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為什么叫聞一多
聞一多本名聞家驊，是我國改革時期著名的文學家，那為什么改名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聞一多叫聞一多的原因，希望對你有幫助。
聞一多叫聞一多的原因
1912年，聞一多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入校時他的姓名是聞多，同學就用諧音的英文詞widow(寡婦)給他起了綽號。那時候，聞一多的革命主張是廢姓，朋友間直呼其名，潘光旦便建議他改名為一多，他從善如流，立刻笑領了。
聞一多的詳細資料簡介
聞一多(1899—1946)，，著名詩人，學者，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愛國民主戰士。清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生于湖北浠水縣(今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巴河鎮聞家鋪的一個書香家庭。
1912年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喜歡讀中國古代詩集、詩話、史書、筆記等。1916年開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系列讀書筆記，總稱《二月廬漫記》。同時創作舊體詩。1919年五四運動時積極參加學生運 動，曾代表學校出席全國學聯會議。
1920年4月，發表了白話文《旅客式的學生》。同年9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
1921年11月與梁實秋等人發起成立清華文學社，次年3月，寫成《律詩底研究》，開始系統地研究新詩格律化理論。
1922年7月赴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學習。年底出版與梁實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評論》，代表了聞一多早期對新詩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紅燭》，把反帝愛國的主題和唯美主義的形式典范地結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國后，歷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曾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國立武漢大學文學院長、國立山東大學文學院長等職。作品由朱自清收錄在《聞一多全集》。
1928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死水》，在頹廢中表現出深沉的愛國主義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學的研究。對《周易》《詩經》《莊子》《楚辭》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匯集成為《古典新義》，被郭沫若稱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1943年后，因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于是奮然而起，積極參加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斗爭。
1945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云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一二一慘案發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愛國民主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李公樸的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講》，當天下午在西倉坡宿舍門口即被國民黨昆明警備司令部下級軍官湯時亮和李文山槍殺，聞一多之子聞立鶴也身受重傷。臺灣學者陳永發表示：“聞一多遭暗殺事件，是國共內戰轉折的重要關鍵。當時國民黨政府處理不當，被批為法西斯獨裁，讓紅色政權贏得知識分子、學生支持，甚至連國際輿論、支持也開始轉向。聞一多被暗殺后，舉世震驚，當時在廬山的蔣介石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下令唐縱徹查，暗殺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湯時亮由憲兵司令部舉行公開軍法審訊，兩人經審訊后被槍決。昆明警察局長龔少俠 也因此被撤職。事實上是云南警備總司令霍揆彰安排了兩名死囚充當兇手被槍決，真兇早已逍遙法外。陳永發表示，整個暗殺事件前后浮現出特務嚴重的問題，蔣介石已無法精準的掌控整個特務情報系統。
代表作有《紅燭》、《死水》等。后致力于古典文學的研究。主張寫詩有三美(繪畫美、建筑美、音樂美)遺著由朱自清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聞一多的故事
“人家說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說。”
“人家說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說。”
作為學者和詩人的聞一多先生，在30年代國立青島大學的兩年時間，我對他是有著深刻印象的。那時候，他已經詩興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濃。他正向古代典籍鉆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鉆之彌堅，越堅，鉆得越鍥而不舍。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1930年到1932年，“望聞問切”也還只是在“望”的初級階段。他從唐詩下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兀兀窮年，瀝盡心血。杜甫晚年，疏懶得“一月不梳頭”。聞先生也總是頭發零亂，他是無暇及此的。飯，幾乎忘記了吃，他貪的是精神食糧;夜間睡得很少，為了研究，他惜寸陰、分陰。深宵燈火是他的伴侶，因它大開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動不響，無聲無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幾年辛苦，凝結而成《唐詩雜論》的碩果。
他并沒有先“說”，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績。
“做”了，他自己也沒有“說”。他又由唐詩轉到楚辭。十年艱辛，一部“校補”赫然而出。別人在贊美，在驚嘆，而聞一多先生個人呢，也沒有“說”。他又向“古典新義”邁進了。他潛心貫注，心會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樓”的主人。
做了再說，做了不說，這僅是聞一多先生的一個方面——作為學者的方面。
聞一多先生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作為革命家的方面。
這個方面，情況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為爭取民主的戰士，青年運動的領導人，聞一多先生“說”了。起先，小聲說，只有昆明的青年聽得到;后來，聲音越來越大，他向全國人民呼喊，叫人民起來，反對獨裁，爭取民主!
他在給我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他“說”了，跟著的是“做”。這不再是“做了再說”或“做了也不一定說”了。當前，他“說”了就“做”。言論與行動完全一致，這是人格的寫照，而且是以生命作為代價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給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說：“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張，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請傳觀。”
這是為爭取民主，反對獨裁，他起稿的一張政治傳單!
在李公樸同志被害之后，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兇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并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他“說”了。說得真痛快，動人心，鼓壯志，氣沖斗牛，聲震天地!
他“說”了：“我們要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
他“做”了，在情況緊急的生死關頭，他走到游行示威隊伍的前頭，昂首挺胸，長須飄飄。他終于以寶貴的生命，實證了他的“言”和“行”。
聞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學者，熱情澎湃的優秀詩人，勇敢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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