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當前海洋形勢分析論文

　　當今國際海洋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突出表現為世界各主要海洋國家紛紛加強和調整海洋政策。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有關中國海洋形勢論文，供大家參考。

　　中國海洋形勢論文篇一：《國際海洋形勢變革背景下的中國海洋安全戰略》

　　摘要：當今國際海洋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突出表現為世界各主要海洋國家紛紛加強和調整海洋政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的正面效應與負面效應同時顯現;以海權角逐為核心的海洋地緣戰略爭奪不斷加劇;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影響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海洋安全面臨著日趨嚴峻的挑戰。因此，中國應該制定明確的海洋安全戰略。本文認為，在宏觀戰略層面，中國要把海洋安全戰略納入國家的大戰略之中;在微觀戰略層面，中國應妥善處理中美關系中的海權問題，妥善解決中國與日本、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洋權益爭端。

　　關鍵詞：國際海洋形勢　海洋安全　海洋戰略

　　當今國際海洋形勢的變革突出表現為世界各主要海洋國家紛紛加強和調整海洋政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的正面效應與負面效應同時顯現;以海權角逐為核心的海洋地緣戰略爭奪不斷加劇;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影響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海洋權益和海洋安全面臨著日趨嚴峻的挑戰。

　　海洋安全戰略研究的任務主要在于為維護國家海洋安全，捍衛國家海洋權益，保障國家的海洋生存空間提供戰略思路。由于中國在海洋安全方面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主要來源于中國海洋空間所處的亞洲太平洋地區，因此中國海洋安全戰略應主要著眼于處理好中美、中日、中國與南海周邊東盟國家的關系。在總體的戰略層面，首先需要從戰略高度認識冷戰后中國海洋安全面臨的壓力和挑戰;其次需要把中國的海洋安全戰略納入國家的大戰略之中，并與國家大戰略相適應、相配合。具體而言，妥善處理中美關系中的海權問題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重中之重;妥善處理與日本的領海糾紛，維護中國海洋權益是當前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當務之急;從戰略全局出發，妥善處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洋權益爭端是中國海洋安全戰略的重要課題。

　　一、深入認識當今國際海洋形勢的深刻變革

　　1、世界各主要海洋國家紛紛加強和調整海洋政策

　　自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以來，世界各海洋國家都在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重新制定或調整本國的海洋戰略、政策和法律。在此過程中，美、俄、日等國家海洋政策的調整尤其引人注目。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制定了一系列海洋發展的戰略規劃。進入21世紀后，美國國會于2000年通過了《海洋法令》。2004年，美國出臺新的海洋政策《21世紀海洋藍圖》，對海洋管理政策進行了徹底的評估，并為21世紀的美國海洋事業與發展描繪了新的藍圖。2004年12月17日，美國總統布什發布行政命令，公布了《美國海洋行動計劃》，對落實美國《21世紀海洋藍圖》提出了具體的措施。

　　進入新世紀以來，重建海洋強國已成為俄羅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普京明確指出，俄羅斯只有成為海洋強國，才能成為世界大國。2000年3月，普京以總統命令的形式頒布了《2010年前俄聯邦海上軍事活動的基本政策》。隨后，《俄聯邦海軍未來10年發展規劃》、《俄聯邦海洋學說》等文件也紛紛出臺。2001年7月，普京批準了《俄羅斯聯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全面闡述了俄羅斯的國家海洋政策實質、原則、內容及其實施手段。

　　進入21世紀后，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海洋開發戰略計劃，并于2001年提出了國家海洋政策的基本框架。在2001年日本內閣會議批準的科技基本規劃中，海洋開發和宇宙開發被確立為維系國家生存基礎的優先開拓領域。2004年，日本發布了第一部海洋白皮書，提出要對海洋實施全面管理。2005年，“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財團”發布了《海洋與日本：21世紀海洋政策建議》，其主要內容包括：樹立海洋立國思想;制定日本海洋基本法，完善海洋法律體系;強化和完善海洋行政管理與協調機制;加強對包括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在內的海洋“國土”的管理;積極參與和引導國際事務;加強海洋教育和海洋意識宣傳。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批準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行了一系列海洋立法，發布了《中國海洋事業的發展》、《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等政府性文件，提出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解決與周邊國家海洋爭端的思想，使我國的海洋事業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是，不容否認的是，我國海洋事業的發展與海洋強國的目標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差距?！吨袊Ｑ?1世紀議程》針對中國海洋事業發展面臨的國際形勢指出：“國際海洋事務出現了新的形勢，維護海洋權益面臨繁重任務;各國都在加強海洋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和應用，以增強國際海洋競爭能力。中國的海洋事業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機遇。發展海洋事業，迎接被譽為‘海洋時代’的21世紀，是中華民族責無旁貸的使命。”

