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政治經濟文化
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11月)，又稱前漢，與東漢合稱漢朝，是繼秦朝之后的大一統王朝，共14帝、1主(傀儡皇太子孺子嬰)，歷210年。下面是有西漢的政治經濟文化，歡迎參閱。
西漢的政治
三公九卿
西漢初期，參照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到了漢惠帝、高后時期分為左右丞相，漢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萬機”。其職權大抵如陳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焉。”據相關學者研究，將宰相的具體權力分為五個方面：選官權、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執法權、上計考課權、總領朝議與奏事權、封駁與諫諍權。
漢武帝時期，由于外部威脅消除，而此時的宰相集權已經威脅到皇權，進而對之裁抑。出于加強皇權、弱化相權的目的，漢武帝自親政起設立內朝逐步對相權進行削弱，并通過頻繁更換宰相以及以細事誅殺宰相來加強皇權、樹立自身對中央政權的絕對控制。毫無疑問，內朝的設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武帝統治期間對外戰爭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內朝作為一項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與成熟的。
內朝具有根源于皇權的巨大的依附性，脫離皇帝的領導，內朝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權力機構存在。同時，宰相不得過問內朝事務，也使得內朝成為政權內部一個相對于外朝的獨立單位。總之，從中央集權的角度來看，內朝的設立增強了皇帝對朝政的控制權，使得專制制度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通過漢武帝時期創置內朝、裁抑相權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活動，將西漢國家政治活動中的決策權較為完整地收歸皇帝手中，使得以宰相為首的外朝逐漸退化成為一個大政方針政策的執行機構。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別掌管政務、軍事和監察，稱為“三公”。“三公”之下，設有掌管國家軍政和宮廷事務的“九卿”。地方行政機構，除沿襲秦朝的郡縣制外，漢初還分封諸侯王，形成郡國交錯的局面。郡縣官制承襲秦代，封國官職仿照中央。縣以下的基層組織仍為鄉、里。這樣就恢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統治機構。
選官制度
武帝時期為了擴大統治基礎，還頒行了一套新的選用官吏制度。漢初，官吏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按軍功爵位的高低，選任各級官吏，二是選自郎官，即郎中令屬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議郎等。郎官的職責是守衛宮殿和做皇帝隨從，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額，即可由郎官中選用。軍功地主到武帝時已經沒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貲選”，難于選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選拔制度：
察舉制。文帝時已有“賢良”、“孝廉”之選，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時，開始明文規定下來，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舉，經過考核，任以官職。不久又規定依人口的數量，按比例選舉，取消了資產的限制。這樣使察舉制逐步完善。
“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見，確有才能，授予官職。與此同時相配合的還有“公車上書”之制，天下吏民上書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長，授以官職。
博士弟子考試成績優異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武帝采納公孫弘的建議，置五經博士弟子，每年考試，凡能通一經以上者，可補文學掌故的官缺，成績得甲等者并為郎官。武帝通過這些措施，選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封建統治機構。
劉邦在入關之初的時候就約法三章，但只是臨時措施。西漢建立后，劉邦令蕭何根據《秦律》制定《漢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連坐法，在秦律的基礎上，又增加三章，合為九章，故稱《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須無條件執行。這是封建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特征。
西漢的軍事概述
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西漢建立了比秦朝更為完備的武裝力量。西漢前期的軍事是實行征兵制，以正卒兩支來守衛京師。一支為南軍，守衛宮城，歸衛尉率領;另一支為北軍，保衛京師，歸率領。兩支各有兩萬人。武帝時，各減至一萬人。正卒一年一輪換，不利于保衛京師。武帝著手組建職業兵為侍從軍和禁衛軍。
期門軍和羽林騎
侍從軍有三支，就是期門、羽林和林孤兒。期門軍是漢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騎射者組成，共約有一千人，歸光祿勛掌管。因常為侍從漢武帝而期待于殿門，故有“期門”之名。羽林騎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選六郡良家子組成，約七百人，亦屬光祿勛。羽林騎原叫做建章營騎，因守衛建章宮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騎”，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兒是由戰死者的子弟組成的，因養在羽林官署，教習戰射，而有此稱號。
八校尉
禁衛軍是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約七百人，由八個校尉率領，因稱“八校尉”。八校尉為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來，是職業兵，這是中國古代有募兵制的開始。這支軍隊后來發展為西漢王朝的軍事主力，經常用于鎮壓勞動人民或進行民族戰爭。
