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比較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有很多不同之處，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比較，歡迎大家閱讀。
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比較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雖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質的運動，但是，它們各自所擁有的力量，和作為其對立面的力
量，卻有很大的不同。戊戌變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為，他是這場變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權威或旗幟，則是光緒皇帝。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應該說，在思想理論的準備和宣傳上，都作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為這個運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然而，無論是公車上書也罷，建立學社也罷，以及后來的行走軍機也罷，都主要是在發表言論、提供方案的范圍內行動。這一切，在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誠然發出過耀眼的光芒，在其時沉悶喑啞的思想、政治界中所發生的震撼，也類乎核的裂變。而光緒皇帝，在名義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統帥一切、指揮一切。但是，維新志士們全是手無寸鐵的書生。
譚嗣同說：“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而可悲的正在于，他們手中沒有刀，沒有任何的武裝力量。至于光緒皇帝，又是一個瑟縮在西太后淫威陰影之下的兒皇帝，在沒有武裝力量擁簇的條件下，他表面上的“無限權力”事實上卻是極其有限的。
光緒一生處于無權的地位，早在他入宮時已經確定了。光緒生于深宮，但他通過審閱奏章，認識到封建官僚集團的腐敗無能、營私舞弊;軍隊無戰斗力，對外戰爭一敗涂地;洋務企業耗費國家大量錢財而虧損有加。
光緒面對處于列強虎視眈眈威脅下的這樣一個爛攤子，認識到不改革、不維新只有亡國。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識，這使他接受維新派的政治主張成為可能。他比較早地接觸到維新思想代表人物如馮桂芬、康有為、湯震等人的著作，也積極主張向西方尋求治國之道。
光緒，這個處于喪權辱國時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紀末中國的社會條件和局勢中，力圖變革，他主戰、支持變法都是順應歷史潮流的。
然而，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斗爭，其鋒芒所向，直指封建專制制度及其腐朽勢力，維新改革必遭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及盤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維新的精神也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
中國與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這種制度已經發展到它自身極精制和極完備的地步，不改變它已經無法與時代共同發展，要改變它又必然觸及那些深層的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這就好比舊時單身娶親、妻喪續弦或者只是納妾，都比較好辦，但若喜新厭舊、休妻另娶，問題就復雜了。
這從光緒帝與隆裕皇后、珍妃三者之間關系上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光緒帝納幾個妃子這是沒什么問題的，但如果廢皇后重新立后可以說阻力極大，頑固派是不會允許的，好比在廢墟上另起高樓，相對容易，但要把已經建好的樓房推倒重來，談何容易。
到19世紀末，中國的頑固派仍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斥責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擁戴光緒為首領，于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舊勢力就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
善于權謀的封建統治勢力的總頭領慈禧太后將一切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勢力和集團都集合在她的旗幟之下，正當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逼迫光緒在明定國是上諭頒布的第四天連發三道上諭，除罷黜翁同龢外還有兩項重要舉措：
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謝恩。這是慈禧企圖再度“臨朝訓政”，并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帝任命維新派為高級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權力中心;二是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
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曾對慈禧太后說：“以皇上任用匪黨(指維新派)，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軍可資鎮制。”所以軍機大臣被罷黜。
總之，維新派沒有軍政實權，也沒有廣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個連自己地位也朝夕難保的傀儡皇帝，所以，當決戰關頭逼近，變革與反變革力量短刀相向時，他們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
而當袁世凱把他們出賣以后，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所謂“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則瀛臺被禁，或則亡命天涯，或則京華喋血，而決不能鎮懾強敵、笑傲江湖。
反觀日本，日本明治維新時也面臨淪于半殖民地的危機，但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那時世界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大多忙于其他事物還未顧及去爭奪殖民地。日本史學家井上靖說：“英、法、俄的對立……使各國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牽制。美國的內戰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沒有余力在東方發動侵略。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擺脫半殖民地危機。”
在明治維新前夕，以長州藩、薩摩藩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級武士為主，也就是日本版的康有為、梁啟超，有自己武裝力量和組織基地，以“開港倒幕”、“強藩割據”為口號，展開反封建的倒幕運動。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蕃，不僅有“船中八策”、“王政復古”、“辭官納地”的方案、綱領，還有事實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權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領導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點是，它們歷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開放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傳統。戰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國為師的。其后日本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
在幕府時代，盡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后，日本統治者由于嘗到了苦頭，并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
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煉，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日本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系統。
中國的情況比較復雜。歷史進入近代，先進的中國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__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這些只反映了中國近代國情之一面。
從歷史上看，漢、唐兩朝是歷史的大開放時代，然而，自安史之亂以后，特別是唐末以后，卻逐步陷于封閉狀態。比較地說，宋還不是很封閉的，鄭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會，基本上就封閉起來了。閉關自守帶來的社會后果是極其嚴重的。
如果說，經濟上的閉關自守，是中國近代經濟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話，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閉關自守則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