　　2、《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的正面效應與負面效應并存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結和生效，對當代國際關系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公約所確立的主要國際法制度包括領海與毗連區制度、專屬經濟區制度、大陸架制度、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通過制度、公海制度、群島和群島國制度、國際海底區域制度、海洋環境保護與保全制度、海洋科學研究與技術轉讓制度、海洋爭端解決制度等。這些新規定和新制度的確立，對于建立國際海洋新秩序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其積極影響包括：12海里領海制度突破了西方傳統海洋大國堅持的窄領海制度;專屬經濟區制度和大陸架制度為各沿海國確立國家管轄區域提供了國際法律制度依據;國際海峽通行制度的確立有利于世界海洋貿易的發展;國際海底區域制度確立了“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的概念和制度;國際海洋法法庭的創立有助于爭端解決;沿海國、港口國污染管轄權的確立打破了傳統的污染專屬管轄權。

　　但是，由于《公約》是世界各國主張折衷、妥協的產物，使得諸多矛盾與分歧在《公約》生效后依然存在，甚至某些矛盾還隨著《公約》的生效而日趨尖銳，并產生了一定的負面效應?！豆s》生效的負面影響主要包括：首先，《公約》的生效導致國際海洋劃界爭端的加劇，其根源主要在于《公約》關于劃界原則的規定過于籠統、含糊，導致各國對海洋劃界原則的理解和適用產生巨大分歧。其次，專屬經濟區內海上沖突的可能性增多，其根源主要在于《公約》的不完善，為少數海洋大國在他國的專屬經濟區進行軍事偵察等活動提供了借口。最后，“剩余權利”問題的消極影響開始顯現，主要表現為《公約》對許多問題未作明確規定，在當前最為突出的問題主要體現為由圍繞海洋和平利用以及海上反恐問題所引發的爭議。

　　3、以海權角逐為核心的海洋地緣戰略爭奪加劇

　　大西洋和歐洲沿海海域的地緣戰略爭奪突出表現為美俄之間的爭奪。近年來，美國一直積極推進北約東擴，從地緣戰略層面來看，其戰略目的主要在于全面擠壓俄羅斯在大西洋的戰略空間，將俄徹底擠出傳統海洋勢力范圍，防范和遏制俄海軍東山再起，進而全面控制大西洋。普京上臺后，大西洋成為俄羅斯安全戰略的重點?！抖砹_斯聯邦至2020年海洋政策》認為，俄只有在大西洋保持足夠的海軍實力，才能確保俄國家利益和安全。在太平洋和東亞

　　海域，美、日的戰略動向引人注目。美國的戰略圖謀主要包括：首先，維持在太平洋與東亞沿海區域的海權優勢，通過發揮“離岸平衡手”作用主導亞太事務是美國的主要戰略目標;其次，推行戰略東移，遏制中國海權發展是美國西太平洋戰略的主要圖謀。日本當前的戰略動向突出表現為不斷強化日美同盟關系中針對中國的海上安全合作，推行大陸架延伸戰略，不斷擴大海上軍事活動范圍等。冷戰結束后尤其是9・11事件以來，美國、印度等大國在印度洋的戰略擴張尤為明顯。當前，美國對印度洋地區的掌控能力明顯增強，其安全戰略日益凸顯為從大西洋、太平洋兩翼收攏，在印度洋合圍，實現其世界海權與全球安全戰略統合的目標。冷戰結束以來，印度明確提出了“東方海洋戰略”的構想，強力推進“西挺東進”戰略，力圖掌控從波斯灣到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廣大地區。為此，印度加強了對印度洋及其周邊海域的戰略部署，通過“東進”戰略積極謀求向太平洋進行滲透，并大力發展海上力量尤其是海上戰略核力量。

