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時事評論論文800字
高中政治時事評論論文800字
時事政治是高中政治教學的重點內容，學生要寫好有關時事的評論，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帶來的高中政治時事評論，希望對你有幫助。
高中政治時事評論(一)
時事評論背景：
登高而招見者遠，順風而呼聞者彰。古人“善假于物”的智慧，在互聯網時代得到最生動的體現。在這個“人人都是評論員”的時代，當拇指滑動間形成時代的和聲，真與假、取與舍、思與言、知與行，都促使我們叩問：面對如潮的資訊、海量的觀點，如何取得那最好的“一瓢飲”?
時事評論觀點：
如果說互聯網的信息共享，是一個傳播民主化的過程;那么，社交媒體平臺的觀點生產，則是一個視角民主化的過程：思考問題的角度、方式各有千秋，每個人都可以基于自己的知識與認識，形成不同的判斷。話語權的分配呈現出多元、散點的格局，讓每個人都能更好地獲取信息、分享觀點，也讓時代更好地被記錄、被觀察、被訴說。
然而，當信息與觀點相繼“爆炸”，“流量”也就迅速成為稀缺資源。2016年，部分微信公眾號刷量的新聞，正是眼球經濟的一個側影。一些自媒體不僅生產“爆款”，也無底線地迎合受眾，販賣著注意力、點擊量。這樣的情況，讓“標題黨”“謠言黨”越走越遠、讓“搏出位”“抖機靈”越來越貧，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背后，是失實的信息、失衡的觀點、失重的態度。從“上海女孩逃離江西農村”的一場鬧劇，到“王寶強離婚事件”的一地雞毛，再到“羅爾事件”的一再反轉，這一年的輿情，往往有著注意力經濟的烙印。
有人調侃，互聯網上那些假信息，全是“我們為智商交的稅”。比如“政府工作人員假扮電焊工接受領導視察”，比如“深圳水貝村拆遷改造每戶賠償近2億”，更不用說時時出現在微信群、朋友圈的明星八卦、“養生之道”了。換個角度看，互聯網其實也重塑著新聞真實的獲得過程。信息源和傳播主體的擴大，讓人們不僅是新聞事件的見證者，更是新聞真實的推動者，正如早上“賣文救女”的文章還在瘋轉，幾小時后關于當事人隱藏信息的種種就曝光于眾。公眾的參與，讓探尋真相的過程呈現在輿論場中，也讓人更加理解了這樣的判斷：新聞真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以接近真相為目標的持續過程。
應該說，注意力經濟有其存在的客觀必然，但也要看到，媒體還需擔當、個人還有責任、輿論還有公義，在追求經濟價值的同時，也需要看顧好社會價值。亂云飛渡的輿論場，考驗著身處其中每個人的自處與自持。
今年，《牛津詞典》發布的年度英文詞匯為“后真相”(Post-truth)，即相較于客觀事實，情感和個人信念更能影響民意的走向，“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另一方面是，技術讓傳播直觀化、也讓傳播去中心化，不少媒體、自媒體因而唯點擊量是從、唯粉絲數馬首是瞻。兩相結合，讓輿情容易被各種各樣的信息牽引，既不明真相，也不辨真假，甚至不問是非。新媒體時代，每個人都是信息源、傳音筒，多一點深入的觀察，多一些耐心的了解，多一份理性的判斷，讓信息飛一會兒，讓情緒等一等，才能讓輿論場多一些良性的互動，讓我們的注意力多一些有價值的滋養。
只有“深觀察”，才能帶來“深思考”。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說，“媒體不僅只是被動地提供信息渠道，而是在傳輸資源的同時改變思考的模式”。今天，事件發生、傳播，受眾接受、反饋之間的時間差不斷縮短，這給人們帶來了更多“此時此刻”的共同體驗，也在不斷擠壓著深入觀察、思考、判斷的時間。當此之時，我們尤須有“逆向生產”的意識，不僅關注單個熱點、只言片語，不僅是“吃快餐”“吃便餐”，而且要有將沙子聚攏成磚瓦、將碎片粘合成整體的功夫，有效訓練思維，辯證看待問題，打破固化的認知，拒做偏見的囚徒。
互聯網正在經歷從工具到環境的轉換、從網端到云端的飛躍，互聯網時代的輿情，也會更為洶涌激蕩。無論是網上的凈土，還是云端的美好，都需要善意守護，都需要理性護航，這考驗著我們的智慧，更決定著我們的未來。
高中政治時事評論(二)
時事評論背景：
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關于審理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該《解釋》對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一款第(六)項規定的“偷盜嬰幼兒”以及“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的行為”等依據立法精神作了細化解釋，這將有助于減少實踐爭議，更有助于杜絕犯罪分子利用“模糊地帶”逃避打擊和處罰。
