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現最早國都

　　陶寺遺址[1]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黃河中游地區以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為主的遺址，關于考古發現最早國都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考古發現最早國都，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之遺址簡介

　　在陶寺類型居住址中發現很多小型房址，周圍有道路、水井、陶窯和較密集的灰坑。房址分地面、半地穴式和窯洞三種，以后兩種居多。半地穴式房基平面多作圓角方形，少數呈圓形。長、寬一般在2～3米。室內地面涂草拌泥，經壓實或焙燒，多數再涂一層白灰面，并用白灰涂墻裙，可見當時白灰已得到廣泛應用。居住面中央有柱洞和灶坑。墻面上往往有或大或小的壁龕。有的還在室內一側設置灶臺，灶臺后部有連通室外的煙道。窯洞式房址四壁向上弧形內收形成穹窿頂，高約2米，平面形制、結構等多與半地穴式房址相仿。水井為圓形，深13米以上，近底部有用圓木搭壘起來的護壁木構。陶窯為"橫穴式"，窯室直徑在0.7～1米，有多股平行火道或葉脈狀火道。灰坑有筒形、袋形、鍋底形等幾種。此外，還發現夯土碎塊和刻畫幾何紋的白灰墻皮，表明附近可能有大型建筑基址。[3]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東南，面積3萬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時間，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終，發現墓葬1000余座，都是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個別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單人葬，頭向東南，排列整齊。不同的氏族葬區在墓葬規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著差別。 這里的墓大致可分為三類。

　　①大型墓：長3米上下、寬2米多。使用木棺。隨葬品可達一、二百件，有彩繪陶器、彩繪木器、玉或石制的禮器和裝飾品以及整豬骨架等。已發現9座，不及墓葬總數的1%。經鑒定，墓主都是男性。

　　②中型墓：長、寬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隨葬成組陶器(包括少量彩繪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幾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見豬下頜骨數個至數十個。這類墓占墓葬總數的近10孫。死者多系男性，僅分布在大型墓兩側的為女性。

　　③小型墓：墓坑小而狹長，一般長2米，寬0·5米左右。大多沒有木質葬具和隨葬品。這類墓約占墓葬總數的90%。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之文化遺物

　　祭祀遺跡

　　出土遺物有陶器、玉石器、骨器、銅器等。陶器以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為主,器表多飾繩紋,也有籃紋和少量的附加堆紋、方格紋、弦紋、鏤孔以及素面磨光陶器。平底器和袋足器發達，典型器物有夾砂缸、釜灶、 盆形斝、罐形斝、尊形斝、折腹斝、肥足鬲、大口罐、鏤孔圈足罐簋、折腹盆、扁壺等。主要器類有比較明確的發展序列。

　　隨葬陶器有灶、鼎、斝、罐、壺、瓶、盆、盤、豆、觚、“異型器”(可能即古文獻中的“土鼓”)等。除夾砂質的炊器外，各種泥質容器器表多施朱繪或多色彩繪，均為燒成后著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為地，或滿涂朱紅色為地，再用紅、白、黃、綠色礦物顏料繪出圓點、條帶、幾何形紋、渦紋、回紋、龍紋、變體動物紋，構成斑斕絢麗的圖案。一些彩繪紋樣與商周青銅器、漆器花紋頗多相似。其中，以朱繪或朱、白兩色彩繪蟠龍紋陶盤最具特色。

　　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繪或彩繪(漆)木器，構成陶寺類型文化另一特色。已知有案、俎、盤、豆、斗、勺、觚、杯、“倉形器”、高柄豆等多種器形。一般器表涂以赭紅或淡紅色，少數精品在紅色地上用白、綠、黃、藍等色繪出由邊框、條帶、幾何形紋、云氣紋構成的美麗圖案。有些彩皮剝落時呈卷狀，其物理形態與漆皮相似。這是迄今在黃河流域出土的最古老的(漆)木器實物，并將案、俎、盤、斗、勺等文物的歷史提前 1000 多年。這些(漆)木器的造型和圖案，許多與商、周漆器相當接近。

