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考古六大發現的解讀

時間：2017-03-13 15:52:14 王燕648由分享

　　2016年，在過去的一年里，史前遺址的考古成果集中顯現。下面學習啦小編分享了2016年考古六大發現，一起來看看吧。

　　2016年考古六大發現

　　疑似曹操之孫帝陵，或具“網紅”潛質

　　2016年，中國考古有何重大的新發現?也許您會脫口而出：海昏侯墓!是的，因為2016年3月-6月在首都博物館舉辦的“五色炫曜——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以及在其開幕式上宣布的“漢廢帝劉賀即為海昏侯墓墓主”的結論，海昏侯墓的“網紅熱度”一時被推至頂峰，豪氣登上各大媒體頭條。但因為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是在2015年11月正式向社會公布，所以這項發現榮登的是2015年“六大發現”榜單，2016年榜單它未再參選。

　　不過在2016年“六大發現”榜單中，有一項發現或許也有成為“網紅”的潛質——“河南洛陽市西朱村曹魏墓”。2009年，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村大墓因為被眾多考古學者認定為“曹操墓”，在全社會引起廣泛討論。將“西高穴大墓”確定為“曹操墓”的一些不利因素，除了該墓葬被盜嚴重、隨葬品所剩無幾外，還有一點即是曹魏一朝高等級墓葬經過考古發掘者，數量相當有限。而這一次在漢魏洛陽城遺址南20余公里處發現的兩座大墓，不僅規模大、等級高，而且很可能安眠著曹操之孫魏明帝曹叡和他的夫人，這項發現對于將“西高穴大墓”確定為“曹操墓”，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西朱村曹魏墓M1全景

　　發現的一號墓規模宏大，墓葬土壙東西全長52.1米，墓道上口東西長33.9米，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組成，無封土，這些葬制與“西高穴大墓”相同。雖然被盜嚴重，但一號墓中出土的一大批刻銘石牌，陰刻隸書，寫有“釜一”、“炊帚一”等字樣，系隨葬品的石質“清單”，此前在“西高穴大墓”中也發現過類似者。因一號墓出土隨葬品與洛陽地區之前發現的曹休墓、正始八年墓(“正始”為魏齊王曹芳年號)的部分出土器物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呈現出東漢至西晉的過渡特征，又因一號墓規模宏大，出土的石圭、璧等禮器非普通之物，再加上該墓恰好位于文獻記載的魏明帝高平陵所在之地，所以雖然沒有直接與墓主人身份相關的證據出土，但考古學者仍然推測，一號墓旁比一號墓規模還大、尚未發掘(可能也不會再發掘)的二號墓，可能就是魏明帝曹叡的葬地高平陵，而一號墓則可能為高平陵的合葬墓或陪葬墓，墓主人可能是皇后郭氏，進而，這兩座曹操孫子、孫媳婦的墓葬，還可能成為將“西高穴大墓”確定為“曹操墓”的又一力證。

　　五項中華文明起源發現，助重建古史

　　不過，“六大發現”榜單公布后，引發考古行業最多熱議的，還不是如上這則“后段”考古成果(考古行業稱秦漢以降為“后段”，之前為“前段”)，而是“六大”中的其余“五大”，它們全部出自“前段”：“貴州貴安新區牛坡洞遺址”最重要的發現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青銅時代聚落遺址”的年代大致落在公元前16-12世紀;“遼寧朝陽市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是一處紅山文化晚期墓地，人骨測年距今4500年左右;“湖北天門市石家河新石器時代遺址”是長江中游地區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陜西神木縣石峁遺址皇城臺遺跡”的始建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3世紀之前，即早于文獻記載的大禹治水時代。

　　這樣的結果并非出自有意，而完全出自考古學者的投票評選。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先生介紹，今年的評選形勢十分膠著，有些項目距離成為“六大發現”只差兩三票。今年五項前段發現入選，即表現出“考古學者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視，對早期遺址工作力度的加大”。再加上配合國家文物局推進的大遺址保護規劃，各地對一些多年未曾做過考古工作的遺址重啟研究，最終使得2016年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豐收之年。

　　中國人從何處來?中華文明又是如何形成?21世紀，再言“三皇五帝”顯然已難以服眾，若想了解這段鮮有可靠文獻記載的中華早期文明史，就需要仰仗考古學者撥開塵埃、發現遺存、重建古史。中國考古近百年的歷程，一項重要的成就，即是通過一處處具體的發現，建構了一套在如今中國大地的各大區塊之上，從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至公元前兩千年新石器時代末期的時空框架。而今年“六大發現”榜單中的五項前段發現，對于填補既往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關鍵結點、區域、時段的空白，就具有重要意義。

　　牛坡洞遺址出土細石核

　　吉仁臺溝口青銅時代聚落遺址內發現的用煤遺跡

　　貴州地區既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工作空白不少，這次牛坡洞遺址發現的從舊石器時代晚期至歷史時期的豐厚地層，彌補了這一缺憾。遺址中發現的洞穴墓葬、細石器，又都是相關領域非常難得的資料;吉仁臺溝口遺址是目前伊犁地區發現面積最大、時代最早的青銅時代聚落遺址，此地是東亞與中亞文化交通、交融的樞紐，意義非凡。此外遺址中還發現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使用煤的遺跡、中國年代較早的鑄銅遺物、遺跡和3件年代較早的鐵塊，無法不令人矚目。

