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買不起三環的房的原因
自古“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歷史上很多進京的外地人，礙于城內地貴，就暫歇在離皇城很遠的地方，有的，遠到了北京外城的城門口，今天給大家聊的這個右安胡同，可稱得上是最南端的胡同，住在那里是怎樣的一種體驗呢?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古代買不起三環的房的原因，希望你喜歡。
古代買不起三環的房的原因介紹
右安胡同，舊稱右安門后身，以緊鄰右安門而得名，住在城門口的感覺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先說憂，如果您生活在古代，選擇在城門口置業，得要三思了。
我們老百姓是從唐宋開始逐漸居住在城門口的，那時城市商業和市民社會成長起來了，以前坊市制度和夜禁制度逐漸被打破，于是在都城，出現沿河近橋和城門周邊的“行” 和“市”。這在清明上河圖里的首都汴京城可以看到。
到了明朝嘉靖朝后期，據歷史專家估計，當時的首都北京城內外人口達到120萬，主要由常住人口、軍事人口以及無籍的流動人口組成，城外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商人和官員的家屬，是城內人口的幾倍。
城外人口一多就會帶來隱患，被朱元璋趕到北方的蒙古部落(明朝稱為韃靼)，經常從北京城的南邊侵擾百姓，燒殺搶掠，1550年，就發生了庚戌之亂，明世宗嘉靖帝坐不住了，決定興建北京外城，但財力有限，只在城南修了城，東西兩側沒修起來，外城開了五個城門，其中包括咱們今天講的右安門。
所以，從安全性來考慮，古時如果在右安胡同置辦產業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一旦遇到外敵入侵，這里是首當其中的。
比如清末，河北山東一帶鬧起了義和團運動，慈禧政府慫恿拳民，希望他們扶清滅洋，為他們大開城門，但結果給北京城帶來動亂，據李超瓊在《庚子傳信錄》記載，“6月13日，拳匪于右安門內火教居民。夜，火御河橋以東數百家，殺數十百人。”從南邊沖進北京城，第一站就是右安胡同。
再比如，1917 年6 月，張勛率領辮子軍扶持溥儀復辟，7月份，馮玉祥部將張維璽率兵進攻北京，也是在右安門架設云梯攻入城內的。
不只是近代，古代右安胡同一帶就是個太平的地方。最早看中北京這塊風水寶地的是契丹(遼朝)人，他們建北京城為陪都，稱作南京，后來，女真(金朝)人聯合宋朝趕走了契丹人，把北京變為金中都，今天的右安門大街、牛街、長椿街至鬧市口一線，就是金中都時南北軸線。過了60余年，成吉思汗又把金中都圍得水泄不通，直到中都淪陷。從地圖上看，右安胡同一帶是幾個朝廷建立都城的重疊地區。所以，這里也是北京地區罕見的有遼金元明清各代遺跡聯袂呈現的地方。
2012年12月，右安門一帶有一塊工地開槽時，據地面三四米地下發現有黑土層，土質黝黑細膩，據研究是河道淤泥，并且出土了大量宋金時期的古錢幣，品種還挺豐富的，有大定通寶、泰和重寶、大觀通寶。歷史學家說這就是傳說中的金代窖藏錢幣。那么問題來了，為何金代這里的居民有藏匿銅錢的習慣?
原因還是不安全感導致的。金朝很奇怪，它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普遍使用紙幣的朝代，可是金朝后期，戰亂不息，通貨膨脹日趨嚴重，民間覺得錢票不如金屬貨幣值錢，于是擁有銅錢的貴族富商甚至貧民百姓們，都將手中銅錢暫時藏起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曾告訴我們：具有貯藏功能的貨幣，必須是實在的貨幣，銅錢就是這樣的，紙幣不過是價值的符號。
可以想象，當年蒙古兵洗劫金中都，將財寶運至漠北大汗帳時，京城居民該慶幸自己還有錢藏在河底。
既然右安門一帶是圍城的首要目標，為何還有人聚集在此胡同安居呢?因為這里是南下交通要道，有生意可以做。北京外城七個門的主要功能是為老百姓入城做小買賣、打短工、走親戚用的。對于很多南方來的商賈、游客、趕考舉子，右安胡同是他們進入北京城的第一站，如同現在的北京西站，每天車水馬龍、絡繹不絕。直到建國初，右安門附近的橋路還承載了京畿重關的職能，一應進出北京城南的車輛大多要從這里經過。
住在右安胡同另外一個好處是，從這里走幾步出去就是郊外，所謂“生活就像度假“說這里不過分。1920年代，有個中文名字叫奧斯伍爾德•喜仁龍的瑞典人來過右安胡同閑逛，后來他寫了一本書叫《北京的城墻和城門》，提到右安門說 “穿過燕麥地和高粱地，會使你感覺到在時間和空間上遠離中國首都已有的現代化區域。”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房地產商和房奴的生活