　　此外，在一座晚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小銅鈴，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樂器，也是最早一件用復合范鑄造的金屬器。在居住址出土的一件陶扁壺上，還發現一個用毛筆朱書的字，字形結構與甲骨文類同。

　　陶寺遺址及其所代表的陶寺類型文化，在中原地區諸龍山文化遺存中文化面貌最豐富多彩，發展水平最高。多數學者認為，它反映原始氏族社會已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考古發現最早國都之考古意義

　　陶寺遺址出土文物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省襄汾縣陶寺村南，面積300余萬平方米，是一處重要的以龍山文化遺存為主的史前遺址。遺址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進行了大規模發掘，發掘面積6000余平方米，主要收獲是發掘了1300余座不同時期、不同規格的墓葬，獲得了一大批重要的隨葬品。2002年，經過第二輪發掘，確認它是我國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史前最大的城址。這些重要的發現，為研究我國龍山時代的社會面貌提供了全新的資料，對研究我國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主要發現

　　1978年至1984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原臨汾行署文化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從發掘的1300余座墓葬看，陶寺墓地存在明顯的金字塔式等級結構。處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致，有鼉鼓、特磬、彩繪龍盤等重要禮器，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部族首領;而占墓葬總數90%的小墓，墓壙僅能容身，死者身無長物，應是社會的平民階層。這些現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等級已很明顯，充分說明了社會的復雜化程度和文明化進程。因此，陶寺遺址一經發掘便引起廣泛關注，尤其是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根據對陶寺遺址的時空分析，學者們很快將其同傳說中的唐堯聯系在一起，初步認定它就是唐堯部族的文化遺存。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認識的日漸統一，有關陶寺遺址的討論也趨于沉寂。

　　2000年，國家重點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順利結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這樣的背景下，考古界又出現了新一輪的中華文明研究熱潮，陶寺遺址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揭開了陶寺遺址考古的第二輪序幕。2002年，國家重點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正式啟動，陶寺遺址被確定為子課題“聚落反映社會結構”的專題。作為課題的實施者，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聯合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兩個年度的發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收獲。

　　兩年來，課題組對陶寺遺址進行了大規模鉆探與重要遺跡發掘，共鉆探32萬平方米，發掘1511平方米。2002年發現并確認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貴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大型倉儲區等。其中的中期大城面積達到280萬平方米，是目前我國發現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又發現并確認了中期小城內的祭祀區大型圓體夯土建筑和早中期宮殿核心建筑區的北出入口。尤其是大型圓體夯土建筑，總面積約1400平方米。其建筑形狀奇特，原為三層臺基，結構復雜，附屬建筑設施多，規模宏大，是迄今發現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單體建筑。據推測，其功能與觀天象和祭祀有關，應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

　　中國史前第一城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前城址的發現接連不斷。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發現50余處，主要分布在山東、河南、內蒙古中南部、湖南、湖北及成都平原一帶。其中，河南和內蒙古發現了20余處，但地處河南和內蒙古之間的山西在陶寺城址發現以前卻一處也沒有。人們對地處中原的晉南，尤其是陶寺遺址沒有發現史前城址感到十分茫然。大家認為，陶寺這樣高級別的聚落是應該有城的，因為一般的村落遺址不會有那樣的墓群，達不到那樣高的水平。而今天的發掘結果證明，陶寺不僅有城，而且有中國史前最大的城。經過兩年的全面鉆探和局部解剖，我們已經知道陶寺城址經歷了早期小城(面積56萬平方米)到中期大城的發

