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健貨幣政策論文(2)
第二點，在許多國家中，即使通貨緊縮是令人滿意的，實際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指的通貨緊縮在充分程度上，足以使通貨價值恢復到戰前平價，因為這將使納稅人的負擔，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這種實際上的不可能也許會使這個政策成為無害的;如果事實上不是這樣，它會妨礙另一種政策的實行，將延長不安定狀態和嚴重的季節波動，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對企業造成很大的干擾。目前法國和意大利政府公開宣布的政策仍然是要把它們的通貨價值恢復到戰前平價，這種做法必然會阻礙在這些國家所進行的對任何通貨改革的合理探討。有些人——在金融界這種人很多——是別有用心，故意說這種政策是“正確”的，因此他們只得在這個問題上胡說八道。在意大利，正確的經濟見解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已經相當成熟，足以用于通貨改革，但墨索里尼先生卻使用威脅手段，把里拉提升到它以前的價值。對意大利納稅人和意大利的企業而言，幸運的是，里拉并不聽從獨裁者的指揮，獨裁者根本沒有辦法使它俯首貼耳。但是這樣的空談卻能夠阻礙實在的改革。盡管人們也許要感到驚詫，這樣一個干練的政治家，為什么會主張實行這樣一種政策，雖然他是在虛張聲勢。如果他能夠理解這種政策，其內容用另一種、但意義相同的措詞來表達時不外是這樣：“我們的政策是要把工資削減一半，把國家債務負擔提高1倍，把西西里輸出桔子和檸檬時可以獲取的報酬減少50%。”
我們說，要把歐洲的多種通貨價值恢復到戰前平價既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也是實際上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多數歐洲國家卻把這種不令人滿意的不可能的事物作為它們的公開政策。那么，它們采取這一政策到底有哪些理由和論據呢?以下所列是其中最重要的幾點：
1.戰爭壓低了國家通貨的含金值，現在若聽任它處于這樣的低水平，那對食利者階級和其他固定貨幣收入者是不公平的，這實際上是一種毀約行徑;而恢復通貨價值卻是履行債務的公正舉動
通貨價值的降低的確對戰前固定利率證券持有人造成了損害，在這一點上是無須爭論的。然而，要做到真正的公平，也許不僅僅是恢復他們貨幣收入的含金值，而且也要恢復貨幣收入的購買力，這一價值尺度，事實上卻沒有人建議過;至于名義上的公平，并沒有被破壞，因為當初投資所使用的并不是金塊，而是當地的法定貨幣。不管怎樣，對于這類投資者如果能夠分別加以處理，在考慮到公平和滿足合理預期的情況下，采取權宜之策，那么就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提供強有力的幫助。
但是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戰前固定利率證券的持有量早已淹沒于大量發行的戰時公債之中，整個社會已經同新的局勢大體上相適應。利用通貨緊縮的辦法來恢復戰前持有證券的價值，將意味著同時提高戰時與戰后發行證券的價值，從而提高了食利者階級的總債權，使其收入不但超過了他們應得的份額，而且在國民總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將擴大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這時公平在正確衡量之下將偏向另一方面。現在尚待清償的貨幣契約，其中絕大部分在簽訂的時候，貨幣價值與現在的價值比較接近，與1913年時的價值相差較遠。這樣的結果是，為了維護少數債權人的公平，卻對債務人中的大多數造成了極大的不公平。
由此可見，當通貨的貶值已經持續了一個很長時期，已經使整個社會與新價值相適應時，通貨緊縮造成的后果，甚至比通貨膨脹更糟糕。兩者都是“不公平”的，都會使合理的預期落空。但是通貨膨脹可以減輕國家債務負擔，可以刺激企業發展，在造成偏差的同時多少還有一些益處，而通貨緊縮卻無一可取。
2.將國家通貨恢復到戰前的含金值，可以提高國家的財政信譽，促進民眾對未來前途的信心
如果某個國家希望能夠把它的通貨在很早的時候恢復到戰前的平價水平，那么這個論點是不容忽視的。在英國、荷蘭、瑞典、瑞士和(也許是)西班牙可以這么講，但在歐洲其他國家就不能這樣講。有些國家，即使能把它們的法定貨幣價值略微提高些，也不可能使它恢復到原來價值，在這種情況下，這種觀點就不能適用。這個論點的主旨在于，必須滿足使貨幣精確地恢復到戰前平價的條件。以意大利而論，令里拉定位于100里拉兌換1英鎊的水平還是60里拉兌換1英鎊的水平，它的財政信譽并沒有什么區別;相對而言，能使里拉穩定在100：1的比率上要比在60到100之間波動不定的情形好得多。