在地方，有經過訓練的預備軍，根據地區的具體條件，分別設材官(步兵)和騎士(騎兵)，這些預備隊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備軍和預備軍的兵員，都由郡國征調來的“正卒”充任。
武帝時期強化了軍隊，增設樓船(水軍)等軍種。軍隊的加強，使中央集權有了更堅強的支柱。同時也加強了對外和對內鎮壓的力量。
西漢八校尉是武帝時設置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在內鎮守京師，出外對敵作戰，對整個西漢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由于史書記載不詳，涉及八校尉的史料也十分匱乏。眾多學者對八校尉的設置目的及其歸屬問題，各家詮釋各不相同。細考史料，八校尉設置的目的是用于對外作戰。它是一支獨立的作戰部隊，不隸屬于任何部隊，直接聽命于皇帝。
西漢的經濟
西漢時期牛耕和鐵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紡織業和瓷器制作發達。西漢是中國古代商業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國家的穩定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僅國內貿易，而且對外貿易也非常發達。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甚至與古羅馬、印度等國家有間接的貿易關系。
人口
秦代末年由于長期戰亂人口銳減，西漢建立時人口在1500萬到1800萬之間，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至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國人口約達3600萬。漢武帝時期因大規模對外戰爭人口銳減至3200萬，至于史書中的”戶口減半“是因民眾不堪重負逃稅導致人口登記不實。漢武帝晚年頒布罪己詔重啟漢初息兵養民的國策，繼任者霍光、劉詢沿襲，至地節元年(前67年)人口達4000萬。
到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在籍人口達59594978人，墾田8270536頃，為兩漢之最，實際人口達6300萬。
農業
牛耕普遍，鐵農具推廣
西漢時牛耕更加普遍，在黃河流域逐漸盛行起來，也存在用馬耕地的現象。鐵制農具的制作與使用比較廣泛，在漢武帝時期，冶鐵業歸國家壟斷，鐵器的推廣更為迅速。不但中原地區普遍使用鐵器，而且推廣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鐵制農具的種類也增多了。僅鐵犁中，就有鐵口犁鏵、尖鋒雙翼犁鏵、舌狀梯形犁鏵，還有大型的犁鏵。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耕作技術有了顯著的改進。特別是在山東安丘、河南中牟和陜西西安、咸陽等地都發現有鐵犁壁。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畝的作用。
治理黃河和興修水利
西漢的水利事業比戰國時期有了新的發展。突出的是治理黃河和關中等地興修了一些較大的水利工程。漢初，黃河屢次決堤。公元前132年，黃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漢武帝征調幾萬民工前去修治。經過這次治理，黃河在八十年間沒有發生大災。治理黃河是西漢規模較大的水利工程。
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了幾條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為了轉輸由關東西運的漕糧，在徐伯的領導下，征發幾萬民工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東注入黃河，長達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僅使這一段的漕運時間縮短一半，而且使沿渠兩岸萬余頃地受益。
與此同時，又修龍首渠。這條渠是從陜西澄城縣狀頭村引洛水灌溉陜西蒲城、大荔一帶田地。渠道要經過商顏山。這里土質疏松，渠岸易于崩毀，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發明了“井渠法”，使龍首渠從地下穿過七里寬的商顏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條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在鄭國渠上游修了六條輔助的小渠，稱六輔渠。公元前95年，從仲山口引涇河至櫟陽，這就是白渠。全渠長近二百里，灌溉農田4500余頃，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東泰山下引汶水灌溉農田，在甘肅境內引黃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內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與“區種法”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耕作技術也有提高。漢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趙過總結了西北地區抗旱斗爭的經驗，推廣了“代田法”。
趙過還發明了耬車。耬車是一種播種機，能同時播種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種效率。在遼陽三道壕西漢晚期村落遺址中發現過一件鐵制耬足，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墓葬壁畫上的三足耬畫像，證明當時已廣泛采用耬車播種技術。漢武帝曾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這種新式農具。
到漢成帝時，氾勝之又總結了一種新耕作方法── “區種法”。是一種園藝式耕作技術，把土地劃成許多小區，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細作，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 由于農業生產的發展，耕地面積也不斷擴大，到西漢末年，墾田面積已達8270500余頃，人口達六千余萬，比戰國時期增加兩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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