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

時間：2017-04-28 11:40:13 學良775由分享

　　魏晉南北朝，又稱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關于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你了解多少?下面是有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歡迎參閱。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特點

　　1.文化藝術成就多樣，各具特色

　　東晉的王羲之吸收漢魏諸家的精華，集書法之大成，被后世譽為“書圣”;東晉顧愷之的人物畫，線條優美，活潑傳神，富有個性。

　　2.科技成就突出

　　如圓周率的計算、《齊民要術》、《水經注》等。

　　3.思想領域異常活躍

　　佛教傳入中國后迅速發展，在南北方的政治、經濟領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文學藝術的各個領域，也都打上了佛教影響的烙印。

　　4.體現了民族大融合的特色

　　重要的文化成就，來自不同的民族，也體現了不同民族的風格。

　　5.帶有分裂割據的烙印。

　　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有著明顯的區別。特別是南北文化差異很大，如南北民歌風格的不同，外來佛教在南北的差距等。(南方重佛理，北方重形跡，南方佛教藝術多由寺院組成，北方佛教藝術多由信徒制作等)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大放異彩的原因

　　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決定的，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

　　政治上，雖然這一時期的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各族人民逐漸走向和睦相處，出現了民族大融合。當時，進入中原的各個少數民族，同漢族雜居，互相學習，不斷融合。

　　經濟上，北方經濟恢復發展，江南經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也得到了開發。

　　這一時期社會思想也異常活躍，各種學說并興，這是繼戰國“百家爭鳴”后，我國歷史上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社會思想和學術文化的相對自由及多樣化，有力的促進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自覺趨向型文化特征

　　黃巾大起義促使東漢大帝國的瓦解，維護其封建專制統治的儒家倫理綱常受到極大沖擊，人們的思想從儒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因而人的獨立人格和自覺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同時，漢末至隋約400年內，基本上處于長期分裂割據(西晉統一至八王之亂只有8年)，戰亂頻仍，社會動蕩不安的時代。那時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家族，每一個社會政治集團，每一個割據政權，要求得生存、自立和發展，都必須充分發揮人的主觀努力，或者發揮人才的優勢，從而有利于個人聰明才智的充分顯示。加之東漢統一帝國的瓦解，人們熱衷于尋找重新統一和治國的理論。這些時代條件不僅使得各類人才輩出，而且促使學術思想界儒、玄、墨、名、法、縱橫、佛、道以至兵家都應時而出，形成了我國歷史上所謂第二個百家爭鳴的時代。

　　二、開放融合型文化特征

　　魏晉南北朝開放型文化特征，是由于國內各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頻繁，以及自覺趨向型的文化心態等時代條件決定的。當時人們的思想較為開放，原先的封閉狀態被打破了，首先是漢族對外來文化表現了一種包容和吸取的積極精神，同時少數民族中的杰出人物也熱衷于學習漢族先進文化。尤其在北中國，表現得更為明顯，政治制度、經濟生活、禮儀風俗、學術思想等，都不是漢族單一型的，而是以漢族文化為主，對國內各少數民族和外來文化兼收并蓄，包羅宏富。早在東漢末年，西域文化便傳入我國。史稱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師貴戚皆竟為之”(《續漢書·五行志》)。西晉泰始(265—274)以后，”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280—289)時期，人們普遍以胡人生產的氈”為絈頭及帶身、袴口”，并相習成風(《晉書·五行志》)。西晉滅亡以后，北方和長江上游先后由五胡建立起十六國政權。當時屬于民族融合的第一階段;匈奴、鮮卑、羯、氐、羌人大都保存著自己的語言、生活習俗和禮儀風俗。他們在漢族地區建立的封建割據政權，大多帶有部落軍事統治和封建統治雙重性，政權組織形式為胡漢混雜體制，其官制大致上皆胡漢雜糅。北魏前期政權，也不例外。北魏后來實行的均田制，西魏北周實行的府兵制，前者乃是鮮卑拓跋氏族公社公有制和儒家理想政治的結合，在當時北方大亂之后地廣人稀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出現的;后者則是鮮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軍之制二者的結合。在國家政權政治制度上，從十六國到北朝始終存在著全國的或局部的胡漢體制的混雜，已為史家所共識。這是開放型的文化特征，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語言是傳播文化的主要工具。西晉滅亡之后，北方語言較為混雜。十六國時期，在北方流行著少數民族語言。北魏初期，鮮卑語盛行。孝文帝改制雖禁鮮卑語，但僅限于30歲以下的人，而30歲以上的鮮卑人，并不要求立即改說漢語。更何況孝文帝改制后只有5年時間即死去，以后改制實際上處于流產狀態，因而北方勢必形成漢語和鮮卑語并存狀態。