因此，這個觀點的適用只能限于那些通貨的含金值與原來價值的差距(比方說)在5%或10%以內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這個觀點的確切意義取決于我們對下述問題所作出的是什么樣的回答。問題是，我們在將來，是否打算像過去一樣，把我們自己牢牢束縛在徹底的金本位上。如果我們仍舊認為金本位優于其他任何方法，如果我們對通貨前途的“信心”并不是取決于其購買力的穩定，而是取決于其含金值的固定不變，那么長期保持5%或10%范圍內的通貨緊縮，也許是值得的。這種見解，同100年前李嘉圖在類似情況下所表達的觀點，正相吻合。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決定的目標是未來價格水平的穩定而不是金平價的固定不變，那么就沒什么值得討論的了。
3.如果提高國家通貨的含金值，工人階級就會由于生活費用的縮減而受益;國外商品就會變得較為便宜;以金計價的外債(例如對美國的債務)在清償時也相對容易些
這個論點是完全錯誤的，它在實踐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亞于上述兩個論點。這個論點認為，如果法郎的價值有所提高，那么用法郎支付的等額工資肯定可以多買些東西，用法郎償付的法國輸入品的價格會便宜得多。但是事實決不是這樣的!如果法郎的價值提高，它不僅可以多購入商品，也可以多購入勞動力，這就是說，工資將下降;用來償付輸入品的法國輸出品，在以法郎計量時，在價值上將同輸入品有完全同等程度的下跌。同樣，英國為償還美元債務必須移交給美國的一定數量商品的價值總量，最后結算時所依據的換算率無論是1英鎊合4美元還是戰前平價，是沒有任何差別的。這項債務的負擔決定于黃金的價值，而不決定于英鎊的價值，因為債額是以黃金計量的。貨幣不過是一種媒介物，它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它從一個人的手里流到另一個人的手里，收進了又分散了，當它在一個國家的財富總額中的任務完成之后就消失了。然而對一般人而言，想看清楚這一點卻并不容易。
二、價格穩定與匯率穩定
在某些限制條件下，一個國家的通貨與世界其他各國通貨之間的匯兌比率(為簡化起見，假定只有一種國外通貨)，決定于國內價格水平與國外價格水平之間的關系，因此可以說，除非國內的與國外的價格水平都能保持穩定，否則匯率是不會穩定的。因此，如果國外價格水平處于我們的控制范圍以外，我們自己的價格水平或匯率將受到國外因素的牽制，我們不得不處于屈從地位。如果國外價格水平不穩定，我們就無法同時保持價格水平和匯率的穩定。我們只能在兩者之間選擇一個，而不能兼顧。
在戰前，幾乎整個世界都實行金本位，那時我們一致偏重的是匯率的穩定，而不是價格的穩定。那時如果由于完全處于我們控制范圍以外的一些原因，例如在國外發現了新金礦，或國外銀行政策的轉變，而使價格水平發生了變動，對于這樣的社會影響，我們是隨時準備屈從的。我們的這種屈從態度，一方面是由于我們不相信有人為因素(盡管是比較有理性的)在內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價格波動事實上是比較緩和的。盡管如此，也出現過政策上改弦易轍的有力倡議。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歐文·費舍爾教授建議的補償元計劃(compensateddollar)。不過，除非所有的國家采取同樣的計劃，否則這個建議的實踐作用只是在于國內價格水平的穩定，而不是外部匯率的穩定。
價格穩定和匯率穩定的選擇中哪一個是正確的呢?應該說，各國的具體情況不一樣，不能一概而論。正確的選擇必須部分取決于對外貿易在國家經濟生活中所占地位的重要程度。雖然如此，幾乎在任何情況下，比較可取的似乎總是價格的穩定，假使這一點真的能夠實現的話。匯率的穩定則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這一點又可以促進那些從事對外貿易的人們在業務上的效率和繁榮。另一方面，價格的穩定對于上述各種弊端的避免，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各種契約關系與企業的預期，甚至在像英國這樣的一個商貿國家中，以匯率穩定為前提總是非常少的，絕大多數都是以國內價格的穩定為前提的。與此不同的反對意見認為匯率的穩定是較容易達到的目標，因為它所要求的只是在國內與國外采取同樣的價值標準;然而要把國內標準調整到使之相對于物價指數保持穩定，卻還是一個從未實踐過的、艱難的科學創新。
