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中國近代史期末參考論文(2)
大一中國近代史期末參考論文篇二
《論“華北治安戰”》
姓 名: 黃筠涵
學院班級： 設計七班
學 號： 1420107011
《華北治安戰》，是1982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為戰后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寫。是描寫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華北的作戰史。包括比較詳細地記述了當時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所采取的各種戰略、戰術，及其遭到強烈抵抗的情況。該書系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分上、中、下三卷。根據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史料匯編。雖然這是一部出版于20多年前的著作并且在進行編譯時，刪減了對于日本官方記錄的許多史料，但無論對研究日本作戰方法來說，還是對研究抗日時期中共和國軍作戰結構的變動來說，《華北治安戰》都是值得一讀的著作。
一、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的華北形勢(1937年7月7日前) 日本自承認偽滿洲國并與當地中國軍締結了《塘沽協定》，便抓緊時間進一步使中國華北“合法化”和“公開化”。《華北治安戰》也進一步指出了“抓緊時間”的理由。
其理由之一是，全面擔任了防蘇重點的滿洲國的國防，且在此時更需充實 國防力量使其空前強大。
其理由之二是，受華北匪力的影響，對蘇聯的戰備延后。
其理由之三是，自滿洲事變后，民眾的民族情緒、民族意識空前高漲。迫切希望全國統一的愿望強烈。以至于擾亂停戰地區治安，破壞日軍所建設施。導致關東軍對于當地的恢復工作受到阻礙。
而且，與平時閱讀的中國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戰爭史料書籍不同的是，這本《華北治安戰》是以日本官方的角度來看待中日之間的戰爭。且各自的價值觀、看待問題的角度、思維方式都不盡同。這就給予我們研究抗日戰爭的來源始末有著很大的幫助。
中國方面，在全面戰爭爆發之前，中國的主要問題、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共與國軍之間的矛盾。此時共軍采取的是回避戰術，日本與共軍就此進入停滯狀態。共軍積極欲與國軍國內抗日勢力有條件的合作，但蔣介石此時仍把抗日當作是反蔣的從屬問題。所以才會有后來的第五次剿共作戰。學術界把蔣介石的這次主張稱為不抵抗政策，即為“不反抗、不釀造事端、不挑釁。”蔣介石這次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基本也是由其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階級本性決定。事實上，這是原因之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華北治安戰》給予了明確理由，即蔣介石提出的另一個主張“安內攘外，肅清中共這一‘心腹內患’”，此舉頗有些“引狼入室”了。而在中共內部，左翼宗派主義傾向的發生，以至于削弱了中共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后來紅軍長征的壯麗史詩。對此，蔣介石在1934年又開始了對日的綏靖政策。
雖然學術界極力諷刺與大筆描寫蔣介石屈于求和、妥協的主張政策。而在《華北治安戰》中，對于蔣介石對日采用的綏靖政策并沒有花費太多筆墨來記錄。相反，對于指導性綱要工作，日本官方著重詳細地進行內容性概括。在此之中，被提到最多的仍是關于華北的“自治”問題。在《華北治安戰》中能尋究得的到的不僅是關于日方的軍事行動的詳細介紹，還有關于雙方之間對戰的記述，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某項戰爭的始末。
二、 第二次國共合作
雖然《華北治安戰》重點提到了一個轉折時刻:1936年的西安事變。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1935年的華北事變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正是因為這兩個事件，接下來的許多事情都是由此基礎發展下來的。
上一點就應該說過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后主張的：“安內攘外，肅清中共這一‘心腹內患’”幻想就此以妥協政策來換取中日問題的解決，但是，日本軍國主義顯然是不可能就此止步。
后來出現的“廣田三原則”。使蔣介石不得不放棄“綏遠政策”，因為接受日本的要求，中國就得走向滅亡。在蔣介石倚靠的蘇聯要求下，打通共產黨關系。中國共產黨方面，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反蔣口號，一致抗日。但不得不說的是，蔣介石的猜疑心很重，以武力強行解決，仍是他認為的“上上策”。而在這時，《華北治安戰》重點說到的“西安事變”發生了。
