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占歷史資料

　　割讓領土主權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一份非常屈辱的事情。關于香港被占歷史資料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香港被占歷史資料，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香港被占歷史資料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英國強占香港島，事后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皇帝為此發下多道諭旨，但清朝始終不能捍衛領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給英國。

　　1898年6月9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地區及附近262個島嶼，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結束)。

　　1941年12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進犯香港，駐港英軍無力抵抗，當時的香港總督楊慕琦無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領，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一、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以救亡文化運動為主要形式

　　抗戰爆發后，全中華民族迅即投入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之中，抗日救亡運動席卷全國。在國內，社會各界、各階層的廣大人民，采用各種形式宣傳、鼓動和支持抗日。與此同時，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也風起云涌 ，成為整個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延伸和組成部分。

　　從1937年7月7日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開始進攻香港之前，香港暫時免遭戰火，一時成為一個戰爭“避風港”。這一特殊的條件，遂成為一批文化人用不拿槍的方式參加祖國抗戰的良好陣地。抗戰伊始和皖南事變前后，國民黨當局強化文化專制，加緊控制進步文化和思想，迫于此，先后有兩批文化人士由內地疏散到香港。他們在這里掀起了抗日文化熱潮，使“在富麗物質生活掩蓋著貧瘠精神生活”的香港，變成抗日救亡運動的特殊文化據點，大批進步的團體和組織相繼成立，進步刊物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出現。香港的抗日文化運動是香港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內容。

　　香港的抗日救亡文化運動中，抗戰文學成為抗日救亡文化的典型代表。發表在進步刊物《文藝陣地》上的《華威先生》和《差半車麥秸》被譯成多種文字，并在紐約、倫敦和莫斯科等地著名文學刊物上發表，中國抗戰隨中國抗戰文學一起為國際社會所了解。

　　抗戰文化之所以能在香港迅速興起和發展，一方面是內地人才薈萃于此，借助了香港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是我黨利用香港有利因素組織和促進的產物。

　　對香港特殊的環境和條件，我黨有著清醒的認識。一方面，香港是商業自由港口，是中國與世界聯系的重要通道，通過它既可了解國際形勢動態，又能爭取港澳和海外同胞、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港英當局對中國戰事的中立態度，使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得以在這里存在，從而為在抗戰中剛剛取得合法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活動和擴大影響的空間。為了充分利用香港，早在1937年底，周恩來就在武漢與駐華大使面商在香港建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并派廖承志到港主持工作。

　　我黨在組織和建立香港抗日文化宣傳陣地時，堅持“既團結又斗爭”的策略，維護國共團結抗戰的局面。尤其是皖南事變爆發后，全國國統區抗戰文化低落，按照我黨“政治上采取全面攻勢，爭取國內時局好轉”的總策略，在港黨組織利用新聞、文學、電影、美術、音樂等文化形式，圍繞呼吁團結、抗戰、民生，謳歌中華民族抗戰精神這一主題，大量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發動許地山、范長江等400多名文化人聯名上書蔣介石，呼吁“制止內戰，一致對外”。這些斗爭在政治上有力地配合了我黨的整體戰略部署。

　　為了國際反法西斯宣傳，我黨積極開展工作。廖承志每周主持一次有鄒韜奮、喬冠華、范長江、胡繩等著名文化人參加的時事漫談，互相交流信息，分析對時局的看法，然后在漫談的基礎上，采取實際的宣傳活動。夏衍、戈寶權等人發表文章，呼吁全世界文化界團結起來，共同反對法西斯，提議組建國際反法西斯作家同盟;以我進步文化人士為骨干的中國文協香港分會為響應反法西斯運動舉行音樂會，為英蘇將士募捐;在港的劇人協會演出了宣傳反法西斯的《希特勒的杰作》，極受國際友人的贊揚，引起空前的轟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宣傳活動，既擴大了國際反法西斯宣傳，又團結了國際反法西斯進步力量。

　　在香港抗日救亡文化運動主潮之外，香港同胞還以其他形式組織和參與救亡運動。他們為祖國抗戰募捐，就連兒童亦紛起響應，在長洲島，兒童們曾舉行別開生面的舞獅籌款活動。為了更好地支持祖國的抗戰，香港同胞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如“中國南方抗日救國總會”、“九龍救災會”等，它們同東南亞各埠的愛國華僑聯系援助祖國抗日救災，積極為抗日活動籌措經費，寄給國內慰勞抗日部隊。香港同胞還收容從內地來港的難民，抵制日貨，更有不少熱血青年回到內地直接參加祖國的抗戰。