無論如何，對這種把恢復固定匯率作為一個爭取目標的未經深思熟慮的假說，還需要進行比平常更深一步的探索。目前多數國家采用同樣的本位制的前景非常渺茫，在這種情形下，特別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當采用金本位時，我們可以同幾乎整個世界保持匯率的穩定，而其他任何本位制都顯得孤僻、反常，所以穩定和便利的確切優點就會支持保守派偏好黃金的心理。但是，即使是這樣，如果沒有另一種半偶然性的環境，商人的便利和對固體金屬的原始熱情這兩點，依我看來，并不能充分保證黃金王朝的存在，畢竟在過去許多年里，黃金所提供的不僅是匯率的穩定，而且是整體上的價格水平的穩定。事實上，在穩定匯率和穩定價格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在過去并不是一件進退維谷的事情。只是后來情勢有了變化，在南非金礦開發的前夕，我們似乎要面對一個價格水平不斷下降的局面，當時的本位制與價格的穩定之間發生了嚴重矛盾，引起了對復本位問題的激烈爭論，而爭論實質上也反映了當時的不滿情緒。
近來在各個國家的價格水平之間，出現了巨大的或突然的差別，利用戰前的調節黃金國際流動的制度是否能夠處理目前的問題，實際上是有疑問的。在戰前制度下，一國與外界之間的匯率是固定不變的，國內價格水平不得不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這一標準(也就是說，主要由國外的影響支配)，這種制度的缺陷是在行動上過于遲緩，感覺上過于遲鈍;在戰后制度下，價格水平主要取決于國內影響(即國內通貨和信貸政策)，而對外匯率則不得不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這一標準，這種制度的缺陷是發生作用時過于迅猛，感覺過于靈敏，結果由于一時偶然的原因，就會導致劇烈的變動。但是，當發生了廣泛而突然的波動時，為了保持平衡的確需要有一種迅速的反應，這種迅速反應的需要正是戰前方式不能適應戰后條件的一個決定因素，而且它使每一個人對最終公布的匯率感到迷惑不解。
變動不定的匯率意味著，政治方面和情感方面瞬間的影響，以及季節性貿易間或產生的壓力，有可能導致相對價格的混亂。但是同時它也意味著，對無論何種原因造成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調整匯率是一個最迅速有力的糾正方法，當國家的對外支出超過其所有資源時，它是一個相當有效的防范措施。
因此，當國內與國外價格水平之間已經存在的平衡出現了劇烈波動時，戰前的方法在實踐中很有可能失敗，原因很簡單，就在于它不能充分迅速地促成國內價格的重新調整。從理論上講，如果允許黃金連續地、無限制地移動，直到價格的漲落達到了必要的程度為止，那么戰前的方法遲早總會奏效的。但是事實上，黃金作為實際通貨和硬幣的支持者，它的外流，在比率上、在數額上，一般是有限度的。如果貨幣或信貸供給額的縮減速度超過了社會和企業安排所能容許的價格下降速度，將造成不堪忍受的不利后果。
三、恢復金本位
到此為止，我們的結論是，當國內價格水平的穩定和匯率的穩定這兩者不能兼得時，一般說來，前者更值得爭取;如果出現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局面，也許幸運的是，爭取前者而犧牲后者是阻力最小的一個辦法。
恢復金本位(不論按照戰前平價還是某種別的比率)肯定不會使我們國內價格水平達到完全穩定的地步;如果所有其他國家也恢復金本位，也只能使我們的對外匯率完全穩定。因此，這個制度是否值得恢復，總體上取決于它能否為我們在這兩種理想目標之間提供一個可行的折衷方案。
那些主張實行金本位而反對采用進一步科學化體制的人們，其理由基于兩個論點：一個是，黃金所提供的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價格標準，過去的實際情況是這樣，將來也仍然會是這樣的;另一個是，鑒于管理當局過去在實際上一再表現出缺乏智謀，因此管理通貨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在這里，保守主義和懷疑主義結合起來了——它們往往是這樣做的。也許這里還加入了迷信的成分，因為附著于黃金的在色彩和形態上的魔力，到現在仍沒有消失。
在19世紀紛繁蕪雜的世界，黃金能夠保持其價值的穩定的確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在澳洲和加利福尼亞發現金礦以后，金價的跌幅達到了危險的境地;在南非金礦開采以前，金價的漲幅又達到了危險的境地。然而在每一次危險中，它總能化險為夷，保住了自己的聲譽。
