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陜西考古新發現

　　201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北京出爐，陜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入圍，關于2016年陜西考古新發現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2016年陜西考古新發現，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2016年陜西考古新發現之歷史記載/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

　　“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封土為壇、除地為場、為壇三垓.....”這是歷史文獻中關于秦漢時期祭祀場所的記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中國古代通過祭天活動以達到“與天滋潤，強國富民”之祈福。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傳統，而秦漢時期在這里創制的畤祭則對中國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據《史記·封禪書》記載，雍地的祭祀傳統可以追溯到黃帝時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在此還有郊祭活動舉行。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在其都城——雍城郊外先后在雍地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吳陽上畤、吳陽下畤的雍四畤祭祀系統，使雍地不但成為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而且成為國家最高等級的祭祀圣地。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在其祖先以畤祭天的基礎上，又廣泛吸收了原先東方六國的禮儀，在雍地舉行加冕典禮和郊祀的時候新的祭祀風尚;

　　西漢早期，為了修養生息，恢復社會經濟，漢高祖劉邦實行“漢承秦制”的方略，沒有在長安置新畤，而是繼續沿用早先秦人設在雍地的舊制和畤祭的基礎設施，并且在原先秦雍四畤的基礎上增設了西漢時期的北畤，即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統，以郊祀雍畤作為王朝最高祭禮。西漢帝在雍地祭天禮儀一直延續到漢武帝時期，從文帝到武帝時期的西漢帝王先后十八次郊雍，場面非常隆盛和壯觀。專家根據遺址出土器物類型學年代初步研究判斷，血池遺址可能為西漢初期漢高祖劉邦在雍城郊外原隸屬秦畤基礎上設立的國家最高等級，專門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場所——北畤。該遺址是繼禮縣鸞亭山“西畤”相關遺跡后，首次在雍城發現與古文獻記載吻合、時代最早、規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于完整的國家大型“祭天臺”。

　　2016年陜西考古新發現之發展現狀/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

　　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位于陜西省鳳翔縣城西北的柳林鎮血池村東至溝南村之間的山梁與山前臺地上，東南距秦雍城大遺址15公里，這里溝壑縱橫，植被豐茂，且處在秦漢時期重要的水陸交通要道上。

　　2016年4月至11月，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國國家博物館、鳳翔縣文物旅游局、寶雞市考古研究所和鳳翔縣博物館聯合組隊的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考古發掘工作，國家文物局批準的2000平方米年度發掘任務，同時也結束了數年來對這處總面積達470萬平方米的大型遺址的考古調查工作，當前共確認相關遺跡包括各類建筑、場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處，都取得了重要收獲。

　　2017年4月12日，被評為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6年陜西考古新發現之考古發掘/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

　　考古隊于2016年度是首次對血池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掘區間分別遴選兩處遺跡性質不同的“夯土臺”和“祭祀坑”進行。專家根據“夯土臺”發掘點已有的信息，結合其所處的地理位置、環境地貌，以及《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等文獻的記載，認為它完全符合秦漢時期置“畤”(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之固定場所)的條件，即選址應該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筑壇須有“封土為壇、除地為場、為壇三垓”的形式和規模，此外發現的道路遺跡則很可能與當時不同身份等級參祭人員的所走不同的行道有關聯，即文獻所記載的“神道八通”。

　　在對山梁高處的古遺跡調查中，發現不少夯土基址和戰國至西漢早中期的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筑材料。從其規模上可區分出從大型宮殿到一般小型建筑之大小不同等制，這與文獻所記雍畤應該有能夠提供皇帝親往主祭的“齋宮”、祠官的常駐的管理與祭具存放場所的建筑群落的背景相吻合。

　　遺址所在的血池村為古地名，那么秦漢時期國家進行大型祭祀活動時，祭品和儀式過程是否與這個神秘的地名“血池”有關呢?

　　根據考古現場的發現，雍山血池遺址數量最多的遺跡是分布較為密集三類祭祀坑，第一類是“車馬”祭祀坑，坑內的“車馬”及其隨器卻制作精巧且形體很小，其“木偶”性的明器化特征突出。從“車馬”祭祀坑中的三類形制分析，與文獻記載歷代持續對雍畤祭祀的背景有關。第二類是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雖經晚代盜擾，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豐富，已在各類祭祀坑中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殘片，青銅車馬器，如蓋弓帽、車軎、車轙、馬銜、馬鑣、銅環、銅泡、銅管、弩機、銅鏃以及小型木車馬等專門用于祭祀之物。第三類是極少數的“空坑”。三類祭祀坑的內涵與文獻記載的三牲獻食、玉貝、“車馬”之祭品種類相同，而以坑埋藏則是文獻中對祭品“瘞埋”的重要處理方式。考古現場已采集到“空坑”內的土樣標本，以檢測是否有“血祭”的成分，探究“血池村”地名的來歷是否與當時祭祀用牲的宰殺與采血場地有關。同時通過對其它出土文物的器表檢測，以檢驗是否有文獻所記用火“燔燒”的痕跡。[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