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長征的歷史資料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主力紅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被迫實行轉移，退出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征。有關長征的歷史資料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長征的歷史資料，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有關長征的歷史資料之基本介紹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以及敵強我弱，中央革命根據地(亦稱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遭到失敗，紅軍第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10月，紅六軍團與紅三軍(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合，并創建了湘鄂川蘇區。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集結陸續出發，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及直屬縱隊離開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沿粵贛邊、湘粵邊、湘桂邊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三道封鎖線;然而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消極避戰，使紅軍繼續處于不利地位。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全州之間搶渡湘江，經浴血奮戰，于12月1日渡過湘江(即第四道封鎖線)，由于連續苦戰，紅軍由8萬余人銳減5萬余人，剩余3萬余人。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主力軍隊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 制定了紅軍爾后的戰略方針， 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標志。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1]

　　紅軍長征

　　遵義會議后，鑒于川敵布防嚴密，中央紅軍確定撤離遵義后，在川黔滇邊和貴州省內迂回穿插。特別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創造戰機，運動作戰，各個殲敵，以少勝多，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隨后出敵不意，主力南渡烏江，直逼貴陽，迅即西進，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側策應。5月初，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于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紅四方面軍原在川陜根據地，為了向川甘邊發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強渡嘉陵江戰役的重大勝利。然而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等擅自決定放棄川陜根據地(亦稱川陜蘇區)向西轉移。5月初，共八萬余人開始長征，中旬占領了茂縣(今茂汶)、理番(今理縣)為中心的廣大地區。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跨過草地，抵達班佑、巴西地區。8月底，右路軍一部在包座全殲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約五千余人后，打開了向甘南前進的門戶。9月張國燾率左路軍到達阿壩地區后，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并要挾中共中央和右路軍南下。毛澤東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軍(后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經固原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扎根在陜北奠定了基礎。

　　在國民黨重兵對鄂豫皖根據地圍攻的情況下，紅二十五軍和鄂豫皖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從河南羅山縣開始西移，在鄂豫陜邊建立根據地，粉碎國民黨軍兩次“圍剿”。次年7月過隴東，9月與陜甘根據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第十五軍團。第一、三軍團到達后，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在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紅軍二、六軍團，于1935年11月從湖南桑植出發，轉戰湖南、貴州、云南三省，擊潰國民黨軍的攔截，渡過金沙江，經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與張國燾率領的南下受挫的紅四方面軍會師。二、六軍團合組為二方面軍。7月，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在紅一方面軍接應下，10月先后在甘肅省會寧縣城和靜寧縣將臺堡與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軍長征結束。

　　有關長征的歷史資料之長征背景

　　長征

　　1933年10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各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并以50萬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要控制地區)。

　　在前四次戰役中，由于實施毛澤東的運動戰方針，國民政府軍沒有達到預定目標，均以撤退告終。在第五次戰役中，由于毛澤東失去領導權，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原名秦邦憲)采納德國軍事顧問李德的建議，放棄過去四次反“圍剿”斗爭的積極防御方針，將這場戰爭定性為國共之間的決戰，采用軍事冒險主義，提出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口號，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之外抵抗國民革命軍，決定在國民黨之前搶先行動，發動所有紅軍展開全面進攻，并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但中央蘇區只有10萬左右的正規軍和數萬游擊隊，在搶先進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損失。這時共產黨方面決定進行陣地防御，輔以“短促突擊”(短距攻擊)，意圖抵擋國民革命軍的前進。但這個行動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不久，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府瑞金的北大門廣昌陷落，紅軍死傷一萬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