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四種配合方式和特點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今天小編要給大家分享的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四種配合方式和特點。下面為大家做分享!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四種配合方式和特點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應用背景是：經濟嚴重蕭條——社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
政策組合是：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總需求;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率，刺激總需求增加，同時克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
(2)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應用背景是：經濟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物價大幅攀升，抑制通脹成為首要目標。
政策組合是：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引起貨幣供應量的減少和利率水平的上升，降低總需求水平;實施緊縮財政政策，降低總需求，并防止利率過分提高。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背景是：經濟中出現通貨膨脹但不太嚴重，政府開支過大，經濟結構基本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旺盛，促使經濟較快增長成為主要目標。
政策組合是：通過減少政府支出等緊縮性財政政策措施壓縮總需求，防止出現“擠出效應”;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和降低利率，激勵私人部門投資的增長，并促進經濟增長。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應用背景是：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并存。
政策組合是：通過減稅等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刺激需求，增加供給;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通貨膨脹。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作出很好的闡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加強，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來，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效果的相互掣肘和抵消。
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種觀點認為，近年來，我國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上存在以下問題：
1、財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進度不夠協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體制和財政制度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而金融改革相對滯后，在國家宏觀調控中出現了一些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協調的現象。如銀行商業性質的確定，意味著銀行經營要以盈利為目的，但由于國有企業效益長期下滑，虧損不斷加重，不少企業長期無力歸還貸款，形成了壞賬、呆賬，更使銀行對企業放貸越來越持嚴格謹慎的態度，自90年代就逐漸開始不再向經營不善、效益不好、無力還貸的企業貸款。
2、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配合的步調不夠一致。1996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連續8次降低存、貸款利率。而在這期間，國家財政部發行國債與銀行下調利率的步調不一致。1998年2月財政部發行國債，當這筆國債還沒有認購完畢時，中國人民銀行于3月25日宣布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銀行存貸款利率明顯低于國債發行利率，給財政部造成很大壓力。財政部不得不作出臨時決定，暫停這次國債的發行工作，把國債的利率降低到與銀行存款利率大致相同的程度繼續發行。財政與金融配合的步調不一致，使國家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國債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國債變成了代價高昂的收入。如1997年國債發行規模為2500億元，發債成本就在450億元左右。
3、在促進經濟持續發展中的政策不配合。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經濟增長乏力的現象。為了刺激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決定實行擴大內需的政策，實施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如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向國有獨資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等政策，但金融部門卻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臺，基本上實行的是通貨緊縮政策，造成了國家財政的壓力不斷加重，不僅影響了擴大內需的效果和潛力，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國家財政的風險。
第二種觀點認為，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在抑制通貨膨脹和反經濟周期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二者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上的配合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調控分工不明，責任不清。通常情況，貨幣政策更適合于總量調節，財政政策更適合于結構調節，但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揮調節結構的作用，正是由于財政貨幣政策的這一“空檔”，導致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至今仍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協調。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財政、銀行之間缺乏充分的協商研究和緊密聯系，使得兩大政策在宏觀調控中難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的某些重大問題上，兩大政策配合不夠。如在公債發行、利率調整、國企改革、住房商品化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當的問題。
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的兩大政策存在著不協調，最直接、最關鍵的是兩大政策錯位：1、兩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準。過去我國對兩大政策的功能并未嚴格區分和界定，致使不明確各自功能，調控的對象、重點與方式，調控中應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和怎樣發揮作用，導致了宏觀經濟運行秩序紊亂，宏觀調控失效。2、兩大政策相互“越位”。主要表現是：一是銀行貸款充任財政撥款和財政補貼;二用銀行貸款維系虧損與日俱增的國有企業;三用銀行貸款支撐著巨額“自籌投資”;四用銀行貸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繳納稅收;五是財政信貸嚴重扭曲。3、兩大政策的調控功能“不到位”。近年來社會資金總量、結構與大量扭曲和畸形發展嚴重，其主要表現是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資金規模急劇擴大與資金結構嚴重失調、資金供需失調與資金“盲流”嚴重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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