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特點
魏晉之際，道法的結合逐漸趨于破裂，以道家思想為骨架的玄學思潮開始揚棄魏晉早期的名法思想，轉而批評儒法之士，那么關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特點有哪些呢?下面是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特點，歡迎參閱。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特點
政治方面：國家長期分裂，戰爭頻繁。或諸侯爭霸稱雄，或三國鼎立、南北對峙;發生了重大變革。如戰國時期商鞅變法使秦國確立封建制度，北魏孝文帝改革促進了封建化過程。各民族交往頻繁，促進了民族融合。
經濟方面：社會變革促進了生產關系的變化，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經濟的不斷發展，為全國的統一創造了條件。如：戰國時期經濟實力最強的秦國滅掉了六國，完成了統一;南北朝南北經濟的發展為隋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文化方面：科學技術取得巨大成就，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如：春秋戰國時期天文歷法的進步;南北朝時期的數學成就和《齊民要術》。文學藝術取得重大成就。如：春秋的《詩經》，戰國時期偉大詩人屈原和青銅藝術的進步;東晉的書法繪畫成就，著名詩人陶潛，南北朝的佛教石窟藝術等。
魏晉南北朝文學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相對于文學創作異常地繁榮，(魏)曹丕《典論·論文》、(西晉)陸機《文賦》、(梁)劉勰《文心雕龍》、(梁)鍾嶸《詩品》等論著以及(梁)蕭統《文選》、(陳)徐陵《玉臺新詠》等文學總集的出現，形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高峰。
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興盛是與文學的自覺聯系在一起的。文學的自覺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它貫穿于整個魏晉南北朝，是經過大約三百年才實現的。所謂文學的自覺有三個標志：
第一，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漢朝人所謂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史記·孝武本紀》：“而上向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這里所說的文學顯然是指學術。到了南朝，文學有了新的獨立于學術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學，文學與儒學、玄學、史學并立;(宋)范曄《后漢書》單列《文苑列傳》，與《儒林列傳》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標志。同時又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總術》：“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這代表了一般的認識。梁元帝蕭繹《金樓子·立言篇》對文筆之分有進一步的說明：“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蕭繹所說的文筆之別已不限于有韻無韻，而強調了文之抒發感情以情動人的特點，并且更廣泛地注重語言的形式美。他所說的“文”已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了。
第二，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更重要的是對各種體裁的體制和風格特點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文體辨析可以上溯至《漢書·藝文志》，至于《東觀漢紀》以及蔡邕的《獨斷》、劉熙的《釋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體辨析的意識。更為明晰而自覺的文體辨析則始自曹丕的《典論·論文》，他將文體分為四科，并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賦》進一步將文體分為十類，對每一類的特點也有所論述。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詩和賦分成兩類，并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特點。(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現存佚文看來，論及12種文體，對各種文體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變，并舉出一些作品加以討論，比曹丕和陸機又進了一步。(東晉)李充《翰林論》聯系風格來辨析文體，是對文體風格的進一步探討。到了南朝，文體辨析更加深入系統了，(梁)任昉的《文章緣起》分為84題，雖不免瑣碎，但由此可見文體辨析的細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龍》和《文選》對文體的區分既系統，對文體的討論也很深入。《文心雕龍》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討論文體，共分33大類。其《序志》說：“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對每種文體都追溯其起源，敘述其演變，說明其名稱的意義，并舉例加以評論。《文選》是按文體編成的一部文學總集，當然對文體有詳細的辨析，這在下文還要講到。如果對文學只有一種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區分，還不能算是對文學有了自覺的認識，所以文體辨析是文學自覺的重要標志。