　　4、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凸顯

　　從傳統安全的角度看，海洋領域的安全追求主要表現為對海洋主導權的追求，對世界海洋航路及其戰略要塞的控制，對海洋資源的爭奪，對世界貿易主導權的掌控，進而謀取在世界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的權勢。但是，伴隨戰后以來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來自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也日益進入國際關系領域并對世界政治產生了重要影響。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是一種特殊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從安全威脅的層次來看，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涉及國家、地區、全球等多個層次。當前，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主要包括：首先，地震、海嘯、臺風、風暴潮、赤潮等海洋自然災害無疑是最典型的海洋領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例如，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引發的核安全威脅已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脅之一。其次，海盜、海上恐怖勢力泛濫，已經成為威脅全球安全的國際公害。第三，部分瀕海國家面臨海平面上升侵吞國土的嚴峻威脅。第四，海洋環境污染和生態系統危機不斷加劇造成全球公害。

　　二、要從戰略高度分析冷戰后中國海洋安全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1、美國的太平洋戰略對中國海洋戰略空間的壓力和挑戰。第一，美日兩國呈現出聯手控制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對中國海上安全壓力增大。冷戰結束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美日安保條約》的修訂明顯折射出兩國聯手控制西太平洋、壓制中國的戰略企圖。從我國的安全環境來看，美日同盟的加強對我解決臺灣問題和南海問題產生制約，同時也將使中國海權的戰略環境面臨更大的壓力。第二，美國的臺灣政策尤其是對臺出售軍事武器和美臺軍事合作的不斷升級，將極大增加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海權成本。美臺軍事關系的存在尤其是美國對臺軍售，構成了臺灣當局“以武拒統”的重要后盾，縱容了臺灣當局將臺灣問題“國際化”和“亞太化”的企圖。第三，美國在南海問題上一改過去奉行的“中立”立場，轉而采取“積極”介入的政策，不斷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不僅增加了南海問題的復雜性及爭端解決的難度，同時也破壞了中國與東盟合作的地區環境。

　　2、中日釣魚島和東海海洋劃界爭端加劇。第一，中日釣魚島爭端的形勢日趨嚴峻。近年來，日本不斷強化對釣魚島的控制，阻撓中國在釣魚島海域的科學考察，試圖在釣魚島問題上與美國聯手對付中國，導致中日關系持續緊張。第二，中日東海海洋劃界爭端加劇。近年來，中日兩國圍繞東海的石油天然氣開采問題糾紛不斷，導致中日兩國摩擦不斷加劇，并和歷史問題、釣魚島問題一起成為中日關系中的敏感問題。

　　3、南海主權爭端日趨復雜。當前，南海主權爭端問題日趨復雜化，并使中國的南海海洋主權與海洋權益面臨嚴峻挑戰，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南沙群島島礁多數被越南、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占據;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主權與資源爭端時有發生，冷戰結束后尤其是1995年以來，南海周邊的東南亞相關國家與中國圍繞南海主權和資源的爭端頻繁發生;南海周邊國家不斷擴充軍備，并加強合作;菲律賓在南沙問題上異?；钴S，不斷叫囂要把南沙問題提交國際法庭，以積極推動南海問題的國際化。

　　三、中國應盡早構建與國家大戰略相適應的海洋發展戰略

　　海洋發展是指人類通過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等社會實踐活動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過程。海洋發展的歷程，是人與海洋的關系從和諧到緊張，再到和諧的不斷協調適應的過程;也是人類社會個體、群體、區域社會、國家之間圍繞海洋的開發、利用和保護以及海洋權益的分割、分享，從競爭到合作、從沖突到共處、從無序到有序的反復協調適應的過程。海洋發展大戰略的目標是解決人類圍繞海洋進行社會活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矛盾與沖突，以實現海洋開發、利用和保護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根據上述認識，中國海洋發展的大戰略應該著眼于以下幾個層次：

　　1、中國海洋發展大戰略的目標包括國際和國內兩個戰略層次。從大戰略的角度來看，中國海洋戰略的戰略目標應該涉及國內和國際兩個戰略層面：從國際方面看，中國海洋大戰略應以捍衛和維護國家主權完整和領土統一，解決與周邊國家的海洋爭端，維護和捍衛中國海洋權益，創造服務于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全面參與國際海洋制度和海洋秩序的建設為根本目標;從國內方面看，中國海洋大戰略應以全面提升全民族海洋戰略意識，貫徹科學發展觀，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海洋，實現海洋的可持續發展和協調發展，使海洋事業的發展服務于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全面進步，服務于和諧社會的構建為根本目標。