雖然中共和國軍矛盾積累已久，但蔣介石內部矛盾也已達瓶頸。西安事變由于中共的調解，蔣介石與張學良之間得到諒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正是由于這次事件，在客觀形勢漸次成熟的時候起了促進作用。使蔣介石認為的可能性成功轉化為現實性。
所以在《華北治安戰》里面也充分體現出“西安事變”的重要性。日本把它看作是“親日派的失勢已明顯可見”。由此可見，西安事變的性質是正義的，進步的，革命的。為此中共在1937年2月10日提出了為實現國共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初步形成，全國團結抗戰出現了一個新局面。
三、“七七事變”前后始末
盧溝橋事件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得不說是極其重要的。它標志著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是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和因此重新煥發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氣節,是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根本力量。
此事件的始末可以分為兩個時間段。一個是事變發生前，另一個則是時間發生后。
《華北治安戰》所說的事變總結起來，大致可以進行如下概括：日本從6月下旬，開始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射擊演練。7月7日夜，像往常一樣進行軍事演練時，遭到了龍王廟附近陣地中國軍隊的射擊，并以此為開端，8日晨中日兩軍在盧溝橋附近終進入交戰狀態。
仔細翻閱了關于其他介紹“七七事變”的書籍，對于日本方面出版的，也是說到了當晚演練科目為“利用薄暮接近主戰陣地及黎明攻擊”的演習，不論是雙方開戰的原因，或是因中國軍隊突然射擊的說辭都大致相同。而中國方面出版的書籍中，大多也把這次事變歸結為日本先行挑釁的結果。雖然不知道其真相到底如何都在“證明”自己的“清白”。《華北治安戰》在歸咎原因時，并沒有一味指責某某一方，書中有這樣說到：“最初的射擊是偶然發生，還是別有陰謀?有的說是日軍對中國的暗中挑釁，有的則說是中共系統或激進抗日分子挑釁的”。“總之，問題并不在于是何人和如何打的槍，最重要的是查明其后使事件連鎖擴大的政治背景”。從這個角度來評價“七七事變”，沒有急于“擺脫”責任，也沒有急于“維護”己方的清白。《華北治安戰》在敘述“七七事變”中的態度是嚴謹的、也是比較客觀的。在評判對錯時，并沒有一味偏袒哪方，或是維護哪方。
無論如何，日本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理由與中國軍隊開火是真，使這一事件演變為全國的戰火，這點毋庸置疑。并以此為導火索，進一步擴大入侵。
四、 游擊戰
以前閱讀歷史書籍，經常會在某本刊物里看到關于“游擊戰”的討論和介紹。雖然經常被提起，但大多數人對于“游擊戰”的概念依舊很模糊。不僅是因為對于具體作戰過程了解的少，而且也不是很清楚人民游擊戰爭的實質。在《華北治安戰》里面，日本官方就詳細地記載了人民游擊戰爭的組織結構。也指出了敵后人民游擊戰爭的全民性質。中共的軍隊之所以被大眾稱之為“人民軍”，顧名思義也就是以群眾為基礎的軍隊。不得不提在抗戰中起重要作用的“民眾自衛隊”，也可以稱之為“農民自衛隊”。“自衛隊”分為3個主要部隊：縣總隊部、區大隊部、中心村或大村中隊部。而縣總隊部下，分隊長、軍事干事、政治工作員各一名;區大隊部分大隊長，政治指導員，軍事、政治干事，政治工作員各一名，中心村分中隊長、政治工作員、軍事干事各一名。
自衛隊的人數即達人口的 十分之一，而這并不包括中心村分支下的5個婦女、兒童、老年隊。孩童時期看到的《地道戰》也僅是游擊戰戰術的一種。此外還有麻雀戰、地雷戰、破襲戰、伏擊戰等。正如《華北治安戰》所寫，游擊戰首先是組織人民、武裝人民，初期的抗戰在戰術方面卻沒有過多重視。由此可見，無論是戰斗、戰術，還是建設都離不開“群眾”這一基礎，在這點上，跟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用戶是離不開的，也正印證了那句“只有廣泛開展群眾路線，共產黨才能成為全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
共產黨之所以能獲得最終的抗戰勝利，是始終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始終堅持與人民群眾共命運，共患難。在《華北治安戰》里也經常提及共產黨與老百姓之間的“親密”關系。例如在敘述關于村長的基本任務時，《華北治安戰》這樣寫到：“中共掌握農民大眾的方法極為巧妙，已在華北各地施行。此點，日本望塵莫及。”以此就可看出后來的各種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都是在此基礎上得以成功。
五、 百團大戰
對于百團大戰的描述，《華北治安戰》足足記述17頁之長，以此足以看出該書對于百團大戰的重視，也體現出百團大戰在中共抗戰歷史上的重要性。
中共之所以能在此次戰斗中取得勝利。始終離不開“奇襲”兩字。“奇襲”的成功，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軍國對中共事先偵查、移動和集結兵力這類行為并未看作發動攻勢的前兆從而引起重視，且對中共軍事方面的情報收集不充分。二是中共對此次行動作了充分準備，對行動中的細節及目的、意圖都加以保密，以至于日軍未能預料到，對行動分析欠缺考慮。
