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日本教育論文(2)
淺論日本教育論文
淺論日本教育論文篇二
《試論當代日本的教育國際化》
內容提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知識經濟的興起，教育國際化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教育發展的潮流，也是日本政府深化教育改革的根本原則之一，還是日本開創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軟實力的重要“國家戰略”。日本的教育國際化經歷了“雛形化”、“國策化”和“戰略化”三個階段，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研究日本的教育國際化，對我國的教育國際化發展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關鍵詞：教育國際化;日本教育教育改革;國際理解教育
作者簡介：臧佩紅，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原義是指“某種活動或過程擴展為國際規模”。所謂教育國際化，既是指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在教育領域萌生的一種面向世界的教育理念，更是一種優化各國教育資源和要素在國際的配置以培養國際型人才的教育實踐活動。在全球化深入發展、信息化高度發達、知識經濟日益勃興的21世紀，教育國際化業已成為世界發展的重要潮流，日本走在了這一潮流的前頭。
一 教育國際化的歷程及其背景
戰后，日本的教育國際化政策，大致經歷了“雛形化”、“國策化”、“戰略化”三個階段。其出臺是日本應對國際社會“人力資本”論與“教育開發”的需要，也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日本尋求對外發展、參與國際競爭、提高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途徑。
(一)教育國際化的“雛形化”(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為了應對經濟的高速增長，制定了教育改革政策報告《經濟發展中人的能力開發的課題與對策》，將“國際交流”列為“發展人的能力”的四大內容之一：“伴隨著今后國際交流的活躍，有必要從國際視野培養、利用人的能力。”1970年，日本內閣批準《新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將“國際化教育”列為“教育與提高人的能力”的主要措施之一。1972年，日本經濟調查協議會的教育改革建議書《新產業社會中人的發展――從長期觀點看教育的狀態》指出，“在教育領域，國際化已成為極為重要的課題”，建議應“打破整齊劃一教育，應對國際化”。1974年，中央教育審議會專門就“教育、學術、文化的國際交流”問題向文部大臣提交報告，制定了“國際化時代的根本政策”。
該時期，日本政府開始重視教育國際化，有應對經濟急速對外發展的內在動因，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國際社會“人力資本論”、“教育開發”的興起。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西奧多・舒爾茨等提出了“人力資本”的理論，認為教育可以創造知識、技能方面的人力資本，“在過去30年間，教育作為經濟發展的源泉，其作用遠遠超過被視為實際價值的建筑物、設施、庫存物資等物力資本”。
在該理論指導下，196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次明確提出，教育是文化及社會發展的推動力，同時也是經濟開發的一個重要因素。1961年9月，世界銀行決定通過國際開發協會向國際教育開發提供貸款，亞洲地區成為國際教育開發的主要對象之一。日本政府積極參與了國際社會的“教育開發”熱潮，如爭取到了教科文組織1962年、1963年教育會議的承辦權，1974年參加“亞洲地區教育開發計劃”等。該時期，國際化在國內教育政策中地位的凸顯，正是日本政府適應國際教育開發之舉。
(二)教育國際化的“國策化”(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1987年，日本直屬內閣的教育審議機構“臨時教育審議會”(簡稱“臨教審”)的最終報告，確立了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三大基本理念：“個性原則”、“向終身學習體系過渡”、“適應變化(國際化、信息化)”。該報告指出：“今后，為了將我國建設成創新型的、有活力的社會……當前教育面臨的最重要課題，便是國際化與信息化。”進而關于國際化，“不僅在制度層面，重要的是包括相關人員的意識在內的日本教育應全面開放。為此，必須通過教育的所有機會，不斷培養人們對不同事物的興趣與寬容態度，靈活應對今后不斷變化的國際關系，建立一個具有不斷自我更新能力的教育體制”。