　　而紅山文化、石家河遺址、石峁遺址，如王巍先生所講，都早已是中國考古史上響當當發現。此次它們“老樹開新花”，通過新的考古工作，獲得了新的重要成果：

　　半拉山紅山文化墓地出土陶人頭像

　　1979年在遼寧朝陽市發現的牛河梁遺址，以其規模宏大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震驚了世界，使以其為代表的紅山文化一躍成為探尋中華文明起源的重點。但在此之后紅山文化一直缺少進一步的重大發現，直至半拉山墓地揭露出紅山文化晚期積石冢營建的全過程(發現土坑墓、石棺墓、積石墓等墓葬、祭壇、祭祀坑、界墻、積石堆積層、建筑址、筒形器帶，以及玉豬龍等玉器、大體量陶制與石質人像等遺跡遺物)，證明在牛河梁遺址的“頂級”積石冢外，紅山文化還存在著更多“次級”積石冢遺址，紅山文化的內涵果然比我們既往的了解豐富得多。

　　印信臺遺址陶缸刻劃符號

　　印信臺遺址陶缸遺存

　　從1955年即開始發掘的石家河遺址，如今仍是在長江中游地區發現的面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等級最高的史前聚落。2015-2016年的考古工作：1.發現了在“大城”石家河古城中，還有一座“小城”譚家嶺古城，其年代早于前者;2.在石家河古城西城壕西側，發現了長江中游地區規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場所——印信臺遺址，其年代屬于石家河古城鼎盛時期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包括5個人工黃土臺基、6個套缸遺跡等遺存，其中部分套缸上新見一些刻畫符號;3.還新近發現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時期玉器，其類型豐富、形態優美、造型生動，令人大開眼界。

　　皇城臺出土銅刀

　　2011年開始進行調查的石峁遺址，絕對是本世紀以來中國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這座位于陜北高原的古城，面積竟逾400萬平方米，包括由內及外的皇城臺、內城、外城三重結構。它一橫空出世，即“坐”上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最大城址的“頭把交椅”，使如今已人煙稀少的陜北成為了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焦點地區。2016年對石峁遺址的發掘揭露了皇城臺的廣場、甕城、南北墩臺、門道等結構;發現的銅器、石范、玉器及骨針“制作鏈”相關遺物，又對中國銅器起源與傳播等研究課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六大發現”外，入圍項目與海外項目同具亮色

　　當然，和各行各業的年終盤點一樣，“六大發現”嚴格地說并不該與“去年最重要的六大發現”直接畫等號，它代表的還是主辦方對過去一年中國考古的觀點。事實上在每年的大約4月，由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文物報社進行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還會選出過去一年的“十大發現”。而回看近年“六大發現”、“十大發現”的榜單，也有個別曾被評為“六大發現”的項目，落選“十大發現”。有觀點認為，兩者相比較，“六大發現”關注學術意義更多些，“十大發現”關注社會影響更多些。

　　所以說在關注“六大發現”這些“入選項目”之外，那些“落榜”的“入圍項目”也不容小覷，它們作為接下來“十大發現”評選的有力競爭者，也匯集著2016年中國考古的一批亮點，例如：“陜西鳳翔縣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初步判斷遺址就是西漢時期漢高祖劉邦在雍地設立國家最高等級用于專門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北畤;“上海青浦區唐宋時期青龍鎮遺址”——確證了青龍鎮是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貿易港口;“吉林安圖縣寶馬城金代遺址”——可以確認寶馬城為金代皇家祭祀長白山的神廟無疑……

　　2016年明鐵佩遺址作坊區(西—東)

　　今年的“六大考古”評選還有一大特色在于，一項中外合作的考古發現以特別項目的身份也在會上作了推介，“六大發現”變為了“六加一大發現”——“烏茲別克斯坦明鐵佩古城遺址”。明鐵佩古城位于費爾干納盆地南緣，不僅是該盆地公元前后面積最大的城址，也在烏茲別克斯坦古代城址中屬于最大級別，它很可能是漢武帝時大宛國的一座重要城市。至2016年，中烏聯合考古隊已經發現該古城功能完善的城墻、城門、馬面和兩重城垣等城防設施，城內外規模宏大的大型建筑和道路系統，建筑格局清晰、功能完備的手工業作坊，而在城外發現的墓葬區則進一步擴大了古城的文化內涵。

　　2016年6月，在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的主席，會見了正在烏茲別克斯坦進行發掘的中國考古學者，標志著“中國考古走出去”的宏圖偉業，至2016年行至了高潮。除了烏茲別克斯坦，在蒙古、肯尼亞、柬埔寨、洪都拉斯、印度……甚至即將在埃及，中國考古的力量已經開枝散葉，遍地開花。曾經將幾乎所有目光都聚焦于國內的中國考古，如今已經與全世界的考古學者站在一起，共同探尋人類歷史的神秘與璀璨——這意味著我們這些千年古國的炎黃子孫，很可能在未來，見證更多中國考古帶來的榮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