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當合同中有哪些常見的問題

　　發放當金是狹義典當過程的最后一道程序，它主要表現為典當雙方完成訂立書面典當合同的行為。典當行憑合同向當戶發放當金，當戶憑合同從典當行獲得當金。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你詳細介紹典當合同的相關法律知識。

　　典當合同中的常見問題

　　案例

　　2004年2月15日，被告劉某與原告簽訂《房地產典當合同》，合同約定：被告劉某向原告典當借款70萬元，借款期限從2004年2月15日至2006年2月16日，綜合費用按照每月當金總額的15‰計算，被告劉某若未能及時還款，則應當按照逾期金額的日3‰支付滯納金。上述債務由第二、第三被告承擔連帶責任。被告以支票和現金等形式已向原告還款10萬元，至今仍有60萬元本金尚未歸還。為了維護原告合法權益，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劉某償還借款本金。

典當合同中有哪些常見的問題

　　律師分析典當案例

　　典當是指當戶將其動產、財產權利作為當物質押或者將其房地產作為當物抵押給典當行，交付一定比例費用，取得當金，并在約定期限內支付當金利息、償還當金、贖回當物的行為。典當合同是指在典當過程中形成的合同。

　　在典當合同中，關于息、費收取方式的約定主要有三種情形：預扣利息、預扣綜合費以及續當或轉當時將當戶之前所欠利息和綜合費轉為續當或轉當本金。本文將圍繞以上三種約定分別分析其法律效力問題。

　　一、典當合同中約定預扣利息法律效力問題。

　　關于在借款合同中能否預扣利息，目前的法律規定主要有：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二十五條關于民間借貸的規定，其具體內容為“公民之間的借貸，出借人將利息計入本金計算復利的，不予保護;在借款時將利息扣除的，應當按實際出借款數計息”，即最高人民法院對民間借貸在借款時將利息扣除做法的態度是按照實際借款數計算利息。

　　2、《合同法》第二百條的規定，其具體內容為“第二百條借款的利息不得預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預先在本金中扣除的，應當按照實際借款數額返還借款并計算利息”。這里《合同法》未再區分借款的性質，即不論是民間借貸，還是金融機構借貸或典當行的借貸，都應按照《合同法》的上述規定執行。

　　綜上，典當合同中約定預扣利息的法律效力為應當按照實際借款數額返還借款并計算利息。典當借款合同有其特殊性—綜合費的收取，綜合費是按照當金本金的一定比例收取，根據《合同法》的上述規定，典當行與當戶約定預扣利息的，當金本金按預扣后的實際發放的當金金額確定，那么綜合費的計收也應按照預扣后的實際發放的當金金額為準。

　　二、預扣綜合費約定法律效力問題

　　(一)現狀

　　關于典當行是否有權預扣綜合費問題，目前沒有法律法規進行規制，《典當管理辦法》也僅規定利息不得預扣，而沒有明確綜合費是否可以預扣，實踐中，預扣綜合費是典當行的通行做法，已經成為一種行業慣例。

　　(二)法理分析

　　關于典當行與當戶在典當借款合同中事先約定預扣綜合費的法律效力問題，我們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綜合費的法律屬性

　　《典當管理辦法》第三十八條將綜合費界定為典當綜合費用包括各種服務及管理費用。即典當行為當戶提供旨在維護當物價值的服務所應收取的費用。根據上述規定，綜合費的法律屬性是典當行在為典當借款行為時為當戶提供服務以及對典當借款行為進行管理的費用。它不同于利息，并不屬于法定孳息，而是典當行提供相應服務的合理報酬，與法定孳息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范疇。

　　2、現行法律并未限制綜合費收取方式

　　因綜合費的法律屬性與利息截然不同，法律對于綜合費的收取方式并沒有限制。對于是否預扣綜合費的問題，當事人有權通過意思自治的方式進行預先安排，這完全屬于典當行和當戶意思自治的范疇，典當行與當戶為預扣綜合費約定，依法應認定為有效。

　　3、預扣綜合費作為典當行業的慣例，應當予以認可

　　預扣綜合費同樣屬于典當行業的一項慣例，其并不違反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其法律效力亦應得以確認。

　　雖然《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三款僅規定了在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對國內慣例是否可以作為法的淵源沒有明確，但是在《合同法》中某些條款有所涉及，如合同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

　　第九十二條規定，“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后，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第一百二十五條，“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第二百九十三條，“客運合同自承運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時成立，但當事人另有約定或者另有交易習慣的除外”。

　　我國同樣沒有關于典權的法律規定，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就典權問題先后作出的十多件批復和解答，表明典權的習慣是被國家認可的。

　　司法實踐中，對于典當行業的某些慣例，最高人民法院明確確認了其法律效力，并使將其作為裁判的依據。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的《李金華訴立融典當公司典當糾紛案》的裁判要旨明確表述為“絕當后，消滅當戶基于典當合同對當物的回贖權，既不違反法律規定，也符合典當行業的慣例和社會公眾的一般理解”。

　　更為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釋二第七條的規定：“下列情形，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合同法所稱“交易習慣(一)在交易行為當地或者某一領域、某一行業通常采用并為交易對方訂立合同時所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做法”，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將行業的合法交易習慣作為了裁判案件的依據。

　　綜上所述，綜合費作為典當行業專有的一項制度，是典當行為當戶提供旨在維護當物價值的服務所應收取的費用，其本質上屬于提供服務的合理費用，其與利息有本質區別，并非是當金的法定孳息，故在法律適用上不能適用禁止預先扣除利息的法律規范;同時，預扣綜合費用是典當行業的慣例，其并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民法的基本原則，屬于民事主體意思自治的范疇，因此對于雙方當事人特別約定或是根據行業慣例而預先扣除綜合費用的行為，應當予以尊重和法律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