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中離別的詩句

　　《詩經》，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著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了《詩經》中離別的詩句相關知識，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詩經》中離別的詩句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詩經·小雅·采薇》

　　譯：道路長遠慢慢行， 又饑又渴愁腸結。 我的心中真悲傷， 誰知我的哀傷。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邶風·擊鼓》

　　譯：不論生死離別，都跟你說定了，我要牽著你的手，和你一起白頭到老。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國風·王風·黍離》

　　譯：知道我的人，說我心煩憂;不知道的，問我有何求。高高在上的老天，是誰害我如此?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詩經·國風·王風·采葛》

　　譯：采蒿的姑娘，一天看不見，猶似三季長。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經·國風·秦風·蒹葭》

　　譯：河邊蘆葦青蒼蒼，晶瑩露珠結成霜。所戀的那個心上人，正在河水那一方。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小雅·采薇》

　　譯：當初離家去遠方，楊柳飄揚春風蕩。如今歸來奔家鄉，雪花紛飛漫天揚。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經·大雅·蕩》

　　譯：沒有不能善始的，可惜很少有能善終的。事情都有個開頭，但很少能到終了。

　　心之憂矣，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詩經.國風.邶風.柏舟》

　　譯：心中的幽怨抹不掉，好像沒洗的臟衣裳。靜下心來思前想，只恨想飛無翅膀。

　　我姑酌彼兕觥，唯以不永傷。《詩經·周南·卷耳》

　　譯：讓我姑且飲酒作樂吧，只有這樣才不會永遠傷悲。

　　《詩經》文化精神

　　作為中國第一部詩集，《詩經》以其豐富的生活內容、廣泛的創作題材，向我們展示了殷商社會乃至包含著遠古社會的歷史風貌。可以這樣說，《詩經》中的305篇作品，交織成一幅多層次的、多角度的，從多個方面展現殷周社會歷史的立體畫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潛含著無數的可以發揚的文化內容。因此對于《詩經》，我們不僅僅需要從題材上的大體分類中去認識其偉大，而且更需要從整體上去把握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從這方面講，它的意義也是無限的，下面，我們從幾個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士情蘊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農業發展，一方面使中國人很早就擺脫了依賴自然采集和漁獵的謀生方式，有了更為可靠的食物來源，促進了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因采集和漁獵不得不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邊民族的定居農耕文化。從而也很早就培養了中國人那種植根于農業生產的安土重遷、勤勞守成的濃重的鄉土情蘊。

　　《詩經》是具有濃重的鄉土之情的藝術。且不說十五《國風》散發著濃郁的各地鄉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頌》的抒情詩中，也莫不沉潛著植根于農業文化的深深情蘊。這不僅僅表現為周人對農事的關心，對農神的崇拜和農事詩的創作，而且表現為體現在《詩經》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戀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

　　農業生產培養了周人安土重遷的文化品格，反過來，對農業生產的破壞，由于戰爭、徭役等造成的遠離故土家園，也就成了詩人最痛苦的事件。翻開《詩經》，我們感受最為深刻的內容之一，就是《國風》和《小雅》中那種濃濃的相思懷歸之情,如《擊鼓》、《揚之水》、《匪風》、《東山》、《破斧》、《出車》、《卷耳》、《汝墳》、《草蟲》等等。如此眾多的作品，盡管各有其獨特的藝術表達和情感抒發的不同情境，卻又共同指著眷戀故土家園的鄉思之情，這不能不說是農業文明所培養起來的特殊民族情感。

　　《詩經》是植根于中國農業文明的藝術，農業社會塑了中國人的農業文化心態。從一定意義上說，《詩經》就是我國一部充分體現了中國農業文化精神的詩集。這不獨表現為在思想情感上濃厚的鄉土情蘊，還表現在創作態度、表現方式、寫作目的、審美觀念等各個方面。所有這些得到農業社會集體文化心理的普遍認同，從而成為創作與鑒賞的審美規范，并構成傳統詩歌農業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征，在《詩經》中，我們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證。正是這些，使《詩經》不但在作品題材內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為后世中國詩歌創作的楷模與典范，成為中國人讀來最親切因而也最喜愛的作品。

　　二、以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來是文化的主宰，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都是人的創造，文學作品豐富的內容以人為中心得以表現，應該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的基本表征。因此，人在世間的一切活動，都是一種神意的安排，古希臘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據說是盲詩人荷馬創作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記》，是以歌詠氏族部落和過去歷史事實為基礎的。“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在古希臘,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認為上帝和眾神永遠控制著人類的生活與命運，并且以這種觀念和情感進行藝術創作，是古代西方文學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國文化中，卻沒有一個像西文基督教那樣創造了宇宙和人類，而且一直干預并指導人類生活的“上帝”。中國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對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出現，而不是有意志的神發號施令，人的命運主要由人自己來把握。中國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種所謂“天命”的東西，但是這種“天命”只是人自身的善惡之行的必然結果。人的命運，或者是國家的命運靠人自身來爭取，正因為具有這種面對人類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國文化才真稱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國文學才真正稱得上是人的文學而不是神的文學。