　　展。早期小城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560米，位于中期大城的東北。中期城垣在早期小城基礎上向南、向西發展為南北長約1800米、東西寬約1500米的大城，面積達到近280萬平方米，超過此前面積最大的石家河城(170萬平方米)，一躍成為中國史前“第一城”。同時，在城內還發現了宮殿區、倉儲區、祭祀區等重要遺跡，極大豐富了對陶寺城邑設計、規劃、功能等方面的認識。此外，在大城南端凸出的中期小城內還發現了陶寺文化中期的墓地，并發掘了其中的一座大墓，出土隨葬品72件套，墓主人極有可能是“王者”級別的人物，應當與早期大墓主人的身份相同。

　　朱砂書寫的符號認為是最古老的中國文字

　　20世紀80年代對陶寺遺址的發掘，使我們認識了一個全新的陶寺文化，但這一認識主要是建立在對1300余座不同規格墓葬尤其是對早期大墓的發掘基礎上的，在對整個聚落的把握上難免缺乏整體性和準確性，而陶寺城邑及中期大墓的發現則彌補了我們對陶寺文化總體認識的不足。盡管陶寺城邑經歷了早中期的變遷和后世的廢棄破壞，但在考古學家的手鏟下仍呈現出一些重要的遺跡現象。從這些重要的遺跡和城垣的規模可以看出陶寺城邑的宏偉氣象，特別是宮殿區、祭祀區、倉儲區及墓葬區等不同功能區域的劃分，更說明了陶寺不僅是一座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氣勢宏大的都邑，應該就是“堯都平陽”之所在。

　　探索中華文明起源重要載體

　　通過考古學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是學術界長盛不衰的熱點。從20世紀初考古學傳入中國，這種探索便隨著考古的新發現深深地改變著我們的古史觀和文明觀。從盲目的疑古到科學的考古，從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元論到多元一體論，這些認識觀的重大改變均源于考古學的蓬勃發展。今天，我們對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有關中國文明發展的具體過程及其內在動力等問題還有待考古學的進一步回答，文明起源的研究仍方興未艾。

　　陶寺遺址出土文物

　　陶寺遺址出土文物(6)

　　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前的文明并非只有中華文明，但其他古文明都早已成為失落的文明。而中華文明至今未曾有過斷裂，一直迤邐綿延了5000年之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特別是我們今天所沿襲的文字、歷法、禮制、道德規范等，可以說有相當一部分早在唐堯時期就已具雛形。陶寺考古無疑為研究這一過程提供了極為有力的實證，并且無可爭議地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中最重要的考古發現。

　　比如，2003年陶寺最重要的發現———大型圓體夯土建筑，發掘者推測其功能與觀天象和祭祀有關。如果這一推測成立，那么此圓體建筑就應是中國最早的觀象臺。據記載，唐堯時代對天文歷法的貢獻是空前巨大的。堯不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還親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管理歷法與授時，并測定了一年的天數、二十四節令和四季。《尚書·堯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等歷法的記載。這些歷法不會憑空而來，只能來自長期的實踐經驗。如果沒有科學的觀測與記錄，顯然總結不出這些亙古不變的規律。陶寺“觀象臺”的發現恰恰證實了“觀天授時”活動的存在，印證了《尚書·堯典》上記載的“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真實歷史背景與社會現實。這大大加深了我們對中國史前時期天文歷法知識系統的實際認識，無論對中國古代天文學研究，還是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都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唐堯時代雖然是一個酋邦林立的時代，但多數酋邦已具有了國家的特征和性質。其中，堯的酋邦無疑是當時最為強大和最具代表性的。因為陶寺遺址不僅有“王墓”、陶禮器、銅器、朱書文字，而且有城垣、宮殿、祭祀區、倉儲區等，更重要的是還有中國最早的“觀象臺”。從聚落形態角度看，高規格的宮殿建筑、宗教建筑和與天文歷法有關的建筑設施，應當是“王都”級聚落所具備的標志性建筑要素。顯然，陶寺已具備了早期文明化社會的一些基本要素，應該說是目前我國規模最大、顯現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聚落。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陶寺是探索中華文明起源最重要的遺址，陶寺文化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