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中國近代史課程論文2000字
中國近代史是大學生的一門選修課，主要是以培養大學生的愛國主義為任務。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大學生中國近代史2000字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大學生中國近代史2000字論文篇一：《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
摘要：80年代那種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一種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傳統文化,以為只有儒家能夠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個誤區。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可以推測,這將成為跨世紀的文化主題,吸引后來人的注意。
關鍵字：文化史研究文化熱國學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毫無疑問,文化史研究的勃興,時代的需要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本屬于歷史范疇的文化史研究,在當代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廣泛的社會基礎,并因此成為世紀末中國的一大顯學。
二、熱點追蹤
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突出了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從近代史上總結中華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歷程,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熱門話題。據不完全統計,從1983年到1989年,共發表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論文600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為學者關注的重要論題。
(一)文化近代化起點問題的復出與論證
關于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問題,50年前有宋元說、明清說、鴉片戰爭說,莫衷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體上統一于鴉片戰爭說,由于這和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聯系在一起,因此鮮有爭議。80年代有關明清之際是中同文化近代化開端的觀點如異軍突起,引人注目。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啟超,50年代有侯外廬,但從論證上來說,自侯外廬的《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后,20多年無重大進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來有一批老中青學者再次提出這一課題,并加以論證,認為明清之際出現了突破封建藩籬的早期民主主義意識;注重新興的“質測之學”,吸取科學發展的新成果;開辟一代重實際、重實證、重實踐的新學風。有的認為,過去對這一課題的論證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層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擴大視野,從社會史的領域發掘大眾文化資料。中國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際,經歷了開啟?中斷?再開啟的過程。與西方人文啟蒙不同,中國早期啟蒙的特點是政治倫理的啟蒙,這主要表現為對忠君信條的懷疑、抨擊與批判,而且下延到廣大民眾。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實際上在不同程度上對美國學者費正清論述中國近代史的“沖擊一反應”模式表示了異議,認為這一見解忽視了中國社會和文化自身的變異,因此,發掘中國傳統社會萌發近代化的思想資源是這一問題取得進展的關鍵。
(二)對中國文化近代化歷程的回顧成為敏感的學術問題
對洋務運動及其思潮的評價是個頗為敏感的問題,1949年后,學術界對此一貫持批判態度,很少發表不同意見。80年代后,學術界從近代化進程的角度對此進行重新審視,提出洋務思潮的概念。論者認為,洋務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響,也是龔、魏經世致用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以“變通”、“師夷”、“工商立國”為特點,對封建傳統有一定的沖擊作用。對洋務思潮與洋務派某些政治行徑不能混為一談。有的對“中體西用”作出新的解釋,認為“中體西用”是利用儒家傳統引進西方文化,減弱學習西方的阻力,力圖在傳統文化中找到西學的生根之處,通過對西學的吸收實現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體西用”雖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當時起了好的作用。與此有關的是對洋務運動的評價,有的認為洋務運動構成了學習西方的一個重要環節,是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潮流,其歷史作用不能低估。
(三)對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爭議
五四運動作為一個歷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題,視為愛國主義的_運動;有的突出它批判傳統的意義,認為是啟蒙運動。李澤厚對此提出自己的見解,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反帝運動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運動,這兩者由啟蒙和救亡的相互促進發展到救亡壓倒啟蒙,忽視了對個體尊嚴和個人權利的尊重,導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論戰不徹底,遺留下早該解決的思想文化課題,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繼續完成。有的認為,救亡喚起啟蒙,啟蒙為了救亡,戊戌時期是這樣,五四時期也是這樣,民主與科學精神貫穿五四運動的各個方面,影響整個時代,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四)弘揚傳統與反傳統的對峙及其發展
怎樣對待傳統文化是個有世界意義的文化課題,由于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激烈與反復,使這個問題的爭議經常出現弘揚傳統與徹底否定傳統的兩極對峙,在這兩極之間又存在眾說紛紜的歧見和程度不同的折衷,從而使這一討論具有更為復雜紛繁的內容。80年代以來,兩極對峙的內容又有新的發展。反傳統的認為,“建立‘現代’新文化系統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動搖、震蕩、瓦解、消除舊‘系統’,舍此別無他路可走”,因此主張與傳統徹底決裂;維護傳統的則認為越是開放越要弘揚傳統,21世紀將是儒學風行世界的新世紀。
耐人思考的是,對這股國學熱怎樣評價?80年代那種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一種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傳統文化,以為只有儒家能夠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個誤區。怎樣科學地對待傳統文化?怎樣在批判舊觀念的同時保持和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可以推測,這將成為跨世紀的文化主題,吸引后來人的注意。
大學生中國近代史2000字論文篇二：《民國年間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摘要]民國年間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時代主題“救亡圖存”密切相關，側重于外交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的研究，以為現實政治服務;同時中國近代史學科經歷了從開創到完善的過程;這證明關注現實生活是史學發展的源泉。
[關鍵詞]救亡圖存;中國近代史;外交史