第三、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離不開審美的特性。所謂文學的自覺，最重要的或者說最終還是表現在對審美特性的自覺追求上。上面提到過，“詩賦欲麗”的“麗”，“詩緣情而綺靡”的“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的“瀏亮”，便已經是審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聲的發現及其在詩歌中的運用，再加上對用事的對偶的講究，證明他們對語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覺的追求，這對中國文學包括詩歌、駢文、詞和曲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而《文心雕龍》以大量篇幅論述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涉及情采、聲律、麗辭、比興、夸飾、練字等許多方面，更是文學自覺的標志。
魏晉南北朝時期教育
5)晉(265～420)南朝(宋、齊、梁、陳)和北朝(北魏、北齊、北周)。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封建軍閥割據混戰的時期。這時期豪族在經濟上占有大量的土地，在政治上處于統治的地位。豪門士族為了保證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創立了九品中正選舉制(見九品中正制)。這個制度根據門第選拔士子做官，以致賢愚不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現象。
這時期的支配思想是玄學。魏晉玄學是雜糅道、儒的唯心主義哲學，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同時，才性論也是魏晉之際的中心議題。這種才能與德性(識見)相互關系的爭論，既反映了當時兩大政治派系的斗爭和“才”可以使人走向悲劇的現實;也是以玄學論辯為形式的教育方面的重要論題。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與儒家相對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如嵇康反對儒家的禮樂名教,他在《難自然好學論》中認為，禮樂從各方面對人限制干涉，是違反自然的。他把六經、仁義等等都當作污穢朽腐的東西，要一概丟掉。與玄學家相反，儒家重視教育的作用。傅玄認為人性是極活動的，容易受教育。葛洪在他的基本屬于儒家思想的外篇中也強調教育的作用和努力的必要，他說：“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但成功還在于自身的努力。
總之，這時期學術思想自由，儒、道、佛三者互相斗爭又互相吸取，天文、數學、醫藥在私學中廣為傳授，學術與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教育的發展也起了繼漢開唐的作用。
中央官學 這一時期玄學清談的風氣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礙了教育事業的發展;長期的動亂影響了學校的正常秩序。九品中正制使士族有了做官特權不再需要認真讀書;然而皇室需要利用學校來培養官吏。因此這時期的教育特點是中央官學衰微，呈現出時興時廢狀態。
西晉創設國子學 西晉以前魏國曾立過太學。魏文帝于黃初五年 (224)正式于洛陽恢復太學。學制仍沿用漢代舊制，但略有不同。由于三國紛爭，太學生多半是為了逃避兵役，學業水平較低，百人應試能通過的不過十人。
西晉創立國子學是在晉武帝咸寧四年 (278)，并設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學生。惠帝元康三年(293) 明確規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許入國子學，而太學則成為六品以下子弟求學之所。這是九品中正制實行后，士族享有政治特權在教育上的反映。它是中國于太學之外另立國子學之始，也是后世國子監的開端。這種國子學與太學的分立，直接影響著南北朝和隋唐的教育制度。
宋代于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正式恢復國子學，下詔書命令廣訓胄子。元嘉二十三年 (446)文帝親臨國學，策問學生，并給予他們和教授以獎勵。齊朝建立后，武帝永明三年(485)也曾下詔立學，創建堂宇，置學生200人。不過齊立國23年，其間曾兩次廢學。梁武帝比較注意文教事業，于天監七年 (508)下詔興國子學。天監八年詔書要求凡堅持學習能通一經的，經過策試可量才錄用,即使寒門也不見棄。講誦經學的風氣曾盛極一時,陳文帝天嘉元年(560)嘉德殿學士沈不害上書請興學校,選公卿子弟入學，使助教、博士朝夕講經，文帝很表贊成，下詔書根據他的建議施行。
魏晉經學的發展及其在教育上的影響 東晉元帝即位，于建武元年 (317)設立了太學。這期間魏晉經學的發展對教育有一定的影響。古文經學之得以立于學官是在魏初，而東漢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自董卓之亂，博士流散，到魏初重新立太學時，博士所傳授課試的已不是漢末的今文經學而已被古文經學所取代。這一時期的經學雖退居次要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學校的教學內容也主要還是經學。這個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由漢代的注重章句訓詁變為注重義理，從兩漢師法家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稱為“魏晉經學”。實質上這已是儒、佛、道混合的經學。流傳至今的重要經書，其中魏晉人注的占了一半。他們注經的特點是廣采眾說,自出新意，其成就超過了漢代經師。官學和私學的教育內容也有了變化。南朝儒生開始有講疏、義疏之學。口頭講經的記錄稱為講疏或講義，義疏是闡發經義比經注更詳盡的著作。義疏之學是受了佛教講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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