古代重農抑商，房地產不算“朝廷支柱產業”，在民國之前，一直都沒有商業化的房地產公司。但類似現在房地產商的商人在唐代是有的，宋人編的《太平廣記》里就記載了唐德宗時期一個叫竇乂的房地產大亨。這竇乂是個商業神童，以他的社會關系，走仕途并非難事，但他的偶像是子貢——一個靠經商而“富可敵國”、能與諸侯“分庭抗禮”的富豪。竇乂13歲那年，他舅舅從安州回鄉，帶了一車安州特產絲鞋作禮物，大家一哄而上，挑揀自己合意的鞋子。竇乂站在一旁淡定地看著，等大家都挑好了，他對舅舅說，剩下都給我吧。竇乂把鞋子拉到集市上賣掉，得了五百錢，小小年紀就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竇乂用這些錢買了兩把鏟子挖土種榆樹，五年成林賣掉，大賺一筆，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他又用這筆錢投資手工業，制造一種新型燃料“法燭”，賺了個盆滿缽溢，擁有了80萬錢身家，開始投資房地產。
竇乂在長安城南低價買下一塊污水橫流的閑置土地，雇人填平，蓋了20多間店鋪，再招商引資，很快形成一個名叫“竇家店”的市場，連波斯人都來租他的鋪子做生意，火得一鋪難求。有人為了弄到鋪面，不惜托關系、走后門，甚至找到皇宮里弄條子，竇乂每天有幾千錢的租金進賬。竇乂諳熟“政商之道”，知道商人沒有什么社會地位，更需要政治來撐腰。他聽說太尉李晟是皇帝身邊的紅人，打探到李太尉喜歡打馬球，便投其所好，不惜血本買地皮建造，總共花了100萬錢，將一個漂亮的馬球場送給李晟作健身之用。于是，竇乂在李晟的保駕護航下，在商業上開疆拓土，不到40歲就成了長安首富，人稱“竇半城”。
只是像竇乂這樣的房地產商并不多，因為搞房地產開發需要大資金，古代雖有錢莊，但并不像現在得銀行能貸款，沒有一定的現金流，很難搞大規模開發。再說了，“住宅用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獲批的。如唐玄宗時期的政策是，普通人家，每三口人給一畝宅基;賤民家庭，每五口人給一畝宅基。哪怕是購買“住宅用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指標，超過一畝就要打十大板。除非像《資治通鑒》所記載的，一些皇親國戚、朝廷重臣染指房地產開發，這些人通天達地，搞得到錢，又搞得到地。一般人自己建些房子自住或出租，所以古代房地產市場以“二手房交易”為主，供給有限而造價又高，必致房價不菲。
有買有賣。說了這賣房的，再來說說買房的，那心酸跟現在的房奴有得一拼。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官史，記載的平頭百姓的事少得可憐，皇家、官僚的事比比皆是，要搜羅古代買房的一點事，還是官員買房那點兒事。不過，按慣例，官員為皇帝打工，是“包食宿”的。“食”就是免費公款吃喝，“宿”就是提供住房，古代叫官舍或廨舍，或免費居住，或廉價租住。這些官舍大多可以“拎包入住”，家具雜物都由朝廷配好。就拿《海瑞集》里記載的明代淳安縣署官舍為例吧，知縣官舍的家具雜用有63種，200余件，縣丞、主簿等有60種，典史僅19種，配備不可謂不齊全。官員調任或退休時，所有公家的東西不得帶走。《萍洲可談》里講到，王安石從江寧府任上自請退休，夫人吳氏把官舍里一張躺習慣的藤床帶回家,沒過幾天，“郡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只好乖乖把藤床送回去。
因此，官舍再好，也是公家的，鐵打的房子流水的官，一旦退下來，就得搬出去。如此，哪個官員不希望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呢，只是買房哪兒是那么容易的事。還是拿唐代來說吧，大詩人白居易可謂一路官運亨通，28歲考中舉人，29歲考中進士，32歲做“校書郎”，級別是正九品，每月工資16000錢，收入不算低，卻仍買不起房。京城寸土寸金，房價貴得嚇人。大約京城官舍又緊張，白居易級別低，連官舍都沒有資格租住，只好在長安東郊長樂里租了四間茅屋。他在《卜居》中感嘆：“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錐頭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說自己做了20年“京漂一族”，連蝸牛都不如。
白居易后來攢了一些錢，在陜西渭南縣，也就是長安遠郊，買下一處宅子，總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同樣是大作家，北宋的蘇軾更慘，在京師開封為官多年，級別也不低，愣是買不起房子，兒子要結婚，只好借一位好友的房子辦喜事。蘇軾的弟弟蘇轍，做官多年也買不起房，為此他在詩中自嘲：“我生發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說起房子，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比現在的房奴還不如。為了一圓房子夢，蘇轍傾其畢生積蓄，買地蓋房，老朽一枚才成為有房一族，真是太不容易。古今的房奴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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