時事評論觀點：
現行刑法對“偷盜嬰幼兒”的刑事處罰明顯高于一般的拐賣兒童行為。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但是，如果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則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還可以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司法實踐中，有的犯罪分子是利用父母等監護人或看護人的疏忽，以給予嬰幼兒玩具、外出游玩等哄騙手段將嬰幼兒拐走，但不同地方法院對這種情形的判決往往存在較大差異。同樣是拐賣一人，有的地方判處犯罪分子五年有期徒刑，有的地方則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甚至無期。最高法院的這一解釋，將有助于統一司法量刑，對實踐中常見的以哄騙手段將嬰幼兒拐走的行為形成更強有力的震懾。
最高法院的這一《解釋》，實際上是對刑法關于打擊拐賣兒童婦女“從嚴從緊”原則的堅持和細化。雖然我國歷來強調“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但在打擊拐賣兒童婦女方面，卻一直強調“從嚴從緊”，而且有愈來愈嚴之勢。
比如，在刑法修正案(九)通過之前，原刑法曾經規定，對于收買的兒童婦女，沒有侵犯、虐待行為而且不阻止解救活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在打擊拐賣行為的長期實踐中，這一條被認為減少了公安機關解救被拐賣人的現實障礙，但也有意見指出，這一條使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成本極低，人口交易反被放任。因此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次審議時，刪去了這一規定，將其修改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審議過程中，提高買方的處罰力度成為一致的意見，幾乎無人贊同對買方“免除處罰”。
根據全國人大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最終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刪除了“免除處罰”的規定，從而確立了“買賣均罰”原則，只要有收買婦女兒童行為，不管情節如何，一律都要追究刑事責任，這意味著，收買被拐賣的兒童“撫養”，最終不僅會“人財兩空”，而且還要受到刑事制裁。
最高法院這次司法解釋還明確了將“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排查來歷不明兒童或者進行解救時，將所收買的兒童藏匿、轉移或者實施其他妨礙解救行為，經說服教育仍不配合的”定性為“阻礙解救行為”，也進一步提高了收買方的犯罪成本。“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如果立法和司法中一直能夠堅持“從嚴從緊”原則，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減少買賣行為，將有助于減少因拐賣收買而造成的家敗人亡慘劇。
當然，拐賣兒童婦女行為特別是拐賣兒童行為猖獗，在一定程度上也與我國收養制度不夠完善相關。實踐中，很多人收買被拐賣兒童是因為難以從正規渠道收養兒童，核心原因在于現行《收養法》規定的收養條件較為嚴苛，收養手續繁瑣、過程冗長，難以滿足現實需要。
現行收養法是1991年通過的，1998年11月進行了部分修改，至今已施行近17年。17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這部法律卻一直沒有修改，諸多內容已與現實脫節，也應當盡快修改完善。
高中政治時事評論(三)
時事評論背景：
24日早上，深圳市政協委員、原深圳市眼科醫院角膜及眼表病區主任、眼庫執行主任姚曉明微信發布消息稱，羅一笑在24日早上6點去世，她的父母希望捐獻她的遺體和器官。
時事評論觀點：
盡管圍繞羅一笑治療費的網絡捐贈引發了巨大而激烈的爭議，還有喧囂，但是沒有人能否認，人們都真誠地祝福，這個孩子在滿滿的父愛和母愛、精心的護理和精湛的醫療下站住，走回正常的生活狀態，擁有她該有的，燦爛而精彩的未來人生。但是，這一切都隨她的去世而成為深深的遺憾!