雖然這次戰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擊斃日偽軍25800人，繳獲槍支5800余支，收復各大各小的縣城26座，破壞敵方鐵路、毀坦克、汽車，繳獲大量軍用物資。且使華北日軍交通一度全部陷于癱瘓狀態。更粉碎了日軍壓迫華北各抗日根據的“囚籠政策”和“堡壘主義”。日軍的華北大后方的整個交通網絡遭到嚴重的破壞。這次戰役大大的提高了抗日根據地和游擊戰的地位，對當時整個中國戰局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其在全世界的意義不可謂不重大。
意義自然是重要的，但此次戰爭也確實存在不足之處。按理來說彭德懷之于百團大戰的意義不可謂不重要，但是百團大戰卻又是他的一條罪狀。在《華北治安戰》中，日方就這樣寫道:百團大戰是共軍高估自身實力，而過早發動的一場大戰。它的范圍之廣，戰線之長，人數之眾，相持階段戰役規模過大。從該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在戰斗中，中共把囤積三年前前后后的戰爭中繳獲的物資器材消耗殆盡，以至于在后面的戰斗中出現士兵軍糧難以為繼的狀況。雖然是105個團的參戰兵力。但是軍官士兵的素質卻是良莠不齊。《華北治安戰》中呈現的繳獲的中共文件里就有對于百團大戰戰爭失敗的經驗總結，大部分是基本的軍事常識。又說回來，彭德懷是指導此次戰爭的，雖然百團大戰“好評”無數，但是從軍事角度來看，彭德懷發動戰爭的時間是不合時宜的，軍備武器損耗過大，戰后繳獲的槍械根本不足以彌補這次戰爭帶來的損耗。所以中共對外是“慶賀”，對內卻是“批評”和“處罰”。且百團打戰導致的人員傷亡慘重，所以這場戰爭說是“成功”的，也可以說是“失敗的”。它為以后堅持華北敵后抗戰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但回顧歷史，這場戰爭卻是無法避免的。可以說前有日本軍國這一大敵，又有家門口國軍這一“猛虎”。這樣兩面夾擊的形式對中共來說是大大不利的。所以在這樣形勢危急卻又尷尬的境地時，主動迎擊敵人是目前戰局的“不二之選”。論軍備實力，“閉關鎖國”背景之下的中國遠比不上實力、思想日益先進的日本，所以只有集群眾之力量，團結為一體，激發之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決心，鼓舞淪陷區的人民不屈，使之看到中國勝利的希望。
六、 中共戰術
《華北治安戰》多次有提到中共在戰斗中的“消極避戰”，什么是“消極避戰”，就是敵人來了就跑，敵人不來原地等待。該書一直在強調中共的消極避戰，但是仔細看的話便可知，日本軍國指的是中共和日軍在交戰中，不與日軍硬碰硬，而是采用游擊戰的方法予以敵方回擊。日軍氣的“牙癢癢”，“賭氣”般的也只好寫是消極避戰了。所以在很多抗日大小戰役中，中共采用的戰術往往對于敵軍以致命打擊。
1、水上游擊戰。顧名思義，在水上進行的游擊作戰。這種戰術主要在華中水網地帶進行。不僅是中共士兵，還充分利用了本地居民聯合運用小木船出沒自如的便利，在河湖港汊等復雜水域狠狠打擊敵人。陸上經典游擊戰，因為比較盡為人知，所以該書的大篇幅都有在報道這個讓他們甚為焦頭爛額的戰術。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本土化和地區的配合。講究伏擊、且隨意性較大。對于裝備遠不及日軍的中共，這樣的戰術易于隱蔽和偷襲，是非常有利的。
2、退避戰術，采用回避交戰的方法。一邊保存己方的戰斗力，一邊在存有一定戰斗力的同時援助中共的民眾。擁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傳遞情報的能力。在掌握了這些優勢之后，日軍想要殲滅，就是難上加難了。
3、利用高地險峻的地形，在四周埋下伏兵，易守難攻。敵人要想奪回高地，但被緊緊控制,即使對方有坦克大炮，但對于崎嶇復雜的山路，顯然不能發揮作用，這種戰術對于敵眾我寡的形勢非常有用。
4、雷種的研究對于對付敵兵也起到了有效的打擊。例如“丁子雷”、“水雷”、“梅花雷”等30余種雷，是民兵們經過不斷實踐制造的，大多數是在第一代的基礎上加以改進的。這些雷可以說是讓日軍防不勝防，山嶺、平地、莊稼地屢遭雷炸，有些敵軍想把雷挖回去，加以研究。由于有些雷為專門制作的“慢雷”，還沒等挖出來，地雷就已經爆炸，而里面的敵人早已被炸成渣滓。給野心狂妄的日軍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可以說是焦頭爛額。
總結：
雖然國內關于研究中日戰史的著書多不勝數，但是其角度大多大同小異。為了更好地了解抗日戰爭的前后始末及相關記載。就此研讀了此書。目的是從不同角度發現問題，重新探究歷史的真相。雖然其中有刪節且無法研讀的部分，有部分不可信的地方。但大方向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偶然想起一句話：最了解你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敵人。日軍對抗日人民游擊戰爭的切身之痛尤為深刻。《華北治安戰》能讓我們仔細咀嚼的內容還有很多，但歷史的長流是我們永遠無法追隨完畢的。只能日復一日，逐步揭開“未解之謎”。
參考文獻：
李惠蘭、潘榮，《七七事變前后》，中國檔案出版社
編寫組編，《中國抗日戰爭史》，人民出版社，2011.09-01
黃修榮、黃黎，《國共關系紀實》，人民出版社，2014.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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