官，對五代后唐時以翰林醫官掌校醫書、對宋代翰林醫官院的設置產生了直接影響。在唐代的基礎上，兩宋時代的醫學教育與考試得到進一步發展與完善，如將“醫學”與“太學”并列，引入“太學”的學習與考試制度，設置翰林醫官院，表明了政府對醫學教育與考試的重視;鑄造針灸銅人教學時作為教具，考試時作為考具;編制《太醫局諸科程文格》以規范考試命題，考試試題分墨義、脈義、大義、論方、假令、運氣六大類，考試命題采取交叉命題、隨機命題等方式，同時建立題型、內容全面的題庫;將《黃帝內經》納入“太學”考試中，醫學教育中也注重儒家經典的學習，考試中有“儒經義一道”，對應考者的知識結構、醫學理論、臨床技能進行全面考察，提高了醫學人才的綜合素質。可以說，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在唐宋時代已經達到了非常規范與完善的程度。元、明、清三代醫學教育在以往的基礎上也有一些局部的發展和變化，如醫學分科的進一步細化，法醫、軍醫、獄醫已經相對獨立，醫官的考試考核進一步嚴格，對醫生實行末位淘汰制度，不斷強化世醫制度，實行執業醫師考試制度等。尤其應該指出的是，清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西醫傳入中國，對傳統醫學教育與考試產生了全面的影響。

　　四、知古鑒今，資治教考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傳統上一般將中華民族起源的歷史追溯到三皇時代。在那離今已經幾千年的上古時代，人們究竟在想什么，怎么想，沒有直接的文字記載。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關于上古的文獻資料，其實也是遠離了上古時代的文化人的想象與追憶，而不是上古人自己的實錄和記述。但是，人類學、考古學等證明，這些“想象”“追憶”也并不是沒有一點根據，因此我們可以經由這些途徑、線索，探尋中國醫學考試史的淵源。

　　任何理論都源于相應的實踐活動，醫學考試理論也是在長期的醫學實踐活動中逐漸萌生的。傳說中的三皇時代、堯舜禹三代、巫文化盛行時代，都有一些或隱或顯的醫學實踐活動的蛛絲馬跡，給我們研究醫學考試史提供一定的啟示。為此，我們要知古鑒今，資治教考具有重要意義。

　　1.總結經驗，探尋規律

　　研究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總結其中的經驗，尋繹其中的規律，是中國醫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對于我們把握中國醫學教育與考試的特色與規律，更好地繼承與發展中醫學，培養中醫學人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以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為研究范圍，以斷代研究的方法，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元、明、清幾個歷史階段進行研究，實事求是地對有關資料進行系統的梳理和考證，盡力發掘與勾勒我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在不同時代的特點、意義及其發展、]變的規律。

　　通過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的研究，我們認為，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中有很多反映中醫教育與考試自身特點和規律的經驗、方法，頗值得在現代中醫教育、考試與人才選拔中借鑒和進一步完善。如從民間選拔經驗豐富的醫學人才，因人施教的師承帶徒的傳授方式，針對不同專業的不同學制、浮動學制，規范考試命題，采取交叉命題、隨機命題，建立題庫，對知識結構、醫學理論、臨床技能全面考察，注重臨床實際技能的培養與考試考核，強調學醫者要具備較高的先天資質，實行末位淘汰制度，在醫學學習過程中結合傳統思想文化的學習，注重《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論》《脈經》等經典醫籍的學習與考試等等。

　　2.了解古代醫學對外交流，對我們當代對外文化交流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祖國醫學不僅對我國歷代人民的保健事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同樣對于世界醫學也有極大的影響。既有勇敢的獨創精神，又能善于吸收外來的先進醫藥知識，這是祖國醫學的優良傳統之一，也是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條件。如在秦漢時代，已經開始對外交流。公元562年，明堂圖等古典書籍便傳入日本，成為日本針灸學的先導。特別是隋唐時代，中國醫學成為亞洲醫藥的中心，如朝鮮在公元541～693年，置博士教授中國醫學;公元608年日本派遣很多留學生到中國來學習醫學，并帶回很多中國醫藥書籍;中國唐代高僧鑒真應邀至日本傳授中國醫藥技術，日人尊之為藥王。同時，祖國醫學在唐代一方面吸收了一些印度的醫學理論和經驗，另一方面也為印度人民的健康而服務。在阿拉伯方面，由于大量地采用了中國醫學，使中世紀的阿拉伯醫學得到顯著的進步，成為以后歐洲醫學發達的基礎。如11世紀中東醫圣的阿維森納的名著《醫典》中，在脈學和藥物部分有很多是中國醫藥的內容。16世紀中國醫學在預防天花方面由于普遍運用了人痘接種法，取得了很大成就，17世紀便傳至俄國、朝鮮和日本，公元1688年(清康熙二十六年)，俄國曾派專人來中國學習種痘方法，以后再從俄國傳至土耳其和英國，為牛痘接種法的發明開辟了道路。16～17世紀，日本和歐洲各國把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譯成拉丁文以及日、法、俄、德、英等國文字，對歐洲藥物和植物學的進步產生良好影響，并得到國外人士的敬仰。當時蘇聯更把李時珍的石像鑲嵌在莫斯科大學的壁廊，充分說明蘇聯人民對中國醫學和李時珍的崇敬。綜上以觀，祖國醫藥對世界醫藥的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它不但在古代對外交流上起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而且在今后我國對外文化交流中將起著更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3.弘揚古代醫學和名醫的光榮傳統，在當代更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祖國醫學發展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無數卓越的醫學大家，他們不僅有高超的醫療技術，而且有偉大的理想和優良的品德，這許多光榮傳統，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