但是未來的情況與過去并不一定相同。我們沒有充分理由保證在戰前保持一種平衡狀態所依賴的特殊情況，在現在仍然繼續存在。要明白這一點，我們就應當分析一下，黃金在19世紀的表現之所以能夠令人滿意，基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第一，金礦發現方面的進展大體上正好與其他方面的進展趨于一致。當然這種相符并不是完全出于巧合，因為在那個時期的進展，其特征就在于對地球表層的逐步探索與開發，因此偏僻地區金礦床的逐漸暴露，也是情理之中的結果。但是這一歷史階段現在已經差不多結束了。從最近發現了一個重要金礦以后，已經過去了1/4個世紀。此后的物質進步，將有賴于科學與技術知識的發展，由此對采金行業造成的影響也許是間歇性的。采金的方法也許過了許多年都沒有重大的改進;過去曾有過許多夢想，想把賤金屬變成黃金;也曾有過許多騙局，說是從海底可以撈取黃金，將來也許會出現一位天才化學家，把這些幻想變為現實。總之黃金既可能會昂貴，也可能會廉價。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期望出現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使金價趨于穩定，未免有些過分了。
但是也存在另一種影響作用，它常常有助于金價的穩定。黃金的價值并不是由人類中的某一單獨群體的意志和行為決定的。由于黃金的邊際價值是由它在與其他事物相對照時的穩定的心理評估所支配的，因此，其供給中的很大一部分會自動地流入藝術市場或在亞洲被貯藏起來，而且這么大的供給額并不會造成市場泛濫。這也就是說，黃金有其“內在價值”，不存在“管理”通貨具有的那些危險性。決定黃金價值的多種多樣的獨立因素本身就是一個穩定的因素。世界上許多證券發行銀行持有的用以抵償負債的準備金，具有任意決定、變化無常的性質，但并不會由此形成一個難以捉摸的因素，事實上它是一個穩定因素。當黃金的供給相對充裕，流向這些銀行時，它們就可以把準備金比率略微提高一些，從而吸收了黃金的增量;當供給相對稀少時，它們從來就沒有打算把準備金利用于任何實際目的上，這樣，它們當中的大多數對這一變化泰然處之，允許準備金比率的適當下跌。從南非戰爭結束到1914年期間，南部非洲黃金中的大部分流入了歐洲及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但對價格影響甚微。
但是這次大戰卻引起了巨大的變化。黃金自身已成為了一種“管理”通貨。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學會了貯藏黃金，但是美國積存黃金的動機與印度卻不盡相同。現在大多數國
家已經放棄了金本位。如果黃金的主要使用者以實際需要為限保有黃金，那么黃金的供給將大大過剩。美國沒能讓黃金跌到其“自然”價值，因為它無法面對由此造成的黃金標準下跌的局面。因此，它不得不采用一項代價極其昂貴的政策，即把南非約翰內斯堡礦工辛辛苦苦挖掘出來的金子重新理在華盛頓的地底下。結果現在黃金的價值完全是“人為的”，金價的未來走勢幾乎完全取決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黃金的價值，不再是造物主主宰下的產物，不再由許許多多獨立行動的執政者和個人所決定。即使其他各國逐步回歸金本位，情勢也不會有多大改變。現在的趨勢是采用某種變相的金匯兌本位，黃金也許會永遠地從人們的衣袋中消失，這種趨勢可能表明，目前金本位各國中央銀行嚴格需要的準備金數量將遠遠低于現有的黃金供給量。因此黃金的實際價值將取決于三四個最強大的中央銀行的政策，不管它的行動是相互獨立的，還是聯合一致的。在另一個方面，如果關于黃金在儲備和流通方面的使用恢復到戰前的習慣方式——依我看來，這一點的實現可能性較小——那么就會出現卡塞爾教授預測的結果，黃金的供給也許會嚴重不足，從而導致金價逐步提高。
美國也許會通過不再由造幣廠吸收黃金的辦法，使黃金喪失部分的通貨資格，對這一可能情況我們絕對不可以忽視。作為一項臨時措施，美國目前所實行的無限制接受黃金輸入的政策也許可以認為是有理由的，它能夠保持傳統，增強過渡時期民眾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它作為一種長期的安排，那只能說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愚蠢行為。如果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目的在于保持美元價值的水平不受黃金流入或流出變動的影響，那么美國繼續接收那些既不需要又代價昂貴的黃金，到底有什么意義呢?如果美國的造幣廠停止吸收黃金，除了這一金屬的實際價格以外，它在一切其他方面的活動，仍舊同以往一樣照常進行。
因此，對黃金價值未來穩定性方面的信心，取決于完全相反的兩種認識：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簡直愚蠢透頂，還在繼續接收它并不需要的黃金;而另一種觀點卻認為美國聰明極了，接收黃金可以使它保持固定不變的價值。這種模棱兩可的事態在民眾的一無所知與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無所不知的共同作用下，也許還可以顯露真相。但是形勢是不確定的，對于那些對未來采用何種本位制仍處于徘徊觀望之中的國家來講，這種形勢是不容樂觀的。
