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就業難的相關毛概論文(2)
探討就業難的相關毛概論文篇二
《直面“用工難”和“就業難”》
摘要：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難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招工難現象在多個省市多個行業普遍發生。“用工難”和“就業難”同時出現。本文闡述了“用工難”和“就業難”的現狀，“用工難”和“就業難”成因分析，以及緩解“用工難”和“就業難”的對策。
關鍵詞：用工難 就業難 民生之本
就業是民生之本。對于擁有13億多人口的我國來說，就業難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而從2011年開始，招工難現象卻在多個省市多個行業普遍發生。企業用工已從“季節性缺工”逐步變成“常年性缺工”，普工和技工雙短缺。直觀上，企業缺工的程度與企業工資福利、勞動條件、行業特性和企業規模等因素密切相關，但從根本上看，“用工難”不僅是就業問題，更是宏觀經濟問題。持續性的“用工難”與其說是真正缺人，不如說是隨著國內外社會經濟環境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以“三低”(低勞動力成本、低資源成本和低產品價格)為主要競爭優勢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就業難”和“用工難”同時出現，看似矛盾，其實它們都指向一個問題，那就是產業結構不盡合理。沿海地區缺工，很大程度是新一輪產業轉移的結果。大量制造業北上西進，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可以不必拋家舍業地到人生地不熟的東部地區打工，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如果想招到人，就要拿出比內地企業更好的薪酬待遇。但這只是僅宜之計，東部企業的根本出路還在于加快產業升級，由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變為資金、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
一、“用工難”和“就業難”的現狀
(一)“用工難”與企工工資福利和勞動條件密切相關
從微觀層面看，缺工程度與企業工資福利和勞動條件呈反向關系。2009年底和2010年底，一部分企業通過加薪和人性化關懷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缺工問題。從宏觀層面看，最低工資水平的提高仍不能有效降低缺工程度。以浙江省為例，從2008年到2011年，浙江省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幅度達到了36.7%。2010年制造業和商品服務業平均工資增長幅度為14.11%，而同期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的求人倍率仍為2.07，商業和服務業人員求人倍率為2.47。可見，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以及員工工資的上漲并沒有有效解決浙江省缺工現象，“用工難”問題依然困擾著浙江省眾多企業。
(二)“用工難”與企業規模和行業特性密切相關
從企業規模來看，現階段出現用工難的企業主要是從事中低端產品加工制造的中、小企業，尤其是過度依賴貼牌、代工生產又缺乏定價權的外向型或半外向型企業。從用人單位經濟類型來看，以浙江省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私營、個體經營的用工需求占企業總需求的80%左右，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渠道。其中，有限責任公司和私營企業勞動需求呈某種程度的互補之勢。從產業需求來看，第二、第三產業仍是吸納勞動力的主體產業。制造業對勞動力需求比重仍然最高，大約占總比重的45%。與第三產業相比，制造業對經濟形勢和季節的變化反應更明顯。從行業類型來看，制造業、住宿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用工需求較難滿足。據國家統計局在2010年10月份的調查顯示：制造業企業和住宿餐飲業企業中表示招工存在較大困難的比例分別為24.7%和34.3%，在所有行業中位居前列。
(三)“就業難”與經濟發展速度密切相關
就業主要靠經濟增長來拉動。經濟增長快，企業活力足，崗位就大量增加，相反，經濟增長放緩，企業發展停滯，崗位就會減少。經濟增速的放緩，已成為影響就業的重要不利因素。從過去的經驗看，經濟增速放緩，不僅對勞動的新增需求會縮減，已經就業的勞動力也可能面臨失業。在當前的國際經濟形勢下，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給我國實體經濟和就業問題帶來變數。
(四)“就業難”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對就業提出了挑戰，這其中的新興產業會促使就業增長，但不會那么快，而在控制過剩產能、節能減排中淘汰退出的企業帶來的崗位流失則已在發生，經測算涉及20多個行業上百萬企業職工的安置。
(五)“就業難”與勞動力總量密切相關
我國人口數量預計在2030年左右達到16億的峰值，勞動力總量的變動趨勢也類似。2009年我國勞動力資源是10.6億，預計到2020年會達到11.5億，到2030年將達到12億以上，勞動力的總量會持續增加，并會給就業帶來巨大的壓力。
目前，我國每年需要解決就業的勞動力總量是2400萬左右，預計“十二五”期間還會增加。城鎮化建設的加快也會使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出來。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也很大，農業富余勞動力的存量依據現有生產力水平估算還有1.2億，需要轉移就業。按照我國目前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每增加一個點可以吸納1000萬的農村勞動力，現有存量還要有12年才能轉移出來。如果農業生產力水平進一步提高，轉移的過程將變得更長。
有一種說法是“新成長勞動力開始短缺”。事實是新成長勞動力的增速開始下降，但總量還在增加。而且由于是在高位上增長，增速再小，絕對量也不少。此外，新成長勞動力的概念是以16歲為標準，真正每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則包括了20-30歲的人。比如高校畢業生，通常是在22歲以后就業，“十一五”期間平均每年在610萬左右，“十二五”期間則會增加到約660萬。
(六)“用工難”和“就業難”交織并存。
