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論文(2)
淺論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論文篇二
《政府與市場關系探析》
摘要：在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才能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關鍵在于合理確定政府的職能邊界：科學界定中央與地方的市場分權：建立“有限”與“有效”政府。
關鍵詞：政府;市場;國家干預;邊界
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又恒新的話題。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際上是要合理確定政府經濟職能的邊界。關于這一邊界，世界銀行在1991年以“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題的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了“友善于市場”的發展戰略。該戰略認為，對市場友善的干預應該遵循以下原則：不做主動干預，除非干預能產生更明顯的良好效果;把干預持續地置于國際和國內市場的制約下，確保干預不致造成相關價格的過度扭曲，如果市場顯示干預有誤，則應該取消干預;公開干預，使干預簡單明了，把干預置于制度的規范約束下。以上3點，對于確定政府干預的范圍、內容、方式和力度很有借鑒意義。
一、合理確定政府的職能邊界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政府的失敗既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們做得太多。”其重要原因是，政府行為目標與市場行為目標不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社會目標，追求社會得益最大化;后者則是為進入市場的行為者提供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平臺。因此，界定政府職能，明確政府的干預方式和干預范圍，劃分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無論是對提高市場調節效率還是提高政府效率都十分重要。
政府的職能邊界到底如何確定并不取決于政府本身，也不能簡單地以“大政府”或“小政府”作為標準取向，政府職能的邊界是由行政環境及與政府活動相互作用的客體決定的，并且會隨著環境和客體的變化而變化。合理的政府職能邊界的衡量尺度主要有：一是作用與能力相一致的原則。政府權力擴張應限定在其能力范圍內，明確政府不應該做什么與應該做什么，沒有能力做什么與有能力做什么同等重要。二是成本收益原則即效率原則。政府規模過大或過小可能都是有害的，政府規模增長的邊際成本等于其邊際效益時，政府規模是合理的。政府職能的合理定位需要不斷轉變政府職能，只有將政府職能界定在其能力的基礎性工作上才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的效能，防止政府失效的產生。由市場經濟發展的歷程可以看出，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效率的經濟，但它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容易形成市場失靈。但政府干預過多，也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降低市場效率，形成政府失靈。因此，合理的市場干預應該是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之間。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面臨著資本短缺、本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市場發育滯后、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人口多、資源匱乏等一系列困難和問題，這些都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但是。政府干預是有邊界的，它不能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因此，在我國當前市場發育尚不成熟階段，僅靠市場還無法解決的方面。可以由政府去做，但要創造條件讓市場發揮作用，只要市場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就要放給市場去調節。在這個問題上。要合理劃分二者的邊界，充分發揮兩方面的積極作用。
二、科學界定中央與地方的市場分權
市場產權的唯一主體是中央政府。雖然地方政府和部門政府機構對于各國市場體系與市場制度的建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和部門政府機構與中央政府僅僅是一種代理關系。雖然一個國家在其市場產權制度的建設與供給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制度學習與制度模仿現象，但國家的“暴力潛能”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才是市場發動機的靈魂，中央政府必須獨立自主地進行市場產權制度的建設安排與制度供給。從本質上講，中央政府是一國市場制度的唯一投資者與供給者，任何地方政府和部門政府機構都不能代替中央政府行使市場所有權的主體功能。
因此，應該合理劃清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的界限，科學界定中央與地方的市場分權。中央政府的事權范圍應該涵蓋：涉及國家整體利益的全國性公共產品和服務;政府管制;制定反壟斷政策;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發展中和轉軌中國家還包括全國性的發展和改革政策;進行再分配，包括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以及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體系等。提供全國性和區域性外溢效應比較強的公共產品是首要和基本的職能。
省級及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應該是：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和區域性公共產品;承擔部分經濟性管制及社會性管制職能;執行反壟斷的法律和政策;配合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實施，制定地方發展戰略規劃和改革思路方案;配合實施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承擔地方性的社會保障統籌。總體來看，提供公共產品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職責。其中：提供排污、消防、垃圾清理和供水、圍海設施、電視轉播、大壩、城市交通、圖書館、電影院等地方性公共產品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責。與上下級政府共同提供電視節目、信息、醫療保健、環境保護、計劃生育，以及教育、醫療、道路等存在“交叉性”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也是各級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職責。
