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梅貽琦的人物介紹

　　梅貽琦，中國原清華大學校長。1915年留學歸國;1931年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1955年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8年任臺灣當局教育部長;1962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下面學習啦小編整理了國學大師梅貽琦的生平簡介，歡迎大家的閱讀!

　　國學大師梅貽琦的生平簡介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

　　1904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學堂。

　　1909年，“庚子賠款”首期留美生赴美留學。

　　1914年，獲電機工程學士學位。

　　1915年，春季，留學歸國。

　　1915年，秋季，擔任清華學堂物理教師。

　　1931年12月起，擔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1955年，在臺灣新竹市創辦新竹清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前身)。

　　1958年7月，任臺灣當局“教育”，兼清華大學校長。

　　1959年，兼任臺灣當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聯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臺大醫院療養。

　　1961年2月，奉準辭臺灣當局“教育”。

　　1962年2月，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時50分病逝于臺大醫院。

　　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1908年梅貽琦入保定高等學堂，“庚子賠款”留學美國，獲電機工程碩士學位，回國后于1916年擔任清華大學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務長、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1931年—1948年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并為西南聯合大學，梅暫時以校務委員會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務。1937年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籌備復校。1953年任臺灣當局教育部門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奉召返臺，在臺灣新竹將清華大學復校，并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1958年7月任臺灣當局“教育”，兼清華大學校長。1959年兼任臺灣當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席。

　　梅貽琦的個人成就

　　梅貽琦熟讀史書，喜愛科學。初起研究電機工程，后轉為專攻物理。曾任中華民國教育、中央研究院院士。

　　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其夫人韓詠華，應周恩來之邀，1977年由美國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鄧穎超的熱情接待。宴請時，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廚師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戰期間，梅貽琦仍是清華大學校長，并主持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務(任聯大)。西南聯大的存在和發展，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抗戰勝利后，清華大學回到北平，梅貽琦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長的17年里，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5個學院26個系，在校師生2400多人。梅貽琦于1955年由美去臺灣，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后擴展為新竹清華大學)。1960年5月患病入臺大醫院療養。1961年2月奉準辭“教育部長”，仍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2月當選“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擔任“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臺北。

　　梅貽琦的教育思想

　　概述

　　梅貽琦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梅貽琦的教育思想是變化的，其在西南聯大時期發表的《大學一解》中，體現了梅貽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觀念。

　　內容

　　在那篇梅貽琦擬綱，潘光旦執筆的文章中，梅貽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這一核心觀念。這種“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Education”的簡單搬移，而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博采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系。梅貽琦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于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

　　其次，梅貽琦針對當時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針指出，大學應該著眼于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至少應該有知、情、志三個方面。在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還用了足夠的篇幅論述教師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梅貽琦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話至今多為人們所征引：“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系，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系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此則于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為著名的“從游論”。

　　最后，在《大學一解》中，梅貽琦著重論述了學術自由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教育家們的共識，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寫到：“對于學校時局則以為應追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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