上述報告成為日本內閣的《教育改革推進大綱》(1987年)的藍本，文部省則“根據臨時教育審議會答詢報告及《教育改革推進大綱》，具體落實各項教育改革措施”。可見，1987年“臨教審”的最終報告，確立了日本的教育發展國策，國際化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教育國際化被列為基本國策，是由于日本政府預見到“新國際化”時代的到來。上述“臨教審”報告中指出：“現在日本經濟的繁榮，有賴于與世界各國密切的經濟交流，同時也帶來了人員交流的日益活躍。隨著人員交流的擴大，便會產生所謂的文化摩擦，當這種摩擦成為國際社會的常態時，便要求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將其轉變為使日本社會產生活力的能量”，“今天的日本，要求繼‘物’、‘錢’、‘信息’之后，實現‘人’的國際化”。日本政府如此預見，是因為看到國際教育服務貿易已悄然興起。1982年，美國坦普爾大學在日本建立第一所分校，1986年以后，日美貿易擴大發展委員會開始積極推動美國大學在日本建立分校。基于這一趨勢，日本政府提出：“這一新的國際化，在認識、對策上均不同于以往趕超時代的國際化，必須在教育、研究、文化、體育及科技等領域推進相互交往，實現均衡的國際交流。此外，重要的是在上述領域做出國際貢獻。”甚至強調：“迎接國際化時代，以國際化的視點推行教育改革，是關乎我國存立與發展的重要問題。”
(三)教育國際化的“戰略化”(21世紀以來)
2000年12月，直屬內閣的“教育改革國民會議”向首相提交了新世紀的《教育振興基本計劃》。其中，四項內容之一是：“從教育應對全球化的視點……將在教育的所有領域推進國際交流。”2005年9月，文部科學省下設的“國際戰略研究會”提交《文部科學省的國際戰略》報告，其中指出“將各部局分別管轄、個別決定的國際業務政策措施，統一為國際戰略……作為今后開展國際業務的方針”，國際化被提升到“國際戰略”的高度。
2006年12月，新修改的《教育基本法》中增加的五項“教育目標”之一為：“培養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做貢獻的態度。”國際化首次正式寫入“教育憲法”，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法律地位。2010年6月，日本制定了新國家發展戰略《新增長戰略――“活力日本”復興方案》，其中第三項“亞洲經濟戰略”專列“人”的交流倍增，包括“完善國內體制，擴大接收外國留學生，便于研究者及專業性海外人才就業。……促進與亞洲及世界的大學、科技、文化、體育、青少年等的交流與合作，加強培養活躍的國際型人才”，教育國際化進一步被納入日本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
教育國際化成為國家戰略，主要根源于知識社會的到來。日本政府認為：“21世紀被稱為知識社會，必須將教育投資作為國家戰略加以認真考慮。”根據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的定義，“知識成為財富的直接源泉的經濟是知識經濟，支撐知識經濟、并由知識經濟所支撐的社會，便是知識社會”。在知識社會中，教育成為知識生產與普及的最主要領域之一，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繼而，面對國際教育服務業的新一輪競爭，日本政府提出21世紀是“世界性知識大競爭的時代”，要求“在國際社會中，在發展與充實經濟實力等硬實力的同時，關鍵是要考慮增強科技、學術研究、藝術文化、文化財產、生活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日本文化魅力的軟實力。……教育及科技、學術、文化、體育應稱為我國軟實力的源泉”，“‘知識的國際化’，是支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源泉”。教育國際化，成為增強國家“軟實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首要途徑之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國際化由20世紀60年代在教育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到80年代成為基本國策，再到21世紀上升為國家戰略，其地位不斷提升。這一歷程并非偶然，而是在知識經濟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快速發展之下，日本振興經濟、增強國力的必由之路。
二 教育國際化的內容體系
日本的教育國際化內容豐富，是“通過教育的所有機會”予以推行的。筆者根據日本政府歷年《教育白皮書》中的相關內容，將教育國際化歸納為三個方面：針對日本人的國際化、針對外國人的國際化、教育的國際合作與開發。
(一)針對日本人的國際化
日本政府主要通過海外日本人子女教育、國內的國際理解教育、鼓勵出國留學等途徑，以培養日本人的“國際素養”。
隨著赴海外就職的日本人不斷增多，隨行的義務教育階段的子女人數倍增，1984年為36223人，2009年增至61488人。為此，日本開設了日本人學校、補習學校、私立海外教育設施三類教育機構。1984年有日本人學校76所、補習學校102所;2009年增至日本人學校88所、補習學校204所、私立海外教育設施9所。
日本國內廣泛推行了國際理解教育。在初等、中等教育領域，1989年、1998年兩次課程改革，都將“推進國際理解”、“培養日本人立足國際社會的素質”確定為四大基本方針之一。具體而言，1989年改革提出中小學社會課要加深理解“世界與日本的關系”，國語課要“加深國際理解、培養國際協調精神”;初中與高中要重視外語課，道德課及特別活動要“培養日本人的世界意識”，世界史成為高中必修課。1998年，外語課成為初中及高中必修課，小學則利用“綜合學習時間”講授英語會話等。2008年的課程改革，規定小學外語課增加70學時，初中外語課增加105學時。在高等教育領域，新設了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文化等專業或院系，大學中冠以“國際”之名的學科1988年有38個，1998年達到112個。1988年全國大學開設外語課程約50種，1997年增至70余種。