對于主張恢復無條件金本位的人們來說，以上關于黃金穩定趨勢的討論部分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第二個主要論點，即認為這是避免“管理”通貨危險的唯一辦法。
謹小慎微的人們，在飽受了過去的經驗教訓以后，迫切要求價值標準的變動獨立于財政部長和國家銀行，這種心情是極其自然的。目前事態的發展為政治家的愚昧無知和輕佻浮躁提供了很大的機會，這很有可能在經濟領域內造成破壞性的嚴重后果。現在人們感覺到，就政治家和銀行家在經濟和財政方面知識的一般水平而言，任何革新都不可能實行，或者即使實行了，也不可能安全順利。事實上，穩定匯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限制財政部長的影響力。
人們這種謹慎、猶豫不決的心理是有充分理由的。不過僅僅依據過去的經驗，去判斷這些政治家和銀行家的能力，卻有失公道。我們過去所經歷的那些非金屬本位制，都不是冷靜態度下的科學嘗試。它們并不是在自愿的情況下采用的，是戰爭或膨脹的累積租稅造成的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那時國家財政已經處于崩潰境地，對于局面的穩定已失去了控制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下，這些措施自然成了災難的伴奏和前奏。但是我們并不能由此推斷在正常情況下采取這種措施的后果。我就看不出關于價值標準的調節是一個特別難處理的問題，因為有許多高于社會所必需的任務，我們都成功地完成了，那么為什么不能成功地完成這件事呢?
誠然，如果有神靈在監護著黃金，或者上帝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套現成的穩定本位制，那么為了進行一些略微的改進，我是決不會把通貨的管理權移交給那些可能是軟弱無能或愚昧無知的銀行委員會和政府的。但是這并不是實際情況。我們并沒有現成的本位制。經驗顯示，在緊急情況下，財政部長的活動是不能被約束的。最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在現代紙幣流通和銀行信用的世界中，我們無法逃避“管理”通貨，不管我們愿意還是不愿意。至于黃金本身的價值，是取決于中央銀行政策的，紙幣能否兌換黃金并不能改變這一事實。
上節所述的最后一句，值得再推敲推敲。它與戰前我們曾學習過的、教導過的準備金原則有非常大的區別。我們過去常常認為沒有一個中央銀行會如此大方，以至于保持超過它需要的黃金數量;或者如此疏忽，以至于保持低于它需要的黃金數量。黃金會不時地投入貨幣流通領域或輸出海外。經驗顯示，在這些場合下黃金的需要量大體上是與中央銀行的負債成適當比例的。在銀行方面，必須要把準備金比率提得高一些，以防萬一，并增強民眾信心。信用創造主要是以此比率為依據，并隨時加以調節。以英格蘭銀行為例，它在黃金潮流中隨波逐流，聽任黃金的流進流出，讓它產生“自然”的結果，不讓它受到關于阻止價格影響方面的任何觀念的影響。在大戰以前，這種制度就已經由于其中的人為因素而漸趨不穩定。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比率關系”已經漸漸與事實脫離聯系，而基本上成為一種常規，比這一比率高一些或低一些的其他比率也同樣可以完成任務。大戰打破了這個常規，因為黃金退出實際流通領域以后，消滅了處于這一常規背面的一個實際存在因素，而紙幣停止兌換黃金以后又消滅另一個因素。這時的準備金“比率”已失去了它原有的一切意義，因此以這一比率為依據來調整銀行利率的做法將是荒.唐可笑的，結果在過去的十年里產生了一種新政策。現在的銀行利率，盡管在使用上存在著不完善性和帶有試驗性質，但卻在為了企業穩定和價格的持續平衡而調節信用的擴張與收縮。至于利用它取得美元匯率的穩定——這與國內價格的穩定是不一致的——我們還存在著戰前政策的遺風，實行的是一種協調政策，試圖在這兩個不相一致的目標之間達到某種平衡。
對于那些主張回歸金本位的人們而言，他們并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實踐中已經逐漸形成了與以往不同的方針路線。如果我們恢復金本位，銀行利率也勢必回到戰前模式，讓黃金潮的漲落任意戲弄國內的價格水平，對于信用循環對價格和就業穩定的嚴重不利影響，也聽其自然，而不設法加以調節，主張恢復金本位的人們，是不是希望我們這樣做呢?或者，我們繼續進行關于我們現有政策的嘗試性革新，而置“銀行比率”于不顧，如果有必要的話，就讓黃金的堆積存量遠遠超過我們的實際需要，或者削減黃金存量使它遠遠低于必要存量水平，主張恢復金本位的人，是不是有這樣的想法呢?