　　2、中國海洋發展大戰略是一個系統的戰略體系。構建海洋發展大戰略最根本的意義在于它構成了指導中國海洋事業發展的全局性和系統性的原則。由此出發，中國海洋發展大戰略應該是包括海洋經濟、海洋政治、海洋管理、海洋法律、海洋科技、海洋安全、海洋社會(文化)等子戰略，并彼此形成相互聯系的系統的戰略體系。海洋經濟戰略的功能在于通過海洋開發與利用促進經濟繁榮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海洋外交戰略的目標在于處理國際關系領域中的海洋矛盾，服務于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總體外交戰略和軍事戰略;海洋管理戰略的功能在于借助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等手段，實現對海洋開發利用活動中各種資源的合理配置;海洋法律戰略的功能在于海洋法律制度的建設與完善，服務于國際和國內海洋秩序的建立與完善;海洋科技發展戰略的功能在于尋求海洋發展的科學技術支撐，并協調科技與海洋發展之間的關系;海洋安全戰略的功能在于應對海洋領域的傳統軍事安全威脅以及形形色色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海洋社會(文化)戰略的功能在于繼承和借鑒人類歷史上海洋社會活動的經驗與教訓，建構人類與海洋互動關系的良性模式，服務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海洋發展大戰略的各子戰略之間應該是相互融通、滲透與互補的關系，并服務于海洋發展大戰略目標的實現。

　　3、中國海洋發展大戰略的構建要服務于國家大戰略的多重戰略需求。當前中國的國家大戰略有三種基本需求，即發展需求、主權需求和責任需求。發展需求即中國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戰略需求，此需求的滿足既需要經濟與社會的全面發展保持強勁活力，同時更需要 國際和國內較長時期相對穩定的發展環境;主權需求即保障領土、邊界的不受侵犯，并最終全面實現國家統一以及與周邊國家領土和權益爭端的妥善解決;責任需求，即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應該成為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范圍內有相當影響力、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國家，塑造負責任的地區和國際大國形象。從長遠講，三種需求的滿足是互利的，但在局部的時間和空間內又會產生重大矛盾，甚至在同一需求自身內部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中國國家大戰略要滿足多重戰略需求這一基本現實，要求中國海洋大戰略的構建要服務于國家大戰略的多重戰略需求，并實現彼此需求的平衡和互補，有效彌合或減緩不同戰略需求之間的矛盾張力，進而服務于中國大戰略多重戰略需求的實現和滿足。

　　四、妥善處理中美關系中的海權問題

　　對于海權問題對中美關系尤其是未來走勢的影響，近年來中美雙方都存在著兩種幾乎對立的論調，其矛盾的焦點在于中美之間是否存在海權沖突以及彼此如何進行應對。因此，對于中美雙方而言，時下面臨的共同問題是應該如何正確認知彼此的海權性質及其需求，并在主觀上做出規避沖突的努力。但是，應該說在雙方的輿論界和理論界，都有渲染和夸大中美海權矛盾與沖突的觀點在流行，這是中美雙方都應該正視的問題。中國應理性應對中美關系中的海權問題，并力求盡可能地規避與美國的海權沖突。

　　首先，要從中國國家大戰略的多重需求角度冷靜認識中美關系中的海權問題，并力求盡可能地規避與美國的海權沖突。中國海權發展的基本需求在于主權需求而非霸權需求，這就決定了中國海權發展的有限性，決定了中國大戰略的構建不可能選擇使自己成為一個全方位的遠洋海權國家，中國海權發展的性質不會超出作為一個陸海復合型國家捍衛海洋主權的需求。因此，中國海權的有限發展絕不是以挑戰美國的海洋霸權為歸宿和目的，中國所面臨的來自陸地和海洋的多方向的多樣性的安全壓力決定了中國海權的有限性及其滿足主權需求的性質。從現實而言，中國的綜合國力也根本無法建立美國式的全球海洋權力。

