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政治經濟文化
夏朝時期是我國早期國家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時期，其政治制度帶有濃厚的部族色彩，實行宗法制和分封制相結合的制度。下面是有夏朝的官制分配，歡迎參閱。
夏朝的官制分配
夏朝是在原始社會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在原始部落制度逐漸解體的過程中，父權家長制家庭成為對它的一種摧垮力量。世襲制國家的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就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國家形成之后，各級貴族組織仍然要保持舊的血緣聯系，嚴格區分姓氏。
王室分封各部族，除保持它們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地建立新氏，大夫以邑為氏。在各級貴族之間，就依姓氏的區別建立了各自的宗族關系。這種宗族關系，雖然沿襲了舊的氏族組織的遺制，但在實際上是以父權家長制為核心，按其班輩高低和族屬親疏等關系來確定各級貴族的等級地位的。
《禮記·祭義》言，“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反映夏人對官位的重視，也從側面說明夏代的職官已有明顯的高低等級區別。
夏后，即夏王，是夏朝的最高統治者，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其下屬的軍隊、官吏和監獄等，是維系國家政權的支柱。
夏朝軍隊的組織形式，在啟討伐有扈氏時，于甘地誓師所作的誓詞中，可略見端倪。《史記·夏本紀》云：“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汝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子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啟在戰爭開始之前，召集臣屬，聲討有扈氏的罪行，并告誡將士，要忠于職守。立功者賞，違命者嚴懲不貸。啟滅有扈氏之后，諸侯皆臣服。誓詞中提及的六卿、六事之人、左、右、御等，皆軍隊將士的稱謂。
“六卿”，《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也。”
“六事之人”，集解引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左”、“右”，集解引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右。”“御”，集解引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為政也。”
九州的五服貢賦是夏后氏的主要經濟來源，“夏后氏官百”中當有諸多官員專司賦役征發事務。車戰是夏代的主要戰斗形式。蔡沈《書經集傳音釋·甘誓》云：“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
此種由左、右、御三人組合而成的車戰形式，一直延續至商、周時期。正，是夏代掌管具體事務的官吏之通稱。見諸文獻的有車正、牧正、庖正等，分別為管理車輛、畜牧和膳食的官吏。《左傳·定公元年》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據《左傳·哀公元年》記載，少康曾為有仍氏牧正。后“逃奔有虞，為之庖正。”夏朝設置太史令。太史令終古以諫桀無效而奔商聞名于世。《墨子·耕柱》記載夏后啟鑄造陶鼎于昆吾時曾通過他的卜官，翁難乙，求問天神。
《夏書》載，“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夏后向四處巡征詩歌和意見的官員稱作“遒人”、“瞀”、“嗇夫”應該都屬于“工”級的小吏。夏后可能還有專司占卜卜筮的“官占”。
《夏書》又載，“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講述發生日食的時候，有“瞀”官擊打大鼓以示于眾，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
夏朝有監獄。
《史記·夏本紀》云，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索引曰：“獄名”。夏朝有掌管天地四時的官吏。《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云;“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
《尚書·夏書》中有關于設官分職過程的概述，載道“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夏王還臨時委任臣屬執行專門的使命，猶如后世之欽差大臣。
《史記·夏本紀》云：“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集解引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鄭玄曰：“胤，臣名也。”夏朝已制定刑罰。《左傳·昭公六年》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史記·夏本紀》所載《甘誓》，對軍隊的刑罰有具體闡述。“用命，賞于祖。”集解引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僇于社。”集解引孔安國曰;“又載社主，謂之社事。奔北，則僇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子則帑僇女。”集解引孔安國曰：“非但止身，辱及女子，言恥累也。”
夏朝的政治經濟文化
夏朝奴隸制國家是在原始公社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在原始公社制度解體的過程中，父權家長制家庭成為它的一種對抗力量。而奴隸制國家的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就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逐步發展起來的。由於奴隸制國家組織是以父權家長制家庭為基礎不斷發展起來的，所以在國家形成之後，各級貴族組織仍然要保持舊的血緣聯繫，嚴格區分姓氏。王室分封諸侯，除保持它所由出生的姓之外，又以封國建立新氏，大夫以邑為氏。在各級貴族之間，就依姓氏的區別建立了各自的宗族關係。
夏朝的最高首腦稱為「王」或「後」，父子或兄弟相傳，是古人所謂「家天下」的開始。從傳世文獻看，夏朝的政治機構相當龐大。夏王之下有掌政事的「三正」，有為天子輔臣的「疑」「丞」「輔」「弼」四鄰，有為國君親近左右官員的六事(即六吏、六卿)，有掌曆法的「羲和」(又稱「太史」)，掌訴訟的「大理」，掌音樂的「瞽」，掌管教育貴族子弟的「官師」「國老」，掌出使的「遒人」，掌收取貢賦的「嗇夫」，掌管山澤的「虞人」掌畜牧的「牧正」，掌養龍的「禦龍」，掌管夏王膳食的「庖正」，掌管夏王車輛的「車正」，守衛宮門的守門者掌王室家族事務的「臣」。