乾嘉漢學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人們不要忘記，當乾嘉學者將自己橫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銷熔于經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謂“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斕然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潮勃起之日。
戴震、惠棟、焦循、阮元之輩，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的時代。當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之余，開始寫《閱微草堂筆記》，宣揚“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后果說時，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和進行的歲月。
翻閱歷史至此，常常使人廢書長嘆：若是其時的中國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漢學諸大師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當會有嶄新的面貌，中國的學術思想當不會落后如許，以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鬧出封疆大吏葉名琛靠呂洞賓的乩語來對付外敵的笑話。正是在這樣封閉的歷史氛圍中，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才顯得特別的孤獨。
再次，中國是一個大國，而日本，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島國，這種空間背景的差異，也給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如上所述，其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總量而言，中國似乎勝于日本。但以中國之大，而日本相對很小，就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這個比例比中國的要高。
從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天皇登高一呼，就會影響國內的許多地域，甚至能震動國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國，京城發生的一切，哪怕要傳遞到國內主要經濟發達地區，都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遑論僻遠地區了。
面對蒼茫大地，面對層層疊疊的官僚機構，光緒皇帝的詔書也罷，康、梁等人的獅子吼也罷，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變得杳無蹤影。
中國社會這種的閉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農村，仍然處于對政治茫然無知的狀況。關于這一點，讀讀《阿Q正傳》即可了然。
最后，從革新派所運用的策略來比較，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顯得較為條理、有序，有階段性，而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
也就是說，改革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讓社會各階層有一個適應的階段。1868年明治維新政權建立以后，通過廢藩置縣，各藩全部解體，實行“四民平等”;通過地稅改革，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對資本主義發展有重要意義;文化開明、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使西方文化大量進入日本，特別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國就學率已超過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發布《教育敕語》，把學校、社會、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規范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正是這條理有序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時代，開始接受資產階級人權、民主思想，為建立資產階級近代國家奠定了基礎。
戊戌維新在策略上似操之過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輕重緩急，措施失當。103天的新政，頒發上諭達100多道，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瑣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諭紛至沓來，每一措施都重要，結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連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臃腫龐雜，更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措施。
從改革機構這一新政內容來看，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只需添置新衙門，并主張官爵分離，給年事已高的冗員爵位及優厚物質待遇，這是較穩妥之措施，而光緒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個衙門，這樣就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地位，必然會使矛盾激化，使他們群起而反對變法。
戊戌變法的評價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后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后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一、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丑和約》后，慈禧太后下令實行新政，其內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咨政院、咨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出了當年維新變法的內容。
二、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戊戌政變失敗后，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此條更準確的說應為戊戌政變的影響，而不是戊戌變法本身的影響。)
三、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1)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人們普遍認為，不變沒有出路，變是古今通理，中國還應該大變、全變。
(2)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維新派只敢講“民權”，承認人民有參與管理政治的權利，但是不敢講“民主”，不肯承認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戊戌維新之后，民主思潮就充分發展起來了。
(3)激起了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戊戌維新失敗后，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
四、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戊戌維新后，新式文化事業勃興，國內出現辦學熱，創辦新式報刊熱，出版新書熱。戊戌時期，維新派為了對人民進行“啟蒙”，曾提倡白話文和“小說界革命”。維新運動失敗后，白話報刊更多出現，白話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說界革命”外，維新派繼續倡導“詩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學革命”。
戊戌變法的影響
戊戌變法雖告失敗，但戊戌政變后，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臺。康有為逃至香港，后轉至日本島，在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丑詆慈禧太后。
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后來又傳光緒久病，由太后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云無大礙。
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于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后廢掉光緒，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后，于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俊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過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在守舊派大臣慫恿下，對義和團采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后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孫文)與“維新派”(康有為)，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 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畫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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