　　其次，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使得中國不可能發展全球性的海權，并對美國的全球海洋霸權構成威脅。中國是典型的陸海復合型國家，根據地緣政治規律，雙重易受傷害性以及服務于戰略目標的國家資源分配的分散化，構成了陸海復合型國家的地緣政治弱點，決定了它們必須努力在海陸兩個方面的發展保持一定平衡，而要克服這一弱點，需要極高的外交技巧和謀略，需要高明的決策者選定真正有益于國家的發展道路。盡管中國目前在海洋方面面臨一系列潛在的危機與壓力，中國未來的國際戰略需要在繼續經營陸上戰略的同時，對海上戰略加以平衡甚至進行一定的傾斜，以應對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南中國海問題等幾個棘手的問題，但陸地邊界的安全問題始終是中國安全戰略中的重心所在。

　　第三，要進一步加強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增加相互之間的了解和在安全上的相互信任，規避或減少沖突。中美雙方不僅需要正確認識彼此的海權性質及其發展，并力求規避沖突，更重要的是要在實踐領域建立和加強海洋安全磋商機制，以減少相互之間因誤解和誤判而引發武裝沖突或戰爭的危險，減少發生突然性沖突的可能。1997年，中美兩國就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達成了協議。1998年，中美兩國國防部長在北京正式簽署《關于建立加強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這是中美兩國第一份在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在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框架下，兩國應進一步制定和完善有關海上安全的具體規則與操作程序，并建立重大海上軍事演習和其他主要海軍活動的提前通報制度，從而使中美海上軍事安全協定的內容更加具體，更具操作性。從長遠來看，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在曲折的發展過程中，將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其內容也應該不斷擴展至包括海洋非傳統安全在內的所有領域，進而形成中美在海洋安全領域的全面合作機制。

　　第四，在中美關系的戰略互動過程中，雙方應加強對彼此戰略關切的認識。在未來中美關系的戰略互動過程中，就中國方面而言，不宜夸大和渲染中國海權與美國海權之間的矛盾，同時需要向美國表明中國的立場并力爭獲取美國的理解;在美國方面則應該對中國面臨的海洋權益危機及其解決此類危機所需要的海權發展予以理解，進而使雙方都能夠在認識到彼此海權性質不同的基礎上，在主觀上規避雙方的海權沖突。對此，美國尤其應該意識到，在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上，中國捍衛國家主權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國并非要挑戰美國的海洋霸權，更沒有將美國驅逐出亞太地區的企圖和力量;美國還應該認識到，如果美國要憑借其在亞太地區的海權存在及其同盟體系阻遏中國對國家主權的追求，美國將冒與中國發生沖突的風險，同時美國也沒有在臺灣等局部問題上絕對勝出中國的把握。對于中國而言，也應該認可在相當長時期內，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海權存在是一種無法改變的客觀存在，中國沒有力量挑戰美國在亞太的海權存在;中國還應該認識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在客觀上發揮著平衡該地區局勢，維護太平洋海上通道安全的積極作用。

　　五、加強對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戰略應對

　　第一，中國需要從戰略高度認識中日海洋權益爭端，急需成立由國家高層領導負責的跨部門的專門機構，對中日海洋權益爭端進行戰略應對。鑒于釣魚島問題、東海大陸架爭端等問題的日趨嚴峻，中國亟待從戰略的高度來認識中日海洋權益爭端。從目前的發展態勢來看，中國對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處理尚顯被動，仍處于對日激進行為進行局部應對的被動態勢，缺乏對處理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頂層戰略的設計，缺乏對日方戰略及其措施的系統研究和預判。因此，目前僅憑外交部相關部門進行局部應對已經無法適應中日海洋權益爭端日益嚴峻的態勢。筆者建議國家應該成立由外交、國防、海洋管理、安全等部門共同參與，廣泛吸收各領域專家學者，建立由中央高層領導專門負責的機構，全面研究處理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戰略對策，并就日方可能采取的措施提供可供選擇的預案。

　　第二，對釣魚島問題進行適度但不示弱的反應，中國可考慮發表關于釣魚島問題的政府性文件，全面闡述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目前，日本在中日海洋權益爭端中戰略圖謀和行為表現日趨激進，并不斷挑起事端，對此，中國應在審慎研究的基礎上，做出適度但不示弱的反應，尤其是在釣魚島問題上，亟待形成如何針對日方行為做出有針對性反應的戰略思維。針對日本日趨激進且不斷升級的行為，中國應該采取針對日方行為進行同步升級的適度反應，扭轉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的被動態勢，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中國可考慮發表關于釣魚島問題的政府性文件，全面闡述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