　　公元前4～5世紀，名醫扁鵲(秦越人)，首先運用切脈法為人診治疾病，為后世對于脈學的研究、運用作了良好的開端。適應各種不同的情況和群眾的需要，開辦了內、婦、兒和五官等科的業務，當他的醫名傳遍天下時，毫不自滿驕傲，這種謙遜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漢代偉大的醫學家張仲景(公元2～3世紀)，鑒于當時社會道德淪喪，疾病嚴重流行，給人民帶來了莫大的災害，因此決心學習醫術，以救死扶傷。他在《傷寒論》自序里寫道：“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嘆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物;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淬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從這里充分顯示了他的仁愛胸懷。他的不朽巨著《傷寒雜病論》，正確靈活地運用了“辨證論治”法則，對后世醫學起了極大的指導作用。

　　三國時期名醫華佗，在外科治療上首先應用全身麻醉方法，給病人進行開腹手術。后漢書華佗傳載：“若疾發結于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剖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這是世界上應用麻醉法進行腹部手術的最早記載。同時，華佗是一個非常有骨氣的醫生，不愿為統治者個人服務，甘愿在民間行醫，因而最后為曹操所害。

　　明代偉大醫學家李時珍(1518～1593年)，在藥物學的研究工作上能破除迷信，大膽創造，歷時27年，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總結了明以前的藥物知識，寫成了一部馳譽于國際的偉大著作――《本草綱目》。

　　明末愛國醫家傅山(1607～1684年)，在明亡以后即奉母入山隱居，以醫掩護，進行抗清運動。康熙時，清代統治者曾召他入都詔舉為博學鴻詞，但他拒不受職，充分表現了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

　　清代溫病學大家葉天士，由于生性聰明，在十余歲時即以醫名噪鄉里，但他始終是虛懷若谷，聞有勝于自己的即趨往求教，傳說曾先后從過17位老師，由于他的勤學苦修，終于在溫病學說的理論和診斷治療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貢獻。

　　以上這些著名的醫學人物，都有著勤學苦修、鉆研創造的精神和救死扶傷、不畏權貴的高尚品質，我們應該很好地繼承這些光榮的傳統。

　　近年來，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醫學模式的轉變，醫患關系日趨緊張。醫學人文教育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多元文化價值取向沖擊醫學人文教育。醫療服務商品化、診斷手段物化、醫患關系經濟化等趨勢日趨明顯，醫療人性淡漠阻礙了醫學人文素質的培養和提升。我們提倡弘揚古代名醫光榮傳統，意在呼喚現代醫學模式轉換高水平的醫學人文教育與考試。即現代醫學模式下的醫生角色，由單純的“醫療保健提供者”轉變為醫療保健提供者、保健方案決策者、健康和知識的傳播者、社區健康倡導者、健康資源管理者的“五星級醫生”。

　　五、加強領導，應當重視和研究中國醫學教育和考試，讓中醫藥在新時代造福大眾

　　從以上資料中可以看出，祖國醫學在歷史上是有著光輝一頁的。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卻成為消滅的對象，受盡了帝國主義和洋奴買辦階級的歧視、排斥、打擊和迫害。國民黨反動派于1929年曾明令取締中醫中藥，這一罪惡措施，雖然在廣大人民的反抗之下，不得不收回成命。但蔣政權并沒有因此而改變其消滅中醫的初衷，最后把公開取締轉變為逐步消滅，其用心是無比惡毒的。因此，在舊社會祖國醫學是不可能得到它應有的發展的。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向來重視祖國的文化遺產，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正確地估計了祖國醫學的科學性和對人民保健事業的偉大作用。毛澤東主席早在1944年便作出了團結中西醫的指示。在全國解放以來，由于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重視和關懷，衛生部門正確地執行了黨的團結中西醫和繼承發揮祖國醫學文化遺產的中醫政策，提高了中醫的政治地拉，大大鼓舞了廣大中醫從業人員的積極性，使50萬中醫隊伍在醫療預防、防疫接種、婦幼衛生、衛生宣傳、汛救災、旱抗澇、愛國衛生等工作中，貢獻了巨大的力量。特別在1954年進一步貫徹了黨中央對中醫工作的指示以后，全國衛生醫藥界更掀起了學習祖國醫學的熱潮，幾年來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史無前例的。祖國醫學無論在理論上或者在臨床上都出現了新的面貌。如經絡學說，得到科學的證明，其傳導路線完全正確;治療上經過中西醫臨床合作，初步總結出的經驗，證明中醫不但能治療一般慢性病，就是對某些慢性傳染病也有很高的療效。特別是在世界上和我國21世紀初流行的大規模的禽流感和甲型N1H1流感中，中醫藥的治療顯示了神奇威力;當前中醫藥養生等皆在全國風起云涌地進行，彰顯了巨大的魅力，已成為中老年的必修課。這些奇特而又神奇的事例，說明祖國醫學只有社會主義的優越制度下，才能有光輝燦爛的明天。

