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土地銀行的學術爭議

關于土地銀行的學術爭議

學術界關于土地銀行最大的爭議是其與黨派政治的關系，這實際也牽涉到土地銀行的性質和動機問題。

到目前為止，對土地銀行的性質或者說為什么在17 世紀90 年代會出現創立土地銀行的建議和實踐，存在著四種解釋模式：

一是黨派斗爭模式，認為建立土地銀行的倡議完全是托利黨針對輝格黨建立的英格蘭銀行的政治斗爭。在漢諾威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的敘事中，土地銀行就被緊緊地與黨派政治聯系在一起。從18 世紀30 年代開始，輝格黨人在各種報紙和小冊子中嚴厲譴責土地銀行是“光榮革命敵人”的構想，譴責這些提出構想的人愚昧地宣稱英格蘭銀行“僅對少數商人有利”，其目的是毀滅“古老的鄉紳”，因此輝格黨人認為，土地銀行是一場政治騙局，“這個計劃是如此之壞”，其“規劃者”的“信用和權威是如此低下”，以致規劃“完全失敗”，給英國帶來了災難性后果。這種輝格黨的敘事模式影響一直至今。史家史蒂夫·平克斯和愛麗絲·沃爾弗拉姆認為，圍繞土地銀行的創立和誰投資了全國土地銀行的討論，揭示了土地銀行的捍衛者和英格蘭銀行的倡導者及投資者之間深刻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分歧，揭示了光榮革命浪潮中的政黨政治偏好，圍繞土地銀行和英格蘭銀行這兩個“競爭性的銀行計劃”展開的痛苦的黨派政治斗爭“已經成為重新定義黨派政治的關鍵時刻”。保羅·斯萊克同樣認為，在1694—1695年，英格蘭銀行的擁護者和土地銀行的擁護者之間的小冊子大戰，使得輝格黨和托利黨勢不兩立，加劇了貿易和土地之間的利益沖突，但雙方都同樣假托國家利益。

二是憲政促進公共信用模式。道格拉斯·C. 諾斯和巴里·R. 溫格斯特認為，光榮革命后的憲政安排為公共信用提供了保障，因為這一安排限制了君主的專斷權力和不負責任的行為，國家權力向議會的轉移讓投資者相信他們的資本是安全的，國家債務及利息償還和支付是得到了保證的，由英格蘭銀行處理大部分政府債務意味著銀行成為政府承諾的監管者和執行者。但正如安妮·墨菲所批評的那樣，議會雖然獲得了國家的財政大權，但議會還沒有學會負起責任或做到自律，也沒有管理大規模財政的經驗，結果是錯漏百出，先是不愿意在短時間增加新稅，不得不在戰爭初期靠大量的短期借貸來維持，導致這筆沒有還清，那筆又到期;引入長期債券后，執行方案所費不貲，復雜且難以管理;同時，當時的規劃家和政治算術家用過于樂觀的估算誤導議會接受他們的建議。土地銀行方案之所以能夠在議會闖關成功，是由于當時戰爭急需金錢的情況下，議員們只看到了方案中提到貸給政府的256.4 萬鎊，卻根本沒有考慮方案是否可行。

三是外部強加模式。一些學者認為金融革命是荷蘭因素強加給英國的結果，大多數英國人缺乏創立英格蘭銀行和土地銀行這種經濟革新背后的理念。邀請威廉來國的那些人并沒有完全預料到也并不完全愿意看到光榮革命的這一真正革命性后果，英國人認為威廉來英國當國王，把英國拖入了與法國的多年戰爭，為解決戰爭費用，不得不引入長期國債，所以是金融革命是外來因素導致的。他們使用隱喻和轉義等修辭手法來反對現代金融制度，波考克就曾指出，金融革命的捍衛者和批評者不管有多大的分歧，“所有英國奧古斯都時代的政治經濟分析家接受了土地、貿易和信用的相互依賴”，輝格黨和托利黨“共享的不僅是同樣的經濟事實，而且是同樣的深層價值體系，其中市民美德和道德個性的唯一物質基礎被認為是(財產)自主和不動產”，英國所有的社會群體還共享著同樣的經濟假設：財產是有限的，且由土地地產界定，貿易僅僅是土地上產品的交換，因此，地產是政治權力的基礎。這種修辭的背后含義是，土地才是英國本身財富和權力的基礎，金融是外來影響的產物。

四是非政治解釋模式，認為土地銀行是為了解決光榮革命后嚴重的戰爭金融危機而提出的，金融革命是長期以來私人活動的產物，和政治沒有多大關系。金融史家安妮·墨菲就認為創立土地銀行和政黨政治沒有多少關系，土地銀行“獲得了跨越政治光譜的支持”。

筆者認為，這一時期是黨派政治形成的關鍵時期，土地銀行的倡議和成立雖然被裹挾進兩黨斗爭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黨派之爭的影響，但把土地銀行的性質完全放在黨派之爭的解釋框架內是不恰當的，諸多史家也反對這種把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現象都黨派政治化的解釋模式，如布魯斯·卡魯瑟斯就認為“輝格ˉ托利分裂的核心在于對教會、寬容和非國教問題上的爭論，這些爭議與經濟無關”。威廉·羅伯特·斯科特也指出，所有對休·張伯倫土地銀行方案的關注都放在了土地利益集團和金錢利益集團的爭斗上，而忽略了方案的根本缺陷。丹尼斯·魯比尼指出：“全國土地銀行完全不像畢曉普·伯內特、麥考利和W. A. 肖這類優秀的輝格史學家相信的那樣，是托利黨推翻政府陰謀的一部分。土地銀行是議會中大多數傾向于戰爭的議員的提議，得到了勇士王威廉三世的批準，甚至使用傳統輝格ˉ托利術語都讓人質疑其明智性?！币虼?，把土地銀行與黨派政治聯系起來的看法確實值得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