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的重要性

　　慈善，對于一個人而言，首先說明他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意愿去幫助別人;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這樣的人已經越來越多，形成了一定的規模甚至占到多數。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慈善立法的重要性，希望大家喜歡!

　　慈善立法的重要性

　　1、“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慈善，對于一個人而言，首先說明他已經有足夠的能力和意愿去幫助別人;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這樣的人已經越來越多，形成了一定的規模甚至占到多數。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只有物質足夠富裕，慈善才會蔚然成風，才需要規范，將其納入法制軌道。當下的中國，已經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而慈善法的制定，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水平，一個更加富強、更加文明的現代中國正展現在世人眼前：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不再局限于“獨善其身”的小格局，而是擁有著“兼濟天下”的大胸懷。

　　2、“社會的第三次分配”，這是經濟學家對于慈善的另外一個定義。

　　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是市場競爭，是人們的收入，是效率;第二次分配是稅收、社會保障，是公平;而作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是社會責任，是你情我愿的自我調節。慈善法的實施，單靠國家行政資源是無法推動的，必須依靠全社會的力量，極大考驗社會治理能力。慈善法草案從法制上確立了組織化、規范化、透明化、專業化的現代慈善體系基本框架，為慈善帶來更多資源和動力，將極大地釋放社會財富向善的力量，提升社會治理水平。從這個層面來講，慈善法的出臺和不斷完善，將帶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再上新臺階。

　　3、“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慈善文化的核心是利他主義價值觀，是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意識，魯迅先生說過的這句話，恰是慈善的內涵所在。同時，慈善代表著社會價值取向和民眾道德整體水平，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千百年來，一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會夢想，就一直在中國人心底生根。如今，夢想逐漸照亮現實。慈善法完美契合“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建構全新的慈善文明，繼承中華民族的慈善文化基因，弘揚中國人薪火相傳的傳統美德。

　　慈善法草案的公開討論，已經開啟了依法治善的時代。重要的是，慈善法的討論，打開了依法規范善行的大門和公共學習的進程。

　　剛剛閉幕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第十七次會議初次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草案)》，是我國慈善事業立法甚至是社會領域立法的一個里程碑。

　　慈善立法的參與度相當廣泛

　　我國社會領域立法滯后，許多社會領域缺乏基本法律，已經嚴重阻礙社會建設的開展。缺乏基本大法，如同在不劃邊界的球場開展比賽，完全依賴社會自覺，怎么可能會有健康的公共管理和公共道德規范呢?而公共道德規范的缺失，既使行政管理失序，也使社會大眾迷惑，造成極高的社會成本。僅以兒童福利領域為例，近年那么多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而得不到體制性解決，就是與缺乏兒童福利法有著直接關系。慈善領域也不例外，這些年之所以爭議不斷，當然是與基本法的缺位有關。《慈善法(草案)》的公布，是彌補慈善領域基本法空白的一大進步。

　　討論慈善立法，人們往往認為此法已經討論十年，現在終于進入立法議程，是不是過程太慢了?其實，作為一個曾經深度參與慈善的行政人員，我更體會到的是立法體制的改進。從2005年開始討論制定慈善法之后的八年，立法的起草工作主要是在行政系統內進行的。但慈善立法，牽涉到各個方面，無論哪個行政部門起草，都會有不同部門的不同意見。在各個部門必須達到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才能推進到立法的行政體制中，社會性的立法確實很難有突破性的進展。 而從2014年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主持慈善法的起草工作以后，僅用一年多的時間，立法的進度即取得如此大的進展。這既與立法起草團隊的努力密不可分，也與體制性的保障有著重要關系。因為全國人大會不站在任何一個行政部門的立場，其工作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而不是全體一致。法律起草組在充分聽取社會各界與有關部門意見的基礎上，可以依據多數意見，提交人大會討論并且再公開向社會征求意見，然后再進入審議并根據多數委員意見投票決定。由此看來，凡是牽涉而較為廣泛的社會立法，只要具備了一定條件，應當盡可能由全國人大來主持立法，以便形成社會共識，促成社會立法的較快進步。

　　慈善法的起草過程，是社會立法系統中開門立法的一個典范。這次慈善立法的參與度是相當廣泛的。起草組參與的各種形式的立法討論即達幾十場次，幾乎是每周都要參與討論會聽取意見。而參與討論會的人員包括有關政府部門、各類學者、中外專家、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慈善家等。僅僅是專家們起草的立法建議稿及修改建議稿，就有多部。慈善理論界所組織的各類專題討論組，更是推進了許多問題的深度論證與國際經驗的比較分析。以法律名稱為例，一開始原定為慈善事業促進法，而經過反復討論，最后起草組聽取了大家的意見，將名稱就定為“慈善法”以加強該法的規范性。

　　禁止“個人公開募捐”是美國經驗如果從更為廣闊的視角來看，草案的內容所展現的全面性與創新性，已經遠遠超出了開初的想象。草案將慈善定位為大慈善，也就是現代慈善，從而使環境保護、文化事業與社會服務業等納入了慈善的范疇，這既與國際社會接軌，也為中國現代慈善事業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為什么不少發達國家的慈善事業能夠產生出5%以上的GDP?就是因為這些國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鼓勵慈善與多個領域銜接，使社會大眾的愛心與社會事業的發展建立起了有機的聯系，廣開“善道”，才能激發慈善的社會服務能力。草案將慈善信托列為專章，也會打開金融服務于慈善的通道，從而使慈善事業能夠運用金融杠桿以增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草案對于募捐與信息公開等方面的規范，會使慈善行為有法可依，從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而草案對慈善主管行政部門及其責任的明確，也是第一次國家基本法的授權從而對于行政管理行為進行系統規范。

　　草案公布以后，有人提出了一定的疑問。應該說，這是社會關心的表現，應該予以鼓勵。同時，也需要進一步展開社會對話，從而凝聚共識。比如，草案規定：“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采取公開募捐方式開展公開募捐，但可以與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開展公開募捐，募得款物由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管理”，有人解讀為禁止個人求助，甚至引用美國的有關經驗來批評，其實就是一種誤解。因為，草案的這些規定，恰恰是聽從了一些美國專家介紹美國募捐的管理經驗，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無不對公開募捐進行嚴格規定，有的國家甚至對乞討行為還要進行法律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