日本政府還鼓勵大、中學生出國留學、研修及研究。高中主要包括“高中生留學”(三個月以上)、“海外學習旅行”(三個月以下)、“修學旅行”三類。在政府支持下，高中生留學人數逐年增加，1988年上述三類留學生人數分別為1229人、692人、51127人，2008年增至3190人、27025人、179573人。日本政府還鼓勵大學生出國留學。1998年，留學海外的大學生約6.4萬人(為十年前的兩倍)，2004年增至8.3萬人。2009年度起，日本政府實施了“留學生交流支援制度(長期派遣)”，支持學生赴國外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
(二)針對外國人的國際化
針對外國人的教育國際化，主要包括對外日語教育與考試、接收留學生教育兩大方面。
隨著日本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高，學習日語的外國人逐年增加。日本國內的日語學習者，由1987年的4.3萬人，增至2009年末的219萬人。日本以外的日語學習者，由1984年的58萬人，增至2009年的365萬人。日本從1984年開始實施“日語能力考試”，考生由最初的15個國家和地區約7000人，增至2009年的58個國家和地區約77萬人。此外，日本從2002年起實施“日本留學考試”，2010年“日本留學考試”在日本國內15個城市、日本以外17個城市舉辦，考生共計46691人。
日本政府重點實施了擴大接收留學生的政策。1984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面向21世紀的留學生政策》，計劃在21世紀初招收十萬留學生(該計劃2003年完成)。近年來，日本政府將留學生政策視為實現“知識的國際貢獻”、
“加強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于2007年“作為國家戰略，制定并推進了包括教育、外交及產業政策在內的留學生政策”。2008年，文部科學省與其他省廳(外務省、法務省、厚生勞動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聯合制定了“留學生30萬人計劃”，計劃到2020年接收留學生30萬。在政府大力推動下，外國留學生人數逐年增加，1980年6572人，2003年109508人，2010年達141774人。
日本還重視接收小留學生。文部科學省從2003年起實施了《外國青少年接收倍增計劃》，計劃到2010年接收外國中小學生的人數由每年四萬增至八萬。2010年5月，就讀于日本公立小學、初中、高中的外國學生達74214人。
(三)教育的國際合作與開發
教育的國際合作與開發，主要包括參與國際組織的教育事業、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開發兩大內容。
日本從1988年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亞太地區教育開發計劃”、“亞太地區全面普及教育事業計劃”，90年代參與“艾滋病教育事業”、“婦女識字教育”、“環境教育”、“信息技術教育”等合作項目。日本還積極參加經合組織教育研究與改革中心的“提高教育質量”、“成人繼續教育培訓”等研究課題，實施“學生學習程度調查”(PISA)等事業，也參與了亞太經合組織人才培養領域的相關活動。
日本的國際教育開發始于20世紀60年代，進入21世紀后則愈益加強。2000年，首相咨詢機構“對外經濟合作審議會”提交報告《推進“重視人的經濟合作”》，將教育、人才培養等“以人為中心的開發”，確立為21世紀的經濟合作方式。2002年，日本政府在八國首腦會議上宣布要“加強對低收入國家教育領域的開發”，計劃五年內提供政府開發援助2500億日元。
21世紀初，日本的對外教育開發呈現兩大新特點：一是重視對發展中國家初等、中等教育的開發。日本政府指出：“國際社會的開發援助觀念逐漸發生了變化。……正日益重視以基礎教育為主的合作。”2002年，日本政府將“加強對基礎教育領域的開發”列為對外教育開發的政策內容之一。二是加強國內的教育開發體制。2001年，文部科學省設立“國際教育合作懇談會”，“反復研究了將日本的知識資源全面有效地用于國際開發合作的方法”，“呼吁為了實現日本國際教育合作的質的轉變，有必要從根本上完善國內體制”。據此，文部科學省建立了教育開發的兩大國內體制：(1)從2002年開始建立國際教育合作“據點體制”。以廣島大學與筑波大學為中心，聯絡大學、非政府組織、企業，有組織、系統地全面利用日本的資源，開發發展中國家的初中等教育。(2)從2003年開始設立“國際開發合作支援中心”，旨在促進大學、大學與技術顧問、國外大學、非政府組織間的合作，使各界有組織地參與國際教育開發。
上述三方面內容中，針對日本人的國際化可謂“內部國際化”，針對外國人的國際化則可謂“外部國際化”，教育合作與開發的國際化可謂“開發國際化”。三者既有各自獨立的內容，又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了日本教育國際化的全貌。
三 教育國際化的問題及啟示
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及時把握并引領了全球教育國際化浪潮，其教育國際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然而，日本的教育國際化亦存在一些問題。
(一)針對日本人的教育國際化具有兩面性
日本政府通過學校教育的各個階段以各種形式培養具有國際素養的日本人，為日本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也為應對新時代的國際競爭做好了準備。
