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大屠殺的真相(2)

　　滿清大屠殺的影響

　　文化

　　清兵轉戰燒殺37載，方才初步平定中國。清朝統治者的大屠殺，使得中國很多地區“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 魯迅評價說：“清軍入關屠盡明朝漢人的骨氣廉恥。” 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是大抵順服的“奴才”。清朝的大屠殺死亡人數之多是中國歷次改朝換代之最。其實東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滅亡。

　　經濟

　　土地荒蕪

　　清軍在征服中國各地的過程中，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華北各省到江南各地，到處都呈現出土地荒蕪，人口流亡，滿目凄涼的景象。“人民多遭慘殺，田土盡成丘墟” ，江南各省“大兵所至，田舍一空” 。

　　各地因屠城和戰爭所導致的土地荒蕪情況

　　直隸南部 ; 順治初年，“逃亡人丁十居六七，一望極目，田地荒涼，四顧郊原，社社冷煙”。

　　近京州縣 ; 無主荒地甚多。 據直隸巡撫董天機報稱，順治十二年二月近畿之地還是“荒熟參半”。

　　山西 ; “田地榛荒，生齒凋耗，舊日里甲徒存牘稽之名，有一甲止存數人，甚有一里一甲全然脫落，其僥幸如故者十不一二”。

　　河南 ; 順治初年，“滿目榛荒，人丁稀少幾二十年矣”。

　　黃河以北三府所屬州縣 ; “荒地九萬四千五百余頃，因兵燹之余，無人佃種”。

　　黃河以南嵩縣 ; 原有地12000頃，其中10887頃為無人耕種的“無主荒地”， 直至順治十六年全省行糧熟地只有383707頃，僅占原額行糧地畝的1/3。

　　山東; 順治二年正月，“地土荒蕪，有一戶之中，止存一二人;十畝之田，止種一二畝者”。

　　四川; “大約全川民存十分之一，地荒十分之九”，省會成都一帶，“千里無煙， 蒿萊滿目”，米貴過珠。湖廣于大亂之后，“彌望千里，絕無人煙”，無主荒地遍布于各個州縣。

　　南直隸江寧府 ; 十室九空，“一望皆無人煙，惟見空房四壁”。

　　江西 ; 自萬安到贛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廬舍俱付灰燼，人蹤杳絕，第見田園鞠為茂草，郊原盡屬丘墟”。

　　福建、浙江 ; 由于用兵，百姓苦于攤派，“十室九空”。

　　云南、貴州 ; 據順治十八年云貴總督趙廷臣奏稱：“滇、黔田土荒蕪，當亟開墾”。

　　湖南 ; “ 彌望千里，絕無人煙”。

　　東南沿海 ; 由于遷海“盡夷其地空其人” 。

　　各地多是“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 。

　　經濟最稱發達的江浙地區，更遭受異常殘酷的焚殺和掠奪，揚州、江陰、嘉定、蘇州、嘉興、金華幾個經濟繁盛都市，差不多都被焚殺精光。 康熙元年(1662)江南一帶仍是“所在蕭條……人稀者，地亦荒”。

　　同時，中國各地的人口銳減，全國的耕地面積急劇萎縮，生產遭受空前的破壞，在北京附近以至山東、河南境內大量圈占的土地共達168至527頃，這還不包括牧場和各省六萬多頃的駐防旗田。

　　這種圈地， 在經濟上與關內原有“經濟發展處于對立的地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摧毀了大批的生產力。更為嚴重的是，在被圈占的土地上，生產方式倒退到農奴甚至奴隸制。大量的戰爭俘虜、被掠人口、罪犯家屬淪為奴隸。一時間，人口買賣頗為盛行。與此對應，在世界的那一邊，英國人也在圈地，但那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而中國的圈地卻在向農奴至奴隸制倒退。這頗具諷刺意味。

　　戰亂和滿洲人帶來的落后的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社會經濟的嚴重倒退，經過近一百年才得以逐步恢復和發展，當經濟又達到或超過明代后期的水平時，中國已經與西方拉開了距離。

　　根據《明代與清初耕地數的歷史比較》一文統計，明代崇禎時期，全國人口約為兩億，而康熙初期全國人口約為五千萬，人口損失近四分之三。萬歷三十六年，明朝的耕地面積是1161萬8948頃，等于11億6189萬多畝土地，而清代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數量是500多萬頃，也就是五億多畝。耕地面積損失過半。