以事實而論，金本位現在已經是一種未開化習俗的殘余。從英格蘭銀行總裁起，所有我們這些人現在主要關注的是保持企業、價格和就業的穩定;當不得不從其中選擇某一目標的時候，我們決不會為了過時的教條——其價值曾經是每盎司3英鎊17先令10.5便士——而犧牲這些方面。主張古老的本位制的人沒有察覺到這個制度離時代精神的要求有多么遙遠。一種管理體制下的非金屬本位制已經不知不覺地登臺亮相了。它的存在已成為既成事實。正當許多經濟學家在打瞌睡的時候，百年來的學術夢想已經脫去了峨冠麗服，穿上了破爛衣裳，悄悄地溜進了現實世界，而引它進來的就是那些離經叛道的財政部長們，他們時常受到指責，不過比起過去的循規蹈矩卻還是要有力得多。
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一些開明的主張恢復黃金使用的人們，如哈特里先生，并不贊成黃金重新成為“自然”通貨，而堅決主張黃金成為一種“管理”通貨。他們只允許黃金回歸以后，成為一位立憲君主，其古代的專制權力一概取消，強迫它接受銀行議會的建議。目前起草關于通貨的熱那亞決議的那些人頭腦中的想法，對于哈特里先生對黃金問題的主張而言，是一個關鍵條件。他的打算是：“各中央發行銀行之間應保持連續的合作關系”(決議第三條)，應以金匯兌本位為基礎形成一種國際常規，“目的在于防止黃金購買力的過度波動”(決議第十一條)。但是他不贊成在不顧“對于黃金購買力將來出現的困難是否做好了防備”的情況下，恢復金本位。他承認，“國際合作是不容易推進的，如果這一點辦不到，則目前最明智的措施似乎是集中力量于以商品為依據的英鎊的穩定，而不是把英鎊束縛在一種前途變幻莫測的金屬身上。”
看到這樣的建議，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非要把黃金拽進來呢?顯然，哈特里先生的這種妥協策略沒有強有力的理由支持，而主要是出于感情和傳統習俗的影響，英國人寧可除去君主的權力，也不愿意把君主本人除去。不過他沒有著重說明這一點，他舉了另外三個方面的原因：(1)必須用黃金作為一種流動儲備，用于國際債務余額的清算;(2)這種做法可以進行一種嘗試，而無須與舊制度完全隔絕;(3)必須顧及到黃金生產者的既得利益。在以下我自己的建議中，這幾點原因都基本上包括于內，因此在這里我就不準備詳述了。
另一方面，有些人把恢復金本位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國際合作這一點上，可我認為這種想法存在嚴重的缺陷。在世界黃金的現存分配格局下，恢復金本位就意味著，我們將不可避免地喪失自己對價格水平和信用循環的調整處置權，而屈從于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即使在聯邦儲備委員會和英格蘭銀行之間建立了最親密、最誠懇的合作關系，但聯邦儲備委員會在權力方面，仍然會處于有利地位。前者可以忽視后者的存在而獨立行事;但是如果后者忽視了前者，那它隨著情況的變
化，很容易發生黃金存量的過剩或者不足。不僅如此，我們事前就可以判定，美國方面到那時肯定會多有猜忌(因為他們的性情就是這樣的)，疑心英格蘭銀行為英國的利益，而干預其政策或影響美國的貼現率。此外，為了對付世界上出現的過剩黃金，我們也必須承擔一大筆盡管是徒勞的費用。
在目前的環境下，使我們的行動自由屈從于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將是一種魯莽輕率的舉動。在緊要關頭，對如何在勇敢、獨立的精神下采取行動，我們還缺乏足夠的經驗。聯邦儲備委員會正在追求的目標是擺脫來自局部利益的壓力，但是這一愿望是否能夠全部實現，我們還沒有把握。不過它仍舊有可能屈服于激烈的低息貸款運動。對英國的行為表示疑慮，不但不能增強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地位，反而會大大削弱其抵御民眾喧嘩的能力。還有，除了政策的軟弱或錯誤會引起不良后果之外，即使英美兩國同時采取同樣的政策也不一定對雙方都有利。在大西洋的兩岸，信用循環的發展與企業的現狀有時是會出現很大的差別的。
我以為，居于首要地位的應該是價格、信用和就業的穩定，對于過時的金本位，我已經失去了信心。盡管它在過去對經濟局勢的穩定有過貢獻，但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卻懷疑它是否還能這樣，因此我不贊成恢復戰前形式的金本位。同時，對于哈特里先生關于與美國共同建立“管理”金本位的建議，我也表示懷疑;因為它保留了太多的舊制度下的弊端，而其優點卻喪失了，而且它還將使我們過于依賴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政策和意愿。
穩健貨幣政策論文篇三
《 淺談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分析及其調整建議 》
論文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論文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通過回顧我國近十年來實施財政貨幣政策的歷程，以及對當前我國當前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的分析，從而提出實施合理財政貨幣政策的建議。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兩大重要工具。財政政策是通過稅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社會發展等宏觀經濟目標的長期和短期財政戰略，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根據財政政策在調節國民經濟總量方面的功能可將財政政策劃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貨幣政策是說一國的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措施總和。貨幣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率。
通常一個國家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實施何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根據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相機抉擇。縱觀我國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歷程，從建國后一直奉行的“雙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開始施行的歷時近七年之久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再到2005年我國政府開始奉行的“雙穩健”政策，我國政府正是從實際出發，結合我國國內經濟發展的形勢和國際經濟動態的轉變，審時度勢，成功地完成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當前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由于國際經濟形勢出現的逆轉以及已經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我國經濟增長率將出現一定程度的回調，國際收支不平衡程度將有所緩和。同時，出口增長將回調，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持續作用下，銀行的流動性雖然比去年有所緩解，但仍然比較充裕，貨幣信貸仍然處于比較寬松的環境。在此背景下，繼續實行“雙穩健”組合似乎是我國2007年繼續實行宏觀經濟政策的科學選擇。
