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中國刑事政策的歷史發展論文
論新中國刑事政策的歷史發展論文
刑事政策概念的提出及其系統思想體系的形成,乃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刑法學、刑事社會學、刑事人類學、監獄學和其他相關學科發展的產物。客觀地說,刑事政策成為預防與懲罰犯罪的思想體系,反映了人類對犯罪現象及其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因此,研究資產階級刑事政策的歷史發展,對我們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論新中國刑事政策的歷史發展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論新中國刑事政策的歷史發展全文如下：
【摘 要】刑事政策是代表國家權力的公共機構為維護社會穩定、實現社會正義;圍繞預防、控制和懲罰犯罪所選擇的策略和措施。我國的刑事政策經歷了一個從“嚴”向“寬”的成長歷程。為什么我國進入21世紀以后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鎮壓與寬大’’刑事政策為什么會是嚴的起點?改革開放以后的“嚴打’刑事政策為什么是“嚴”的繼續?分析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的社會背景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體現，并討論其歷史背景，是理解新中國刑事政策的要義所在。
一、“嚴的開端”：“鎮壓與寬大”刑事政策的形成與實施
“鎮壓與寬大”是中央決策機關在新中國成立后基于新中國成立初期革命與建設的雙重需要提出的第一項宏觀刑事政策。該方針首見于1942年11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寬大解釋”：對敵人、漢奸及其他破壞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絕對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寬大政策，予以白新之路。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伊始，國民黨的殘余力量及社會舊勢力的反革命犯罪活動，卻因為“鎮壓與寬大”政策的實施，致使大批首惡和反革命犯罪分子逃避制裁，繼續為惡。
為了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中出現的“寬大無邊”右傾偏向，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及最高人民法院依據毛澤東曾提出的“穩、準、狠”刑事政策，聯合發出了兩個“鎮壓”文件，最終導致了向“鎮壓”一側的嚴重失衡。
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在這一時期，整個國家的法制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沒有通過正當途徑制定的政策，更沒有刑事政策，刑法也是無從談起。個人命令取代一切，國家走上了所謂通過運動的統治”的道路。一時間，非法拘禁私刑泛濫，兩大反革命集團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在這一背景下，“鎮壓與寬大”或言“寬大與懲辦”政策實際上完全失去了意義。
二、“嚴”的繼續：“嚴打”刑事政策的確立與實施
改革開放后確立的“嚴打”刑事政策，其實就是“鎮壓與寬大”刑事政策中“嚴”的一而的延續。從實體意義上理解，就是要嚴密法網、加重刑罰;從程序意義上理解，就是在現行刑事立法的范圍內“從重”、“從快”地進行執法。
1979年，在全國城市治安會議中，彭真首先提出了對極少數殺人搶劫強奸等(“六類”案件)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并明確提出對惡性案件的現行犯，務必依法從重、從快處理。1982年，鄧小平針對經濟犯罪，也明確指出：如今剎這個風，一定要從快從嚴從重。
自1983年至今，我國前后于1983年、1996年、2001年展開了三次聲勢浩大的“嚴打”專項整頓活動。不可否認，“嚴打”刑事政策的實施，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建設方而起到了一定的短期與局部作用。例如，在2001年的“嚴打”之后，2002年全國刑事案件比2001年下降2.8%，這是已往10年來刑事發案率第一次呈現降低趨勢。但是，有學者認為，決策機關過于強調“嚴”的一而導致了嚴重問題。一方而，各地“嚴打”工作的展開不均衡，在一些地方辦案質量堪憂。另一方而，“嚴打”過后，司法執法人員思想開始松散，對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減輕，造成短期內社會發案率有迅速反彈的趨勢。
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矛盾的緩和，以及人權保障的寫入憲法，中央決策機關適時對刑事政策進行了調整，提出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三、從“嚴”向“寬”：“嚴寬相濟”政策的提出與貫徹
就“寬嚴相濟”的含義，很多學者認為如將“嚴”與“寬”表述為“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寬嚴相濟在起初是作為一項刑事司法政策提出來的，但是，若是一個政策僅僅是一個司法政策，而非立法政策，那又怎么司法?所以，“寬嚴相濟”在被提出后很快就成為項貫穿刑事活動所有領域的指導政策。
隨著“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提出，立法層而逐漸出現了向“寬”轉變的趨向。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13項犯罪的死刑，得出兩個積極地信號：第一，廢止死刑不再是構想，變成了立法中的現實;第二，我國的刑法過度依賴刑罰的模式開始轉變、進入了依據社會時勢與預防犯罪的必要，進行相應的輕重調節的時代。
伴隨著立法層而向“寬”的一而的轉變，刑事司法活動也逐漸顯示出了“寬”的跡象。例如，社區矯正得到了立法確認，其適用范圍穩步擴大。截至2011年12月，全國從事社區矯正工作的人員，已經超過46000人，至2001年3月，開展社區矯正工作的基層司法所，達到27706個。
四、結語
盡管有社會的地方就有犯罪，我們不可能完全消除犯罪，但是，我們一直在致力于尋找與采取各種方法預防與減少犯罪。為此目的，我們需要針對犯罪原因，根據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教育等現實條件，制定可行的綜合性刑事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則體現出了人權保障的影響、對刑罰效益性的追求與合理組織對犯罪反應的指導思想。在這種理性轉變的背后，是對刑罰價值的反思、刑罰成本的擔憂與刑罰認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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