　　工商業萎縮

　　不僅農業遭到如此嚴重破壞，而且各地的手工業和商業所遭到的破壞亦極為嚴重。河南開封，明代人口不下百萬，“滿城街市，不可計數，勢若兩京”〔15〕，順治之初，一片荒涼。江蘇揚州明代相當發達，順治二年四月，清兵攻克該城，燒殺淫掠10日，“富家大室方且被搜括無余，子女由六七歲至十余歲搶掠無遺種” 。一座具有數百年歷史的繁華城市成為頹垣廢墟。嘉定和江陰同樣大肆焚殺搶掠。

　　蘇州、杭州織造局是明代官營紡織業的重要基地。時至清初，蘇州織造局所存僅頹房幾間，“罄懸零落” 。杭州織造局“停止二十余年，機房頹壞無存” 。作為明代棉織業中心的松江，由于戰爭的破壞和影響，“滿目傷痍，積棘載道” 。“商賈不通，城市罷織，民無生業”。山西潞安絲織業，自明季以來，“舊時之機戶，大半逃亡，僅存十數家” 。四川成都蜀錦，“燹于兵火，錦坊盡毀，花樣無存” 。井鹽生產，“承大亂之后，井灶已毀” 。明代興旺發達的江西景德鎮瓷業，也因戰亂而“衰微破敗，大都歇業”。

　　滿清大屠殺的社會評價

　　清朝大屠殺是野蠻民族對先進文明的殘酷破壞，其令人發指的野蠻行徑必將受到全人類的唾棄。清軍在中國各地進行了血腥的鎮壓，導致中國人口銳減，絕大部分有氣節的漢人都被屠殺殆盡(使中國人口從明朝后期的五千多萬多減至順治十七年的一千九百萬，凈減十分之九以上)， 留下了少許亡命天涯的忠義之士和委曲求全的少部分百姓，還有賣祖求榮漢奸，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痛苦，亦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嚴重摧殘了明朝中后期以經方興未艾的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的經濟直到乾隆年間才基本恢復到明代萬歷時期的水平。

　　清廷統治者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多爾袞，都以兇悍殘忍著稱于史冊。他們的做法通常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就是說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軍民，不論參與抵抗或未參與抵抗，通通屠殺或掠取為奴婢。

　　努爾哈赤在遼東的屠戮漢民，皇太極時三次深入畿輔、山東等地的屠殺搶掠在許多方志中有明確記載，連經歷了文字獄鬧得最厲害的乾隆時期的御用文人紀昀(紀曉嵐)也在《閱微草堂筆記》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軍屠刀下的遭遇。

　　多爾袞進關之初，為了取得漢族官紳的支持曾經一度有所收斂。從順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開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殺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屠城悲劇。“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因為有專書記載為人們所熟知。

　　此外像1649年(順治六年)鄭親王濟爾哈朗占領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總兵姜瓖為首的山西反清運動，不僅大同全城軍民屠戮殆盡，“附逆抗拒”州縣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殺;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與耿繼茂攻克廣州時的屠城，這類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屢見不鮮，充分暴露了滿洲貴族標榜的“吊民伐罪”的偽善。順治六年正月，多爾袞道貌岸然地說：“君，父也;民，子也。父殘其子，情理之所必無。況誅戮所以懲有罪，豈有無故殺人之理?自元年以來洗民謠言無時不有，今將六年矣，無故而屠戮者為誰?民肯從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釋。” 幾天之后，他就“諭大同城內官吏兵民人等曰：姜瓖自造叛逆大罪，搖惑眾人，誘陷無辜，爾等被圍城中，無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惡，遂致無罪眾人同陷死地。朕命大軍圍城，筑墻掘濠，使城內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紅衣火炮攻破，盡行誅戮” 。同年二月，“兵部以總兵官任珍陣獲偽官兵四十九名，俱撫養不殺奏聞。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撫之以示恩，抗者殺之以示懲。如此則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來歸矣。今平西王等將陣獲之人撫而不殺，……此事甚不合理。爾部其移咨平西王吳三桂、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知” 。古語云：“殺降不祥。”清軍往往以“惡其反側”等借口將來降軍民屠戮一空。順治八年福臨親政以后，把各地屠戮無辜的責任全部推到多爾袞身上，說：“本朝開創之初，睿王攝政，攻下江、浙、閩、廣等處，有來降者，多被誅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竄匿。”

　　實際上，清兵的濫殺無辜根源于滿洲貴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視，多爾袞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罷了。在清廷上同多爾袞爭奪權利的“輔政叔王”鄭親王濟爾哈朗統師出征時表現出同樣的野蠻，就是一個證據。只是因為這種瘋狂的屠殺政策不僅沒有嚇倒漢族人民，反而激起更加頑強的抵抗，清廷在屢遭覆師失將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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