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時間是什么時候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是一場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那它是什么開始的呢?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戊戌變法，歡迎大家閱讀。
戊戌變法時間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
戊戌變法的背景
國際背景
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并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后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后，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后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范。
國內背景
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后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范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
馬關條約：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
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于受到種種限制，并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并不能救中國。
戊戌變法失敗原因
一、變法的思想準備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涉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利益的社會變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襲讀，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變法就必須喚醒各階層人士，動員起浩浩蕩蕩的變法大軍，但是戊戌變法的思想準備卻不充分，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革新思潮。
任何社會變革，都必須有進步理論為指導，并且只有在這一理論為人們所接受的條件下才能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維新派變法的理論依據主要體現在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舊，后者則在立新。這兩部著作對傳統儒學可謂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猶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風”，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動。康有為借用孔子的權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號，其本意是想減小變法的阻力，但其結果卻適得其反。首先，康氏學說遭到頑固派的強烈抵制。他們奉“古文經學”為立身之本，視康梁學說為洪水猛獸，攻擊康梁是“偽六籍而滅圣經，托改制而亂成憲，伸民權而無君上，實屬士林敗類”。
其次，洋務派也反對。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攻擊康梁“邪說暴行，橫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數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維新派的帝黨官僚對此學說也是持否定態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論對正統思想的大膽沖擊，如石破天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變法而言，康有為的學說混淆了學術與政治。“偽經考”對傳統儒學作全面挑戰，“改制考”也缺乏歷史依據，難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爭論、混淆和疑懼，使知識分子處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給頑固派鎮壓變法授以“亂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學說的負面影響超過了正面影響。
二、變法行動操之過急
如前所述，變法的思想準備不足，百日維新是被尖銳的民族危機呼喚出來，“與其憎他族以拒改革，不寧巫改革以拒他族之逼”，變法成為當時保國自強的唯一途徑。此形勢下，改革者圖治心切，在變法中急于求成，盲目冒進，操之過急。
1.裁冗員、裁綠營、廢八股、取消旗人寄生特權，急于求成，打擊一大片
成功的變法，應根據客觀條件，先易后難，爭取一切力量，以減小改革阻力。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在已經穩操政權的情況下，對廢除藩主統治、取消士族棒祿等問題仍十分慎重，采取贖買政策和安排出路的辦法，花了10年時間逐步解決了這些遺留問題，保證了改革必需的政治安定局面。
2.開制度局，乃脫離實際的超前行為
維新派把實現君主立憲作為變法的戰略目標，要求變官制、削君權、開議院并立即實行，這是一種不顧國情、脫離實際的超前行為。議院制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斷完善。日本設議院也是在維新派執政20多年以后。而在中國，“議院”一詞傳人僅10來年時間，根本沒有實現的條件和基礎。8月，當康有為再次提出開制度局準備接管衙門及軍機大臣的權力時，“朝論嘩然，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廢矣”。軍機大臣們公開抵制，矛盾迅速激化。張之洞說:“民權之說，有百害而無一益。”維新派不切實際的綱領，不僅沒有能夠團結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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