在“用工難”的同時，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卻日益突出。以浙江省為例，2007年-2011年普通高校畢業生總量分別為19.3萬人、21.49萬人、23萬人、25.04萬人、25.4萬人，初次就業率分別為92.47%、93.24%、93.30%、95.89%、96.95%。雖然初次就業率呈現上升趨勢，但上升的空間越來越有限，而且初次就業率與實際就業率之間還存在著顯著的差距。另一方面，“4050人員”的就業壓力依然沒有得到緩解。以浙江省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45歲以上求職者人數分別是93930人、140681人、126515人、101159人、153084人、96917人和93065人，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分別是+0.34%、+1.60%、+1.08%、+1.40%、+0.14%、-0.82%、+0.84%。其它省份也與浙江省的情況較為相似，反映了全國性的就業結構性矛盾。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結構性矛盾，將至少伴隨著整個“十二五”時期并且有越來越突出的趨勢。 二、“用工難”和“就業難”成因分析
企業用工首先是一個就業問題，它與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密切相關。對勞動力的需求是一種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宏觀總需求及其變動都會經由產業結構傳導到勞動力需求上，包括產業轉型升級對勞動力的素質和需求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總量和結構及其變動，中西部崛起對流向東部地區勞動力的“截流”，新生代農民工傾向于“追求個人發展”
和“享受現代文明”的打工方式對就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也都制約著勞動力的供給。其次，企業用工又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資金短缺、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價格一路走高使得處于經營逆境的中小企業不得不“擠壓”更弱小的勞動者，無力通過提高工資或增加福利的方式來加以應對。所有這一切，實際上都是從不同側面昭示著，以“三低”(低勞動力成本、低資源成本、低產品價格)為主要競爭優勢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
三、緩解“用工難”和“就業難”的對策
(一)就業崗位技能要求與勞動者技能素質和技能結構不匹配，造成了“就業難”和“用工難”同時并存。因此，要大力開展定向職業技能培訓。首先，做好企業自主培訓。充分發揮企業自身的主體功能，根據自身發展的用工需要，科學制訂好用工和培訓計劃，通過生產帶培訓、老手帶新手的辦法，自我培養一批熟悉企業生產運作的熟練工。第二，開展短期技能培訓。要充分依托勞動力培訓中心和職業學校開展培訓，通過“政府出錢買單，農民免費學技，企業按需用工”的形式，對城鎮失業職工和農村富余勞動力進行有針對性培訓，直接為企業輸送緊缺人才。第三，開展“訂單式”培訓。由政府支持，企業資助，根據打造產業的長期發展需求，委托職業高中和技術學校開設相關定向專業，調整課程設置，搞“定單式”培訓，讓學生免學費、生活費進行定向培訓，畢業合格后就可為相關企業服務。
(二)由于經濟總在不斷的變動中，信息又不可能絕對對稱，所以勞動力市場上的結構性矛盾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會存在，是一種正常現象。對企業而言，首先，應當轉變發展模式，開發人力資源，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減緩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壓力。如果企業能夠提高勞動力絕對成本，降低勞動相對成本，通過提高單位人工成本的產出率和經濟效益來消化絕對成本的上升，那么將大大緩解用工難的問題。同時，企業應當從“成本依賴型”競爭戰略向“創新推動型”轉型，使企業從“低技術、低價格、低收益運營模式”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高收益發展模式”轉變，從根源上破解“就業難”和“用工難”，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的良性互動。
(三)“就業難”和“用工難”有時也可能是因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導致。也就是說，企業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適的人，求職者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適的工作。對此，應當加強招用工基礎平臺的建設，就業相關部門都應完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規范企業用工行為和改善用工環境，促進勞動力供求有效匹配。依托各級人力資源市場，深入開展各類專場招聘會，為企業和求職者搭建實時對接平臺，重點推進網絡平臺的建設，實現企業之間、企業和求職者之間的信息無縫交流。同時，積極探索跨地區勞動力流動的公共就業服務的對接和聯合。
(四)從政府層面看，應當把就業放在優先地位，進一步增強“政府促進就業、市場調節就業、勞動者自主擇業”的合力。從宏觀上講，首先，在轉變經濟發展的模式時，要優先考慮就業，也就是說，要圍繞著擴大就業，來設定發展目標來發展經濟，就是在經濟增長的模式的確定上、經濟結構的布局上、投資的方向上、方向的選擇上，都應當考慮是否有利于促進和擴大就業。第二，在確定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時，應當優先考慮就業，保持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形成GDP增長與擴大就業增長的良性互動。第三，在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時候，應當優先考慮對就業的影響，無論采取什么樣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都應當把失業率控制在社會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為優先目標，防止出現低發展高通脹進而引起社會的動蕩。第四，各級政府的公共財政預算和支出應當優先考慮促進就業的需要，根據就業的狀況和目標，在財政預算中安排專項資金用于就業的促進，從財政上真正體現就業優先。
(五)從勞動者層面看，應當合理制定職業發展規劃，通過自身素質的強化來提高就業的成功率。勞動者應當轉變觀念，順應時代潮流，根據自身的特點，主動參與市場競爭，通過適應市場需求實現就業;要拓寬就業視野，把靈活就業也作為一種重要的就業方式;要積極參與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
“用工難”和“就業難”問題是社會和產業處于轉型期的必然現象，需要客觀分析、冷靜對待、積極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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