然而，就當前經濟形勢來看，影響我國政府做出宏觀經濟決策、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關注。首先，社會過度儲蓄引起的過度投資問題。從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由123804.4億元增加到334361.4億元，增長了1.7倍，增長幅度平均每年達到18%，存差也由24433.3億元擴大到111219.8億元，存差擴大了3.55倍。在儲蓄增加額中，有45.3%來自于城鄉居民增加的儲蓄，另有31.1%來自于企業增加的儲蓄。就是說，當前我國儲蓄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大主體的行為產生的。居民將過多的收入用于儲蓄，一方面是與我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關，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儲蓄主要來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關。企業將過多的資金用于儲蓄而不是投資于創新活動，一方面是與我國的產業政策相關，另一方面是這些儲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業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業依然缺乏資金。在社會儲蓄持續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的壓力不斷增加。隨著存差規模的不斷擴大，金融機構要千方百計將這些剩余資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貸資金通過各種渠道又投向了建設領域，新一輪投資過熱和重復建設由此產生。還有，儲蓄過度增長引起過度投資，實際還對消費形成了擠出效應，因為在資金一定情況下，投資過多占有份額，必然排擠和抑制了消費。
其次，工業的過快增長引起的產能過剩問題。當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向金融機構流入，另一方面是社會消費增長速度又遠遠慢于工業品的生產增長速度。由此，我國經濟發展中又遇到另一個矛盾，工業品產能的過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消費增長并不慢，而且從2004年以后還有加快增長的趨勢。比如從2004年到2006年社會消費平均增長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國工業在投資的不斷刺激下產品生產量增長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國家用洗衣機、電冰箱、彩電、空調器、微型計算機、移動電話、汽車產量分別增長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業品還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當工業品持續以快于國內消費增長速度增加時，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又形成巨額貿易順差，由此導致外匯儲備越來越多，而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反過來又要求M供給規模不斷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引起的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當前，我國收入差距呈現全面擴大的趨勢，既存在城鄉居民、地區間收入差距擴大問題，也存在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從2000年到2005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擴大到3.22倍，2006年擴大到3.4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公共醫療、養老、教育補貼、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項目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更大;在地區之間，西部地區居民最低收入省份與東部地區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擴大的趨勢，比如北京、上海、江蘇等省市公務員收入是貴州的3至4倍。在城鎮內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鎮居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由1∶3.6擴大到1∶5.7，而困難戶收入與最高戶收入差距達到11倍。行業差距更大，全國事業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約1.5萬，一般企業1萬左右，而大企業5至6萬，能源、電信、金融企業可超過10萬。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也如此，從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農民最低收入與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擴大到1∶7.26。目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相當懸殊的程度，基尼系數已超過0.4。2005年，我國城鎮有近2000萬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萬農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們經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債維持生存。近幾年來，我國消費不足實質是結構性消費不足，主要表現為城鎮低收入群體和農村居民消費不足。當前，我們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鎮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體集中，而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在不斷下降，他們將越來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機構;另一方面城鎮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邊際消費傾向高，但他們卻無錢消費。如何將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體，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身上，讓他們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費，這是當前我國宏觀政策的關鍵所在。
從經濟運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經濟運行中儲蓄過剩、產能過剩和收入差距擴大等問題，不僅是近期宏觀調控需要面對的，而且也是國家長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慮的。就當前而言，我國的貨幣金融政策尚顯偏松，財政政策相對偏緊，這種政策組合不利于控制工業產能的進一步過剩，也不利于擴大國內的消費，因此考慮到情況的變化，我們應該奉行“總體穩健、適度微調”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態不變的情況下，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在力度上調整當前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
具體調整建議：
