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福利立法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飼養伴侶動物的群體不斷擴大，隨之而來的，是伴侶動物的生存狀況引發人們的極大關注。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動物福利立法的必要性，希望大家喜歡!

　　動物福利立法的必要性

　　雖然我國目前的動物福利保護還不是很樂觀,但大量事實已證明,進行動物福利立法迫在眉睫,而且,對動物福利保護進行立法,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以及對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與地位的維護,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眾多事實也表明,我國進行動物福利立法已經具備充足條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 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為之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提高,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綠色食品、有機食品已開始走進人們的視野。與此同時,人們的觀念也開始逐步轉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保護動物的必要性,保護動物就是保護人類自身,同時也有利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為之提供了良好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的黨中央,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和重大戰略任務。和諧就要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并進而通過法律來保障,因為“生命存在不僅僅只有人類,人類的生存發展依賴于生命多樣性的繁榮,生命多樣性存在卻要求人類以對待自己的人道主義方式對待他類生命。這不僅是道德問題,而且也是法律關注的問題。”

　　(三) 人們保護動物的強烈意識為之提供了良好的群眾基礎

　　雖然發生過硫酸潑熊事件和虐貓事件,但群眾保護動物的意識并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那些血淋淋的事件發生后,輿論的譴責隨之而來,有些甚至通過“人肉搜索”找到了殘害小動物的元兇。人與動物共存于地球上,動物為人類提供吃、提供穿,人們有理由也應該善待它們。此外,近年來,我國各地也建立起不少動物保護組織,如上海小動物保護協會、湖南寵物保護協會、哈爾濱市小動物保護協會等等,這些團體的建立,為我國動物福利的立法做了必要的準備,“因為非人類主體的利益不可能在社會正義中直接實現,而必須通過其代言人――各種代表其利益的民間組織來實現。”

　　動物福利立法的概念

　　隨著社會經濟和文明的不斷發展,“動物福利”已越來越多的受到人們的關注,但要了解“動物福利”的概念,我們首先要清楚“福利”的概念,關于“福利”的概念,有以下幾種解釋:《現代漢語辭海》的解釋為:幸福利益,即指在生活上給予好處,尤指對兒童、工人、窮人、殘疾人等的社會照顧和改善;《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第一,生活上的利益,特指對職工生活(食宿、醫療等)的照顧;第二,使生活上得到利益。

　　那么,“動物福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由以上關于“福利”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出,“福利”是對人的幸福利益的詮釋,而“動物福利”是將“福利”用于動物利益的擬人化的結果。“動物福利”最早由美國人休斯(Hughes)1976年提出,是指飼養農場中的“動物與它的環境協調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狀態”。

　　鑒于此,筆者認為:“動物福利”就是“讓動物在康樂的狀態下生存,也就是為了使動物能夠康樂而采取的一系列行為和給動物提供相應的外部條件”。

　　中國動物福利保護的現狀

　　客觀的說,我國的動物福利保護還是令人堪憂的,無數殘害動物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讓我們不得不去面對這一現象,筆者認為,我國的動物福利保護現狀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我國目前現行的有關動物保護的法律法規數量較少

　　目前,我國只有《野生動物保護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法》、《水生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和《實驗動物管理條例》等幾部法律法規,其他有關動物保護的規定只散見于《森林法》、《漁業法》和《海洋環境保護法》等之中,沒有一部專門的、完整的動物保護的總括性法律。

　　(二)立法中受保護的動物范圍有限

　　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在總則的第2條規定:“本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益的或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可見,我國僅保護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益的或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這樣的規定把大量非野生或野生非珍稀動物排斥在法律的保護之外。

　　(三)對殘害動物行為的法律責任規定不完善

　　有制度就要有責任的承擔,歐美等國家目前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動物福利保護的法律體系,對殘害動物者給予嚴厲制裁,而在我國,只有非法捕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才追究刑事責任,而虐殺普通動物的行為受到的處罰卻很輕微,而且,法律也只規定了刑事責任的承擔,對于民事責任的承擔還屬立法空白。

　　(四)法律條文原則性條款多,不利于司法、執法的具體實踐

　　我國立法一直堅持宜粗不宜細原則,造成法律條文多原則性條款,而少具體可操作性條款。如《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發放特許捕捉證:(一)申請人有條件以合法的非捕捉方式獲得國家重點保護的水生野生動物的種源、產品或者到達其目的的;(二)捕捉申請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或者申請使用的捕捉工具、方法以及捕捉時間和地點不當的;(三)根據水生野生動物資源現狀不宜捕捉的。”該條款只進行了一個原則性的規定,對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用什么工具進行捕捉等等,都沒有一個具體的規定,不利于實踐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