　　第三，加強對解決中日東海海洋劃界爭端的法律研究。對于中日東海大陸架爭端，目前中國掌握著較大的主動權，但應該做好日方可能將該問題提交國際法院的思想準備，全面加強對中日東海大陸架爭端的法律研究。在此過程中，有三個原則性的問題需要引起中國的高度重視：首先，日方提出的等距離中間線原則有悖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公平原則，中 國對《中日漁業協定》的負面效應要高度重視。其次，要加強研究島嶼和島礁在海洋劃界中的不同作用，并搜集詳實的科學數據。最后，中國不應主動將東海海洋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訴諸法律解決，但要對日方可能采取的法律解決進行充分的準備。

　　第四，繼續進行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一理性原則為指導的和平努力，探索和平解決中日海洋權益爭端的新途徑。首先，在雙方政府間成立相應的協調機構，就東海能源問題保持溝通，進行合作談判，使雙方的爭端保持在可控狀態，并探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具體途徑。其次，充分發揮中日兩國民間部門的積極性，較好地利用研究機構、學者的智慧，集思廣益，并可成立一些民間團體或半官半民的機構，從不同側面、以不同方式研究探討解決分歧的途徑。第三，在海洋劃界問題上采取“先易后難”、“先海后島”的原則。中日雙方應該首先解決東海海上劃界問題，將釣魚島問題暫且擱置，而后再創造條件解決釣魚島問題。

　　六、妥善處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洋權益爭端

　　在南海問題上，實現捍衛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而又不危害中國與東盟戰略關系的持續穩定發展，構成了中國處理南海海洋權益爭端的兩難困境。因此，中國必須妥善處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海洋權益爭端，確立處理南海問題的新理念，探索處理南海問題的新途徑、新辦法。

　　1、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礎上，繼續推進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為原則的南海問題的解決方式。任何解決南海問題的方案，都必須從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則出發，從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的大局出發?；谶@種認識，中國一直倡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理性原則。盡管這一原則的全面實施直至南海問題的最終解決仍有許多問題需要處理，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但是從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的良好態勢來看，從中國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穩定周邊環境來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仍然是妥善處理南海爭議的必然選擇。

　　2、堅持“雙邊協商”的具體策略，探索“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新途徑，力避南海問題的國際化。由于中國與南海爭端方國家爭端的性質特殊，因此，只有保持與南海爭端方國家的雙邊友好協商，才能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創造條件。中國政府多次強調：中國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尤其反對本地區以外大國介入;不同意建立東盟為一方，中國為另一方的磋商南沙問題的專門機構。當前，中國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在南海問題上達成的共識已經為推進“建立信任措施”創造了條件。但是，應該看到的是，菲律賓、越南在南海問題上單方面挑起事端，謀求將南海問題納入東盟、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框架，破壞“信任措施”的行為仍然時有發生，印尼則一直在推動將“處理南海潛在沖突研討會官方化”。因此，中國應該對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的南海政策動向保持高度關注，尤其要注意其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的訴求，并在第一時間內進行雙邊溝通，以避免南海問題的國際化。

　　3、保持與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溝通，確保東盟不致形成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不利的一致立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以眼前局部利益的犧牲使南海問題沒有上升為中國―東盟間的焦點，贏得了與東盟關系總體良性的發展。由于中國政府大力推動與東盟國家發展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加上東盟國家內部的矛盾因素，相關國家并沒有真正形成聯合對付中國的局面。由于東盟十國的一半成員國與中國存在島礁歸屬或海洋劃界爭議，在事實上東盟已經無法置身于南海問題之外。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集體發表聯合聲明表達對南海問題的立場;第二，直接就南海問題與中國進行對話;第三，通過東盟地區論壇討論南海問題。以上情況表明，南海問題目前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東盟關注的一個地區安全問題，但是由于受到東盟成員國之間在南海存在爭端，以及中國與東盟友好合作關系迅速發展這一主流的影響，東盟尚難以形成一致的對中國明顯不利的立場。因此，中國除繼續深化與東盟的友好合作關系外，還要積極預防東盟形成一致的對中國明顯不利的立場，尤其是要關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在此問題上的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