　　二、香港的抗戰以救助在港進步文化人和國際人士、開展游擊戰爭為主要內容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即進攻香港。港英當局抵抗不力，僅半月余，即丟盔卸甲而走，港督楊慕琦在圣誕之日豎起白旗。因此說，英國在抗擊日本法西斯保衛香港的作戰中，并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真正能夠為了民族自身的利益抗戰，只能是香港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和他們的同胞。英軍投降了，并不意味香港的抗戰就停止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團結和依靠廣大的香港同胞，在香港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它是在香港堅持抗戰的主要力量，曾給日寇以重大的打擊。東江縱隊于1941年正式成立，這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南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東江縱隊的主要成員是香港愛國青年，據初步統計，先后參加東江縱隊的香港同胞近千人，出現了不少“母親教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感人場面。同時，得到廣大香港同胞的掩護和支援，是東江縱隊在游擊戰期間能夠活躍在崇山峻嶺、出沒于叢林郊野的主要原因。

　　對于整個中國戰局來說，由于香港尚為英國占領及其他戰略原因，中日之間并沒有在香港爆發大規模的戰爭，香港的抗戰主要是營救在港的進步文化人士和國際友人，并開展敵后游擊戰爭。

　　日軍一占領香港就封鎖碼頭、鐵路，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大批文化人所處情勢緊迫。在這緊急關頭，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名義，打電報給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廖承志，要求想盡一切辦法把這批我國文化界的精英搶救出來，轉移到后方安全地帶。從1942年1月上旬到2月底，在敵人嚴密控制下，我東江縱隊搶救護送進步民主人士和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800多人，脫離了香港日本侵略軍的監視和搜捕，無一人遭受損失。營救過程處處以國家利益為重，對一切抗日愛國人士以誠相待，患難與共，表現了共產黨寬廣的襟懷。營救活動提高了共產黨的威望，發展了統一戰線，體現了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愛護，從而加深了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信賴。著名作家茅盾在《脫險雜記》一文中稱，這是“抗戰以來(簡直可以說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在駐港英軍投降后，被俘的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國籍的人士，被關在3個集中營里。本著國際主義精神，東江縱隊勇敢地與日寇周旋，靈活機動地營救了一批在港國際人士。據不完全統計，香港淪陷期間，東江縱隊一共搶救了英國、美國、蘇聯等國的89位國際友人，得到了他們高度的贊譽，在國際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被救的美國飛行員在感謝信中寫道：“我們美國人從歷史記載中和我們全部的學問中，都從來不曾有像你們游擊隊這樣英雄的軍隊。終有一天，全世界都將傳頌你們偉大的工作。”

　　東江縱隊還開展了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打擊日本侵略者，有力地配合了盟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早在日軍攻占香港時，東江游擊隊就以積極的行動，配合英軍進行香港保衛戰。香港淪陷后，他們在鐵路線上伏擊日軍，破壞鐵路、機場，深入敵后除奸，給敵人以有力的打擊。東江縱隊利用香港這個商業中心，通過商人和漁民采購一些物資和武器彈藥，除自需外，還支援內地游擊戰爭。東江縱隊還大力協助國際上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友軍，建立秘密電臺，布置情報、交通網絡，幫助他們在香港市區建立地下活動據點。英國政府為表示感謝東江縱隊的友好合作，于1946年在倫敦把一枚皇家勛章頒給東江縱隊成員黃作梅。正如東江縱隊在抗戰勝利后撤離香港時發布的宣言所說：“三年零八個月，冒出生入死之險，不惜重大犧牲，救護盟邦人士，肅清土匪活動，破壞敵偽統治，保護人民利益，確實盡了我們應有的努力，并做了許多成績。”

　　香港同胞是香港抗戰的重要力量，他們的參與和支持，是東江縱隊發展、壯大和抗戰的基本保證。

　　1945年9月15日：日本戰敗后在香港簽署降書，撤出香港。 1984年12月19日：中英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落實香港1997年之后實行“一國兩制”。

　　1997年7月1日：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 香港保留原有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制度，50年不變，實行“一國兩制”，除防務和外交歸的，反抗麻煩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