歷史研究的目的為何?中國傳統史家司馬遷、班固、范曄、杜佑等均提出這一問題并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給出的答案最直接：“將施有政”，即歷史研究在于“經世”、“致治”，要為現實政治服務。
據學者統計，在1949年前，以中國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約34種，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約21種;數量不菲的專題問題研究;以帝國主義侵華史、國難史、痛史、外禍史、侵略史、國恥史、失敗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關著作約83種;中外關系通史54種。(1)
這顯示史學界在研究方向上將研究重點從傳統史學轉向與現實密切相關的近代史研究、對現實具體問題的思考，這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特點，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史學現象。
一、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的現實背景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中國逐漸喪失了領土、海關主權及治外法權。《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簽訂后，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凸顯。清末民初的中外關系中，中國處于完全被列強宰割的地位。“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題。現實政治情勢，促使部分史學家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為與時代主題、現實走向密切相關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其中尤以中外關系為研究的重心。
二、中國近代史研究關注的問題
20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上自政府下至國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修約、廢約運動，以改變中國國際地位、求與列強處于平等的國際地位。“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危機。中國廢約、修約的外交歷程被打斷。此后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轉為全力解決中日沖突問題，以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亦與時代所賦予的主題相關。
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解決當下的外交與內政等問題，這充分地彰顯了中國史學家對中國現實政治的關懷與影響。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二十世紀較早對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關系進行研究的著作。他認為鑒于李鴻章與中國近世關系，應從“中國數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時中外交涉之隱情”的角度評價李鴻章的歷史地位，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顯示的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態度、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令人震撼，在當時的影響極大。學者稱“獨擅史林”。(2)強大國力以“救亡”是劉彥提出的拯救時弊的方案。
李鼎聲(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華侵略及其與中國各政治、軍閥勢力之間相勾結、侵剝百姓的事實，以激發民族情感、燃起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團結起來共同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此書“是平心最早發表的史著，也是我國現代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編寫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錢亦石的《中國外交史》，討論了當時政、學兩界都非常關注的中國“弱國無外交”的問題。他認為，“這個解釋是非常不正確的”，是當局推委責任的讕言，中國沒有長遠的計劃與考慮，是導致中國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重點是系統論證了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是“兩個過程”的論斷的正確性、科學性，“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對中國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政權的變更，是學術推動政治發展的一個很好的例證”。(4)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資料，以探究中日問題解決之道。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國近代外交史為研究重點，希望人們了解當時中外交涉的背景環境及其失策、責任問題。認為：目前中國內政、外交中出現的問題完全是西方列強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詳述了列強的對華政策及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以求解決的方案。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側重于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5)蔣廷黻以“學術的態度討論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觀學術。他視政治與學術為一體，視歷史與現實為一體，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6)
王蕓生編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國人，關注中日關系發展的趨勢，注意日本的真正動機，不要上日本人的當;激勵國人團結一致、奮起救國。雖然王蕓生謙稱是編撰史實不是“作史”。但從學術角度研究中日關系或外交史的層面看，意義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評論發表。”“對外交史的研究，促進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諸學者及所著書目，都屬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創建過程中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來史學書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關中國近代史著作數量可觀，約近200部之多。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義的支配下，多為輾轉選譯、東抄西湊的編匯之作，缺乏根據完整的外交檔案所作的細微地深入地個案研究，但在向群眾宣傳與動員群眾的政治性運動上貢獻極大。隨著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漸刊布，及世界各列強外交檔案的公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學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三、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針對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內政外交的束縛，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廢約、修約運動。“九?一八事變”后，舉國上下又開始以全力解決中日問題為外交的首要目標。