然而，針對日本人的教育國際化內容本身，卻具有兩面性。日本政府咨詢機構曾明確提出：“必須深刻認識到，一個好的國際人就是一個好的日本人，必須確立培養愛國心的教育、使學生切實具備日本文化個性的教育以及加深理解外國文化與傳統的教育。”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亦規定教育目標之一為：“尊重傳統與文化，熱愛養育我們的國家與鄉土，培養為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做貢獻的態度。”也就是說，針對日本人的國際化，一方面強調“國際視野”、“理解外國”，具有外向性、開放性的一面;同時又強調“愛國心”、“傳統”，具有內向性、保守性的一面。這兩個側面，統一于日本的教育國際化政策之中。弘揚本民族傳統與特性，本身無可厚非，問題在于日本所謂的“愛國心”存在很大問題。眾所周知的“歷史教科書事件”即是一個典型例證。20世紀80年代及21世紀初，日本政府多次公然批準美化對外侵略的歷史教科書。此舉表面上看是通過教育來加強國民所謂的“愛國心”，但實則“誤國愚民”，不利于培養國民真正的歷史認識和國際意識，阻礙了日本與周邊受害國的“歷史和解”，直接影響了日本與周邊國家正常的國際交流。事實證明，過分強調“愛國”與“傳統”，甚至不惜為此犧牲真理與正義，必將阻礙日本人、日本教育真正的國際化。
(二)針對外國人的教育國際化有待加強
在知識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教育服務成為重要的新興產業。日本政府大力推行針對外國人的語言教育、留學教育等，促進了本國教育服務業的發展，有利于推動知識經濟的振興。
但是，日本針對外國人的國際化教育，與歐美國家尚有一定差距。對外語言教育方面，2009年，托福考試(TOEFL)在全球165個國家和地區設有4500個考場，報考總人數累計達2500萬人，而日語能力考試僅在53個國家和地區的173個城市設有考場，報考總人數累計674萬人;2009年，留學美國的研究生入學考試(GRE)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有700個考場，考生63.3萬人，而日本留學考試僅在日本國內15個城市、日本以外16個城市舉辦，考生共計44396人。日本對外語言教育及考試的規模，與歐美國家不可同日而語。在接收外國留學生的規模及水平方面，2008年度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外國留學生人數及比例，日本132720人、占3.8%，美國671616人、占6.1%，英國415585人、占27.0%。②無論在留學生人數上，還是在高等教育機構中所占比例，日本均落后于英美。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縮小這一差距。然而，一個國家的對外吸引力是全方位的，日本只有繼續提高科技水平及綜合國力，不斷擴大國家的整體開放程度，才能切實提高針對外國人的國際化教育水平。
(三)教育的國際合作與開發面臨新課題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人力資本論”的指導下，在知識經濟發展的大潮中，日本積極參與了國際教育合作與開發。這既有利于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也有助于欠發達國家的國民獲得受教育的機會，符合世界教育發展的大趨勢。
然而，日本對外教育開發的重點是初中等教育，屬于培養國民基本素質的義務教育范疇，開發過度則將有損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自主權，甚至削弱被開發國家人民的民族性及其傳統文化，有文化侵害之嫌。因此，在教育的國際合作中，如何平衡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利益，是日本乃至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新課題。
日本教育的國際化雖面臨上述問題，但總體而言，在縱向的發展歷程方面，其地位經歷了不斷提升的過程;在橫向的內容方面，則建立起了日臻完備的國內體系。日本的教育國際化發展已經達到一定的高度與維度，體現著當今世界教育發展的潮流與水平。
(四)日本教育國際化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教育正在加速適應國際化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國內體制、對外教育開發等方面尚落后于日本。日本教育國際化的經驗，可以為我國提供如下啟示：
1.從日本教育國際化的歷程中，去理解教育國際化的必然性。因而，應將教育國際化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各級政府及教育部門通過政策指導、經費支持、擴大宣傳等方式，切實加以推行。
2.從日本教育國際化的內容體系中，充分認識教育國際化的廣泛性。一方面，在各級教育機構加強國際理解教育，鼓勵大、中學生出國留學等，以提高我國的“內部國際化”水平;另一方面，著力實現對外教育服務的升級，在繼續推廣對外漢語教育的同時，通過擴大開設英語授課的留學生課程等，提升國內高等教育機構的對外教育服務能力。此外，也要積極拓展各種途徑，將我國的教育資源用于世界教育的發展。
3.從日本教育國際化的問題中，清醒意識到教育國際化的復雜性。既要客觀認識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奮起直追，又要注意保持“國際化”與“民族化”的適當平衡，處理好兩者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
總之，研究日本的教育國際化，總結吸取其經驗教訓，將有助于更好地推進我國教育國際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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