　　《詩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詩集，表現出鮮明的以人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這里我們看不到眾神的足跡，也看不到神對人事的判決和預言。

　　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本，這使中國人很早就擺脫了原始社會的巫術宗教觀念，也使詩這種文學體裁很早就從巫術宗教中脫離出來。所以在《詩經》中，除了頌詩這種“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總數近十分之九的雅詩和風詩中，幾乎很少帶有宗教巫術觀念的詩作。其實，即使是在《周頌》這樣的祭祀詩中，面對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義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業，表達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國家長治久安的想法。這里沒有像奧林帕斯山上的眾神存在的場所，他們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并決定自己的生活，在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是詩歌的全部內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們是那樣肯定自己，信任自己，愉快地表現著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創作實踐，把“文學是人學”這一在西方近代社會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題，早在2500多年前的時代就給予了充分的表現，并且奠定了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本的中國詩歌發展的民族心理傳統。它使《詩經》充滿了濃郁的人情味，使詩成為表達人宗族倫理情感和鄉土情蘊的最好形式，凡是他們的念親、愛國、思舊、懷鄉等各種喜怒哀樂之情，都可以在這里得到最好的表達。

　　三、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

　　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蘊，宗法制下濃重的倫理情味和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詩經》創作的現實主義態度。

　　“現實主義”本是我們借用西方的名詞，它最早在文學領域里的出現是在席勒的《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1794-1796年)這篇論文里。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點為“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它進行比較寬泛的理解，當代中國文學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寫現實主義為主的文學創作，由此他們認為《詩經 國風》里有許多優秀的現實主義詩篇。這里借用“現實主義”這一名詞來概括《詩經》的創作傳統，并不僅僅止于《國風》的一些創作，而是從民族文化的傳統出發，看整部《詩經》的創作者們如何立足于社會現實，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觀察生活，描寫生活，抒發情感和表現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種特殊的民族文學創作精神的。

　　首先，我們這里所說的現實主義，指《詩經》是直面現實的藝術。古老的反映農事生活的詩篇《豳風 七月》，最鮮明地表現了周人由農業生產實踐而產生的面對現實的創作態度。全詩從夏歷七月初大火星開始西移的天象說起，一一敘述每一個節令農夫們的生產與生活，細備而周詳。它說明，正是農業社會的生產實踐，培養了周人的務實精神，使他們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賴超自然的神靈的可以把握的生活。面對生活進行認真的記述和描繪，從而引導和教育他們對現實采取正確的認識態度，樹立起直面對現實的生活觀念。

　　《詩經》是面向現實的藝術,不僅表現為農事詩的描寫，而且面向現實的生活觀念使人把詩的創作看成對自己現實生活的真實再現,是現實主義的眼光使詩人對社會生活具有了最為敏銳的觀察能力從而對各種生活現實進行深刻的提示與描寫。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使《詩經》具有寫實和樸真特征，具有生活的親切感，從而引導人們去關注現實，熱愛生活，批判社會中的一切不合理現象，激發人們對于理想生活進行不懈的追求，它本身就成為一部生活的教科書，具有巨大的社會教育力量。

　　其次，這里所說的現實主義，指《詩經》直面現實的情感抒發。中國很早就有“詩言志”的傳統，把詩歌看作表達詩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藝術形式，這也使抒情詩很早就成為中國詩歌的主要樣式，使中國成為抒情詩的國度。按黑格爾的話說，“正式史詩只能出現于原始時代，而抒情詩卻在民族發展的任何階段中都可以出現。”從這一角度上講，抒情詩的產生和史詩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發展和人的詩心的啟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養。正是由于抒情詩要求打開心胸的凝聚幽禁狀態，去容納多種多樣的情感和進行更廣闊的考察，所以，抒情詩也需要一種用力得來的藝術修養。總之，詩人在直面現實生活中所產生的各各樣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詩中得到表現。

　　以上我們從植根于農業生產的鄉土情蘊、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等三個方面對《詩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實，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遠不止此。《詩經》是中國上古文化詩的總結和藝術的升華，它生成于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容。這使它在中國歷史上影響遠遠超出了詩的界域，關于它的文化意蘊的開掘也將是無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