　　當前，我國中醫藥事業有了長足發展。初步建立了中醫醫療服務體系，在廣大農村建成了以縣、鄉、村為基礎的農村三級中醫藥服務網絡，在城市大力推進以社區為基礎的新型城市中醫藥服務體系建設，社會力量興辦的中醫醫療機構發展迅速。全國有縣級以上中醫醫院3165所，72%的鄉鎮衛生院、34%的村衛生室，92%的社區衛服務中心和54.7%的社區衛生服務站能為群眾提供中醫藥服務。目前，全國具有中醫執業醫師(含助理執業醫師)資格人員60余萬人，注冊中醫醫師37萬多人，中醫藥作為我國獨具特色的衛生資源，與西醫藥共同擔負著維護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使命，是中國特色醫藥衛生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則，隨著經濟全球化、科技進步和現代醫學的快速發展，中醫藥事業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難以適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健康需求。中醫藥專家很多學術思想和經驗得不到傳承，一些特色診療技術、方法瀕臨失傳，中醫藥理論和技術方法創新不足;中醫中藥發展不協調，野生中藥資源破壞嚴重;中醫藥發展基礎條件差，人才匱乏。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影響了中醫藥作用的發揮。前幾年一些人借中醫的某些缺陷，又想妄圖扼殺中醫藥這一傳統醫學。故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下發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的改革意見》(2009年3月17日)、《關于支持和促進中醫藥事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同年4月)。

　　“兩個意見”明確提出，要把滿足人民群眾對中醫藥服務的需求作為中醫藥工作的出發點。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保持和發揚中醫藥特色優勢，推動繼承與創新，豐富和發展中醫藥理論與實踐，促進中醫中藥協調發展，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服務。這是指導當前乃至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表明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和支持中醫藥事業發展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為中醫藥事業在新世紀新階段又好又快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在中醫藥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在“兩個意見”的指導下，中醫藥的發展形成了良好的條件，隨著科學技術日益發展，中醫藥的科學價值逐步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中醫藥事業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現在，中醫藥發展呈現了蓬勃生機：《黃帝內經》《本草綱目》已入選世界記憶名錄;“針灸”已入選聯合國非物資文化遺產名錄;屠呦呦獲2011年拉斯克臨床醫學獎;2011年全國有9億人次看中醫治病成為該年中醫藥十大新聞之一;當年，國際社會積極評價包括中醫藥在內的中國醫改：認為我國醫改成就巨大，一些困難問題獲解決，醫改成果得到社會廣泛支持。特別應當提出的是，中國醫學大師的推薦、選拔，在全國范圍內的舉辦，就是對“兩個意見”進行貫徹落實的得力舉措。這有利于在全社會營造支持中醫藥事業、尊重中醫藥人才的良好氛圍，讓中醫西醫并進發展，在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事業中，共同承擔起使命和重任。國家衛生職能部門在基本藥物目錄里，將中醫藥的中成藥納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給予了中醫藥應有的尊重和認同。這種權威界定、科學引導，提高了祖國傳統醫藥、醫學的地位，是對“廢除中醫”等荒謬怪論的否定，也還原了中醫藥應有的尊嚴。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并支持中醫藥事業發展作為完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的重要內容，體現了中醫藥在發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為中醫藥事業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國務院2011年7月印發的《關于建立全科醫務衛生制度的指導意見》和《關于建立住院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從全國醫學教育看，國家將著[于長遠的全科醫生“5+3”人才培養模式(前5年為臨床學本科教育、后3年為全科醫生規范化培養)。我們一定要把全科醫生培養制度作為醫學教育改革的核心，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載體，拓展抓手，加強醫學人文教育，搞好在校醫學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誓做全國人民健康的“守門人”。

　　[參考文獻]

　　[1]南京中醫學院.中醫學概論[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

　　[2]王振國.中國古代醫學教育與考試制度研究[M].濟南：齊魯出版社，2006.

　　[3]林品石，鄭曼青.中華醫藥學史[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4]陳邦賢.中國醫學史[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

　　[5]李良松，郭洪濤.出入命門(中醫文化探津)[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6]鄭洪新.中醫學基礎[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7]楊學為，等.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M].合肥：黃山書社，1992.

　　[8]朱家存.教育均衡發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9]范圍睿.教育政策觀察[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0]劉海峰.高考改革的理論思考[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下一頁分享更優秀的>>>中國古代醫學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