夏朝九州的劃分和「甸」「侯」、「緌」「要」、「荒」五服的存在，說明夏朝對地方的管理是以個部族首領為諸侯，稱伯或「牧」。諸侯必須服從夏王的政令，對王朝承擔貢納、朝見、服役和隨從征伐的義務。諸侯之下，有大夫，即各大家族的族長。夏朝的政治思想已經有初步的「德治」寬刑思想。《左傳.文公七年》引《夏書》說：「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即在國家治理上，要文治與刑罰並用。而且在治國問題上可能已經有了防微杜漸，防患與未然的認識。《左傳.成公十六年》《夏書》說：「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就是這層意思。法律隨著夏王朝 的建立而產生，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左傳.昭公六年》。而「禹刑」不但是刑法，而且是夏王朝法律的總稱。
夏朝的軍隊，是維護暴力統治的重要手段。禹征三苗，稱他所統領的軍隊為「濟濟有眾」;啟征有扈，嚴厲告誡所屬的軍隊要嚴格聽從他的指揮。足見當時已有強大的軍隊。夏王朝建立之後，為了進一步加強鎮壓群眾的反抗鬥爭，就在以往的基礎上制定了《禹刑》，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奴隸製法典。
經濟方面，夏代遺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包括數量較多的石鎌，石刀等收割工具。莊稼以「畎畝法」進行種植，就是在兩壟之間留一條溝，莊稼種於壟上。夏代的農業生產已經發展到一定的水平，產量迅速提高，飲酒之風從側面證明瞭這一點。手工業的發展，在夏朝時金屬器皿已經出現。貨幣的產生傳說產生與夏朝，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稱為「三品」。
在科學發展上：《夏小正》之經文有四百六十三字，按一年十二個月分別記載了物候、氣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關生產的農耕、蠶桑、養馬以及採集、漁獵等活動。地圖的出現，從夏禹治水的傳說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已經認識了許多高山大河，確定了大地的東西南北，學會了開渠分洪、修堤，並且掌握了計算、測量和繪製簡單的地圖。傳說大禹通過自己的實踐，收集了九州獻來的銅等金屬，鑄了九個大鼎，鼎上分別有各州的山川、草木、禽獸，有人說這可能是導遊的「指南圖」，或者說是四千年前的原始地圖。
夏朝的藝術，有關於樂舞的傳說，首先是圍繞「啟」的傳說，《山海經》有一則神話，說啟將三名美女敬獻給天神，從天上得到《九辯》和《九歌》兩部樂舞作品，帶回人間，由是他又製成《九韻》。在宗教上，夏王繼承了祖先崇拜的宗教思想，形成了至上神的觀念。當時的夏朝建立了地上的統一王權，在天上再塑造一個至上神保護自己的王權。
夏朝的統治者對農業非常重視，史稱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發展人工灌溉，並「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躬耕 於農，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在農業政策方面，夏朝實行「五十而貢」的稅收制度，要求所屬部落按收入的一定比例交物納貢，制定春天「山林不登斧，以鹹草木之長」，「川澤入網罟，以鹹魚鱉之長」等保護性政策。
大禹治水，河川既定，禹把當時所有的領域畫分成九州，對於各州的土壤與物產都加以詳細的調查，仔細的記載土壤的性質，以及田地物產的種類，以確定納貢的多寡，這可能是中國所確定的最早的賦 稅制度。
苗與華夏屬於二個不同的族系，當時的文化發展水準大體相同，但由於兩族之間的利害關係，戰爭一直不斷。唐堯之時，堯曾出兵討伐，沒有成功，到了舜時，以禮樂感化還是不能達成目的，仍需訴諸武力，且在征討中死於荒野。禹代舜後，聯合非華夏族的力量，連續發動征討三苗的戰爭，終於消滅三苗，擴大了華夏族的內涵，促進華夏諸族間的融合。
治水有功，又討伐了「三苗」，大大加強手中權力，他召集諸侯到塗山和會稽，參加者「萬國」之多，遲來的諸侯還被處斬，這時的禹已經是威震四方的大首領了。舜鑒於禹的賢能，乃授命禹攝理國政。舜死，禹受禪而為天子，國號夏，在 位期間，劃九州，建貢賦之制、推廣農業、制定曆法，對百姓有極大的貢獻，在位八年崩。為我國工程師之祖。
夏朝的交通
大禹在治水過程中，導山疏河，對開發古代水陸道路交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記·夏本紀》載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32] 大禹治水時，通行非常不便，大禹利用車、船、橇、檋等交通工具跨越山川泥沙。他率領群眾修筑連通九州的陸路，助進了貢納制度的實施，也方便了各地的經濟往來。[33] 夏后的交通區域東西至少五、六百里，南北至少三、四百里。[34] 《國語·周語》記載，“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35] 提醒在農歷九月雨季過后，整修道路，在十月干旱的冬季，架建橋梁。
偃師二里頭遺址規模之大是遠古黃河流域前所未見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沒有的。[36] 它坐落于廣大的二里頭文化區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視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37] 已確認有一、二號兩座宮殿，另在二號宮殿北墻還有第四期增修的一處同等大小的六號基址。此二處宮殿建筑群體現出中軸線的布局。[38-39] 一號宮殿略呈正方形，缺東北一角，東西總寬96.2米、南北總長107米，占地總面積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臺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闊8間、進深3間。四周由墻壁相圍，內有廊廡行道，東墻有一側房。中軸線正南面有敞開的大門，分為三個門道，北部、東部各有一側門。二號宮殿東西寬58米，南北長72.8米，有四面圍墻和東、南、西三面回廊。主體殿堂夯土臺基有3米厚度。一、二號宮殿都擁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號的設施保存的相對完整。管道由多節圓形陶管連接構成。每節直徑在16.5至22厘米間，長52至58厘米，壁厚約2厘米，置于預先挖好的約一米深的地下土溝槽內，以防止滲水。厚達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溝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壓裂陶管。管道呈西高東低的趨勢，通過落差將宮殿庭院內的雨水排出到院外。[40] 宮殿區以外有縱橫交錯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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