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解決當下的中國內政外交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成為必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近代史學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從以上所述的有關中國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內容看，外交史與近代史是二體合一的。這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救亡”問題相契合。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點。 20世紀早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多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們受到海外史學家關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論及觀念的影響很深。他們強調學術化、歷史化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強調通過檔案材料探尋歷史演變的真相。一戰后各國外交檔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清季外交檔案的公布，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形成了如蔣廷黻、張忠紱、王蕓生、陳恭祿等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嚴謹的、近于苛刻的學風。蔣廷黻稱籌辦“夷務始末的出版，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以前研究中國外交史者雖不乏人，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分中外，幾全以外國發表的文件為根據。專憑片面的證據來撰外交史，好像專聽一面的辯詞來判訟，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過以往中國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極零星;就是學者要考察中國的材料亦感困難。有了《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書，以前的著作均須大加修改，并且這二書已引起全世界的學者注意。此后他們將逐漸知道中國材料的重要”。(8)
從以上所述各書作者在著述過程中對史料的重視程度看，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思路上，他們非常注意史料的來源及考辨問題。他們不僅利用中國公布的外交檔案材料，也利用國外開放的檔案材料研究近代以來中外關系演變的真相。同時他們還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專論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鑒別史料的價值問題，這是他們求真的學術精神的體現。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蔣廷黻1931年、1934年編輯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檔案材料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們運用檔案史料的敘事結構，影響了1949年以后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創立、發展的貢獻，在學界有口皆碑。
雖然他們自稱要進行純學術的研究，但是他們以自己的學術精神關注現實的危機。他們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開拓了一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學術救國，為當下中國內政外交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與咨詢，這也是他們在著作中所強調的。所以他們的研究，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很高的現實政治價值。這是這一階段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還關注了中國的近代化問題，這與中國現實的“救亡”主題密切相關。近代史研究中關注的中國近代化問題，是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國政界與國聯正在開展的技術合作以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為了戰勝日本入侵者而進行的物質上的準備。但更多的是通過對中外檔案史料的爬梳、考證研究，找尋1840年以后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中國國力日趨衰弱、中外關系嬗變的原因，以“資治”現實中國外交問題、現代化問題的解決，包含著強烈的對現實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趨勢等問題的關懷。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征。20世紀上半葉中外外交檔案的公布、對海外學者歷史研究理論的借鑒、中國的現實危機共同造就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創與成就的取得。陳寅恪先生1930年6月為陳垣的《敦煌劫余錄》所作序言中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蔣廷黻、陳恭祿以“沖擊―反應”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們深入思考近代以來中國在應對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所進行的外交部門的建制、外交人員的派遣、留學生的派遣等洋務舉措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
錢亦石、李平心、范文瀾等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樣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展做出貢獻。“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沒有考慮到的。”“社會科學的發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10)
當時，有不少學者雖不以近代史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顧頡剛，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也注意對現實的關懷。即使被人認為從不談論政治的陳寅恪也通過嚴謹的科學的研究在論文中曲折地表達了他對政治的關懷：“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11)這些學者與直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一樣，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學術為救國的工具，以筆做槍，希冀為抗日救亡貢獻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現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潮，是當時中國社會思潮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實發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實生活。”(12)
注釋：
(1)《八十年來史學書目(1900-198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2)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3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4期。
(4)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第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樂蘇、金富軍：《蔣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載《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9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蔣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載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二輯)。