一是調整貨幣政策。首先，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調控仍有空間，適當時機還可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相應提高貸款利率;其次，金融機構應盡快調整資金使用結構，不斷調低投資貸款比例，相應提高消費貸款比例，出臺相關配套政策，積極推進住房抵押貸款、汽車、家電消費貸款、教育貸款、婚喪貸款等，鼓勵居民貸款消費;再次，為了緩解資金流動性過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拓寬居民投資渠道，減少銀行存差不斷擴大的壓力;另一方面要加快發展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比如擴大企業中長期和短期債券發行規模，創新高新技術企業融資渠道，積極發展金融衍生產品，探索和支持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等;另外，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支持中國企業擴大對外投資的同時，商業銀行還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財的形式加大投資國際金融市場，以此緩解流動性過剩和因貿易盈余及FDI流入給央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二是調整財政政策。財政政策應從目前的偏緊(壓縮國債發行規模、壓縮赤字規模)狀態向靈活狀態調整，適當擴大政府的投資和消費。一方面，各級財政應進一步增加用于城鎮低收入人群的貧困救濟支出，進一步擴大救濟覆蓋面，繼續提高他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政府職員工資水平，并繼續向有利于消費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另一方面，通過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推動農民消費。專項基金從三方面籌措：其一，從每年財政增收部分中劃出一定比例(比如財政增收的10%)的資金;其二，每年發行一筆新農村建設專項國債(比如每年500億元);其三，從每年土地出讓金中切出一塊資金來。將這三塊資金捆成一起，組成新農村建設專項基金，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并支持農業、農村生產能力建設，降低農民生存和發展成本，增加他們的收入，以刺激消費。
三是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要從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財政。近幾年，在企業儲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國有企業存款，這些存款絕大部分來自利潤。目前，在現有體制條件下，許多國有企業的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原有財政投資和行業壟斷形成的，這些贏利全部歸企業，明顯地形成了過多的企業儲蓄，為進一步投資創造了源泉。因此，無論是從財政投資回報還是公平性原則看，國有及控股企業每年都應該向財政上交一部分利潤，國家拿這部分利潤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以改善城鄉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降低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成本，提高他們的相對購買能力。
四是健全社會保障制度，降低城鄉居民預期支出。當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偏低，儲蓄傾向偏高，與我國教育、醫療、養老、失業扶助、貧困救濟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關系，人們緊縮即期消費，為未來儲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造成的結果。必須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現有各類社會保障制度規定的沖突與掣肘，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該市場化的要繼續堅持市場取向改革，不該市場化的一定要根據公共服務原則進行制度設計，對于影響居民消費的諸多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時清理，當前關鍵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衛生醫療、就業扶助、貧困救濟和養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對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擴大城鄉居民的受益范圍，消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五是必須著手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問題。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是由長期問題引起的，僅僅靠短期調控是不夠的，還必須著手解決長期問題。眾所周知，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主要是依靠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實現的，過去我們實行這種戰略是正確的。但是根據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經驗教訓，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如不及時改變這種戰略，必然會給經濟運行帶來許多難以處理的矛盾。因此，要解決投資過熱、產能過剩、資金流動性過剩問題，還必須從長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現行財稅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關系，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將目前一部分事權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擔，比如義務教育、公共衛生、資源管理與環境治理等，同時將一部分財權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級地方政府抓投資、上項目的沖動;另一方面，改變鼓勵出口的政策安排，統一內外資企業的稅收政策，分步驟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安排，適度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步伐，適當提高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同時，在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過程中，要建立嚴格的監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監管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國內，防止惡意炒作人民幣，干擾我國匯率改革的進程。
還有，我國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既要規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進一步利用稅收、財政轉移支付、捐贈、補貼等再分配手段，調節初次分配階段形成的過大收入差距，最終實現“調高、擴中、提低”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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