在悲痛之余，除了有一個暖暖的結尾——她的父母希望捐獻她的遺體和器官外，最應當看到是，如何減少和消除白血病和其他癌癥對人們健康和生命的吞噬。因為，人世間不應當再有第二個第三個，甚至更多的羅一笑走了。
不要讓第二個或更多的羅一笑去世，不能讓更多的家庭因白血病和癌癥遭受幼年喪父(母)、中年失偶、老年失子的悲痛，就首先要總結白血病的診治技術。
白血病的治療效果，顯然中國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異，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的治療費高，也表現在治愈率低和周期長上面。
美國現在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5年存活率為66%，但是中國這一疾病(即羅一笑所患的白血病)的5年存活率只有19.6%，美國的5年存活率患者是中國的3倍以上。再把這個歷史進程的時間拉開一下，20世紀60年代，美國兒童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5年存活率也就是今天中國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存活率。
也就是說，中國與美國在治療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的水平上相差了至少50年。不止是在白血病的治療上，即便在大部分癌癥的診治上，中美的差距都是巨大的。例如，乳腺癌中國5年存活者的比率是73.1%，美國達到89%;甲狀腺癌中國5年存活者的比率是67.5%，美國達到98%;膀胱癌中國5年存活者的比率是67.3%，美國則達到78%;前列腺癌中國5年存活者的比率不到55%，美國則可達到99%。
探討這其中的差異并迎頭趕上，是解救中國白血病患兒及家庭的重要措施。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癌癥診治觀念和策略的轉化，美國診治癌癥已經從過去的化療轉向靶向藥物治療、免疫治療相結合的治療，并提出了精準醫療的策略，而中國的治療則側重于手術和化療。
羅一笑的去世也不得不讓我們回到曾引起群情激昂的白血病治療費用的高昂以及由此引發的捐贈爭論上來，包括白血病以及其他癌癥和重大疾病的醫療保險制度。如果有一個良好的澤被全民的醫保制度，也許羅一笑的父母以及今后所有人不會因病而向他人和社會乞捐，而是理直氣壯地從容地坦然地向醫保求助。
中國目前有400萬名白血病患者，其中50%是兒童，并以2-7歲兒單童居多。比較起來，在中國生活在深圳的兒童是最幸福的，參加深圳少兒醫保門診大病最高可報銷90%，住院費用超起付線以上部分支付比例高達90%。一般情況下，也會報銷80%以上。然而，這并非只是深圳的高福利，在經濟發達的北上廣地區，兒童和成人醫保的比例都會相應高一些。
醫療和醫保中的馬太效應不僅體現于白血病的診治，也體現在醫療的方方面面。盡管在國家的層面，都有基本醫療保險、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和大病醫保政策等三重保障，但是，由于各個省、各個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異，不僅保費的交納有多有少，更重要的是，患病后的報銷呈現苦樂不均的極端狀況。大城市孩子得白血病，只需要花較少部分的錢就可以看病治病，但農村和小城市的孩子患白血病就要花費數倍甚至幾十倍于大城市孩子的費用，這對于75%的白血病是農村孩子來說就是全家跨不過的坎，更是全家的災難。
原因當然很清楚，大城市醫療條件好、經濟基礎強、醫保報銷比例高，例如像深圳。反之，農村和小城市是經濟基礎低、醫療條件差、醫保報銷比例低，在中國平均幾十萬元的白血病醫療費只能報銷1萬-5萬元，自己需要負擔幾十萬元。
這種情況是固然是中國地區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發展不平衡造成的，但是，如何整合全國的醫療資源和醫保，使之成為整體化、均衡化，而不再是公費醫療、醫保、新農合以及各地不同政策的碎片化，是救所有白血病患兒和家庭于水火的主要功課。
羅一笑走了，她不會看到今天關于她、白血病和其他疾病和種種爭議，但愿這樣的爭議和因白血病和其重大疾病的悲劇因她去世而減少，并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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