(9)陳寅恪著：《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66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馬俊亞、郭英劍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第153、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陳寅恪著《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頁，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12)于沛：《史學思潮、社會思潮和社會變革》，《史苑》2004年3期。
大學生中國近代史2000字論文篇三：《高校中國近代史教材改革問題》
摘要：高等院校中國近代史教學質量的提高關鍵在于教學用書。推進中國近代史教學改革的深入開展，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必須打破現行傳統教材單一的局面，編寫與出版與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書勢在必行。
關鍵詞：中國近代史;教材改革;系列用書;培養創新思維
黨的報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并提出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著力提高教育質量，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要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近些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改革與發展，高等院校歷史專業的中國近代史教學(1840―1919年，即中國近代史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呈現出生機勃勃的局面。但我們在看到取得可喜成績的同時，還應看到它存在不足的另一面，即在中國近代史的教學中，所存在的實質性問題，長期以來，未能引起有關部門的真正注意，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中國近代史教材改革，未有實質性進展，許多新的學術方法和研究成果未能融入教材。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雖然出版了許多不同版本的中國近代史教材，這些教材雖然編著者不同，出版社不同，但這些教材的體例、內容、所引文獻資料、所持學術觀點等，基本皆為同一模式，均未能從傳統史學觀念的框框中超脫出來，真可謂眾人一面。教學實踐已經充分地告訴了人們，以傳統史學觀念為指導所編寫的中國近代史教材，現在已經不能適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形勢需要。為了更好地貫徹與落實中共中央關于我國教育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化的戰略目標，全面提高歷史專業學生的整體素質，對此，筆者認為，要提高我國高等院校中國近代史教學的質量，努力發揮中國近代史在培養學生創新素質方面的功能作用，必須對現行的中國近代史教材進行改革。否則，中國近代史的教學方法就不會有實質性的改進，教學質量也不會得到顯著的提高，學生們的理論水平和創新思維也不可能得到較好的發展。
教材是教學的載體，是教學的根本之所在。由于我國目前未對中國近代史教材進行實質性的改革，這是導致中國近代史教學方法陳舊的最根本原因。教學實踐說明，中國近代史教學方法的改進和教學內容的創新，之所以舉步維艱，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們沒有從中國近代史教材上去對其進行改革的結果。與高中的中國近代史教材相比，高等院校的中國近代史教材的老化程度極其明顯。這正如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曾經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大學和中學還存在許多幾十年如一日的‘爺爺的教材’，這明顯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也落后于國內社會發展實際需要和科學技術發展形勢。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中國教育落后的最重要部分。”可見，要使中國近代史的教學適應于日新月異的發展形勢，對中國近代史教材體例、內容、所引資料、所持學術觀點等方面的改革，已成為當前中國近代史教學創新工作的一項緊迫任務。然而在距瞿振元先生提出教材落后的意見十余年后，高校中國近現代史教材改革卻依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由于歷史專業的大學生(包括有關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的文科學生)在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都已學過中國近代史的知識，并對其中的有些史實和內容背的“滾瓜爛熟”。又由于高校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其中相當部分的基本知識和觀點等內容與高中階段所學的一樣，因此，大學生們對這種“炒冷飯”的現象也極不滿意。高中階段，學生們為了高考去被動地死記硬背中國近代史，大學階段，學生們為了中國近代史課程的過關，仍然要死記有關的內容。這種為考而教，為考而學的被動教學方法，至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變。但隨著大學生們知識面的不斷擴大和理論程度的不斷提高，他們迫切需要教師改變中國近代史教材中的陳舊內容，要求教師講授新的史學觀點、新的史料和介紹新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方法等。因此，要滿足學生們更新知識的正常要求，僅靠教師在課堂上所作的點滴介紹，是遠遠不夠的。要適應學生們的強烈求知欲望，我們必須改變目前在中國近代史教學中使用“單打一”教材的局面。即我國有關的教育行政部門，應積極地去組織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等編寫和出版有創新內容的中國近代史教材外，還需要編寫和出版與中國近代史教材相配套的系列用書。
筆者認為，系列用書應包括一份指導學生們學習中國近代史教材的大綱和編寫教材的說明書，讓學生們從中了解到，編寫中國近代史教材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其中包括編者們篩選史料和觀點的標準和原則，編者是如何處理編寫中的重難點等，對這些內容的說明，使學生們能夠更好地去了解和掌握教材中的有關問題，以加深對歷史知識的理解和記憶。因這些內容不僅可以使學生們明白編寫中國近代史教材的一整套構思，及其編寫手法，更為重要的是讓學生們學習到這些構思和方法，這對學生們智力的發展和寫作能力的提高，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還應編寫一份供學生們閱讀的參考書目，在這份參考書目中，必須注明書籍的作者、出版社地點及名稱、出版時間及著作的內容提要等。由于種種原因，因此，歷史系相當一部分學生的專業知識面狹窄，史學信息不靈，在中國近代史領域里有哪些應該讀的著名書籍，學生們則很少知道。這當然不利于提高學生們的史學理論水平和拓展專業知識面。要改變這種局面，向學生們提供一定的參考書目，就顯得十分必要。譬如在參考書目中列出由蘇雙碧主編，山東齊魯出版社1985年出版發行的《建國以來中國近代史若干問題討論舉要》一書，這樣，學生們就能根據參考書目中提供的線索，去借閱該書。通過閱讀，學生們就會從書中清楚地了解到建國后的30余年中，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洋軍閥統治”等問題，進行研究的情況，從而使學生們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中國近代歷史的復雜本相。這無論是對學生們進一步深入地學習中國近代史，還是掌握正確的研究方法等，都是大有益處的。有了中國近代史的參考書目，學生們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有的放矢地查找自己所需的書籍，從而減少了學習中的盲目性，節省了有限的學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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