三、建立“有限”與“有效”政府
錢穎一教授在《市場與法治》一文中提出了“有限”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的概念。面對政府增長的趨勢，為了最大限度地克服政府失敗，需要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對政府權力及政府增長進行約束。
(一)“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職能限制在公共領域的政府。“有限”政府的治理，是通過制度化、程序化的制約機制，即通過“法治”，實現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法治不僅意味著市場行為要依據法律，更意味著政府行為也必須依據法律。政府的權力大小、范圍、規模、職能必須由法律和制度予以嚴格明確的規定，只有當執行法律的政府權力服從于明晰的、非人格化的法律控制時，社會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法律秩序。
(二)“有效”政府
“有效”政府是指政府作為公共權力的代表者是否能有效地履行一般政府都應履行的基本職能。政府經濟管理的有效性，是政府校正市場失靈的前提，是政府能力的表現，同時也是政府干預市場的理性要求與客觀結果。“有效”的政府經濟管理有以下特點：高效率、強效能、優效益。
(三)構建“有限、有效”政府的途徑
1、構建“有限”政府的法律體系，明確政府經濟管理的邊界。“有限”政府是“有效”政府的前提。倡導“有限”政府的構建，并不僅僅是構建一個“有限”的政府，其真正的目的在于為“有效”政府的構建提供前提和基礎。要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其主要內涵在于構建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以此為政府的運作提供一個恰當的邊界和行動準則。對于這一法律體系而言，首要任務是憲制的確立。諾思認為，經濟發展沒有國家萬萬不行，但國家又往往成為經濟發展的禍害。這就是所謂的“諾思悖論”。解決“諾思悖論”的關鍵是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以及如何用一套憲政規則來控制政府權力的問題。就我國而言，首先是確立最基本的憲治觀念，即要真正確立憲法的“法律之法”的崇高地位，具體法以及政府的條例、黨派的規章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超越于憲法，從而為一個“有效”政府的構建奠定堅實的規則基礎。其次是加強行政法的建設。行政法確立的所有具體的法律制度應當與規范國家與公民關系的憲政框架一脈相承。行政法最主要的功能體現在對憲法的落實上。
2、加強法治和制度建設，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強化對行政權力的監督。可以從以下方面著手：
(1)把法律機制引進政府決策，以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程度。引進立法機制。使政府決策符合法律的權限、符合法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規定、承擔法律責任。引進司法機制，建立決策聽眾機制的準司法制度、仲裁調解的準司法制度、接受司法審查的制度。
(2)政府干預行為應該規范化，必須通過一定的法規、制度和條例，對政府干預的具體職能、干預方式、管理經濟的手段以及干預經濟過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予以明確的規定，形成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的法律規范，限制政府的越軌干預。
(3)要通過一定的制度組織形式。形成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的機制，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置于有效的監督之下，并明確政府干預的責任。(4)加強社會對政府行為的監督、約束。從外部看，社會監督包括公共監督、新聞監督、輿論監督、社會組織監督;從內部看主要是政府機構從上至下的縱向監督和同級之間的橫向監督。
3、培養中介組織。縮小政府規模。建設有限政府，需要社會機制的配套。小政府的前提是大社會，即必須在政府與市場以外的第三方力量即非政府組織充分有效作用時，或者非政府組織代替政府行使職能時，政府才可能向小政府方向發展。非政府組織主要是各種類型的中介組織。政府應通過培養中介組織，將部分政府職能社會化，從而精簡政府機構，縮小政府規模。中介機構有3種類型：行業協會之類的中介機構，協調行業發展;商會之類的中介機構，協調各種類型企業的發展;會計師事務所之類的中介機構，監督和評價市場活動。
4、控制政府規模，抑制機構膨脹，提高政府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來說，政府規模小一點，對市場自由運行有好處。但是。在市場失靈面前，政府不能無所作為，政府應有適度的規模，對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干預。國際上通常用經濟自由化的尺度衡量市場發展程度，對經濟自由化研究比較著名的兩份報告――美國傳統基金會和《華爾街日報》共同主辦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和大弗雷澤研究所的《世界經濟自由報告》，都運用政府規模大小衡量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程度，并且他們認為，政府規模和市場化程度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政府規模越大，經濟的市場化程度越低。衡量政府規模的大小可以從政府收入、政府機構與人員、政府消費支出、政府投資和政府補貼等方面來評價。在最近一個世紀里，人類社會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同時，政府的規模和范圍也大幅度地擴張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與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在最近一個世紀里，我國政府規模及膨脹的速度是驚人的。政府規模自身有一種擴張的趨勢，政府規模過大，本身就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同時，必然會造成對經濟的過度干預。為此，必須控制政府規模、抑制機構膨脹。具體措施有：對政府機構進行結構性調整，把專業經濟管理部門改組為不具有政府職能的經濟實體和自律性行業組織，大幅度裁減非常設機構，嚴格把好國家公務員的人口關，實現機關后勤服務工作社會化，規范官員的利益，加強對政府部門預算的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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