　　再如胡服。十六國時和北魏前期，胡人多穿胡服，自不待論。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著漢人服飾。經過4年以后，太和二十三年(499)正月，孝文帝從鄴城回到洛陽，猶”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指鮮卑服飾)者”。孝文帝責問留守洛陽的任城王元澄：”尚書何為不察?”澄對曰：”著猶少于不著者”(《魏書》卷十九中《任澄王澄傳》)。足見當時著鮮卑冠服者，還不在少數。不久，孝文帝病故，服飾改制并不徹底。東魏高歡部將羯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為當右?”尚書敬顯攜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王纮反對說：”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五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北齊書》卷二十五《王綋傳》)這次爭論以掩衣左右皆可而結束，實際上反映了當時人認為胡服和漢服雜用均可的一種文化觀念。

　　關于儀禮中所用的音樂。十六國北朝時期，中國傳統的所謂雅樂正音，只有涼州張氏政權保留一部分，前秦滅張氏得之。東晉太元十一年(386)后，一部分傳入南方，一部分保留于后秦。顏之推在隋開皇2年(582)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并用胡聲”。隋初鄭譯定樂之”七調”，實即周武帝時龜茲人蘇祗婆之”七聲”(《隋書》卷十四《音樂志》中)。開皇初定七部樂為：《國伎》、《清商伎》、《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至煬帝大業(605—618)中又定九部樂為《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等。上述隋代九部樂，除《清樂》、《禮畢》兩部樂書自漢族外，其余七部樂均為十六國北朝時期出自東夷、北狄、西戎或西域、天竺。而且隋樂對唐樂影響極大。魏晉以后禮儀音樂等文化觀念的開放性，對唐代影響頗深。

　　最能代表開放型文化觀念的，乃是”胡床、胡坐”在漢人生活中傳播后，漢人生活起居產生的巨大變化。從東漢末到隋代，我們所見到的有關胡床的資料較多，當時漢族皇室、貴族和一般家庭，在各個生活領域中多使用胡床。胡床只能垂腳坐，加之佛教東來跏趺坐(盤腿坐)的影響，開始改變了我國古代傳統的跪坐法，這在漢人生活起居習俗上是一個較大的變化。古代漢人的坐具，由席地而床、榻，由床榻而胡床，由胡床而小床，再由小床演變為高足椅子。同時人們的坐法，也由跪坐改變為垂腳高坐。這個變化過程大約從東晉南朝開始，至唐中葉以后完成(參考拙文《胡床·小床和椅子》，見《文史知識》1989年第5期)。李濟先生在《跪坐蹲居與箕踞》一文中提出假說，認為”跪坐習慣在中國日常生活中被放棄，大概起源于胡床的輸入，以及東來佛教僧徒跏趺的影響”。這個假說已為史實所證明。

　　再從學術思想領域看，佛教與中國文化相交融，開始于魏晉。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6章《佛教玄學之濫觴》中指出，魏晉”五十余年中，中華學術生一大變化”，即佛教的玄學化。牟子《理惑論》對佛教玄學化開其端，支謙等興佛教大乘若般學，大倡”本元”旨趣，與玄學家述《老》《莊》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的核心命題相契合。西晉滅亡，玄學轉衰，佛教玄學化更為興盛。南齊顧歡首作《夷夏論》，以”夷夏之別”為由反佛，引起了儒佛道一場大爭論，三方在爭論中都以儒家理論駁難對方，其結果不僅沒有因夷夏之別而貶低佛教，反而加深了儒玄佛的進一步交融。而且與佛教密切聯系的石刻、繪徒ㄖ藝術，在南北朝也產生了輝煌的成果。總之，魏晉南北朝思想界遺棄”夷夏之別”的舊觀念，儒玄對佛理的吸取和改造，最能說明在思想理論最高層次上表現出來的開放型文化寬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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