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武漢的近代史論文

　　革命軍攻克總督府，占領武昌，消滅清軍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國腹心地區打開一個缺口，成為對清王朝發動總攻擊的突破口，并在全國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擊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結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和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統治。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武漢的近代史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關于武漢的近代史論文篇一

　　《中國近代史中國共合作在武漢抗戰史中的重要性》

　　【摘要】中國近代史抗戰時期中，國共的關系融洽并有著合作關系，也在歷史上了營造了少有的融洽期，文章具體從五點顯著的特點當中做出了總結，并對于今天推動海峽兩岸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統一大業的早日完成，有著極為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關鍵詞】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合作;重要性

　　前言

　　從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17日蔣介石發表《我軍退出南京告國民書》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撤退，即為武漢抗戰時期，周恩來稱之為第二個武漢時期。此階段，國民黨的統治中心遷入武漢，中共中央代表團來漢，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愛國人士，文化界、宗教界、科技界等的知名人士也都云集武漢。武漢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心和實際的戰時首都。迎來了國共合作、全民協力的輝煌抗戰局面。以保衛大武漢為戰略指導思想的武漢會戰，成為抗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實現了中國抗日戰爭由戰略防御到戰略相持階段的重要轉折。國民黨與共產黨作為當時中國社會最大的兩個政黨。各自都有軍隊與政權，其合作抗戰，對于保衛大武漢戰略的實現、相持階段的到來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正是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武漢抗戰時期的輝煌。而這一時期過后。兩黨的親密合作就不復存在了，抗戰也隨之變得更為艱難。應當承認，武漢抗戰時期在抗日戰爭和國共關系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重溫這一段歷史，回味期間兩黨默契相處、同舟共濟的點點滴滴，在統一大業尚未完成的今天，是極為必要的。本文試就武漢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關系的特點作一番考查。

　　1.中國近代史國共合作誠意倍顯

　　由于日本帝國主義欲迅速實現其速戰速決的計劃，其在占領東北、華北、華東等大片國土后，借著南京戰役的勝利，進犯中原，并狂言道：“只要攻占漢口――就能支配中國。”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雖進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還是節節敗退，潰不成軍。整個中華民族危在旦夕。

　　此種嚴峻情勢下，國共雙方為挽救民族危亡合作抗戰的愿望較前一階段更為強烈。

　　此前，因兩黨的長期對立與仇恨一時難于消解。雖兩黨開始嘗試合作，但彼此間信任不足。自國共雙方談判開始，蔣介石就擔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對其造成威脅。到全面抗戰爆發，蔣介石仍一度堅持不給共產黨以軍事指揮權，并懷疑“共黨思乘對外戰爭之機會，發動其陰謀”。因而，中共雖堅持“擁蔣抗日”的統戰政策，但不能不對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有所擔心，并對國民黨在民主民生等問題、特別是在動員民眾方面的政策，始終持批評態度。

　　而步入武漢抗戰時期，基于民族救亡的共同任務，國共雙方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就共產黨而言，為使國民黨方面大開合作之門，中共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坐在談判席上共商抗日大計”。在政治方面，中共確立了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統一戰線總方針。對于具體的政治統戰工作，毛澤東于1937年底，也明確指出，對國民黨要“切實的具體的幫助，多采取建議的方法”，“依照他們覺悟的程度與迫切的需要，提出適當的要求與口號，不要太高太左”。按照這些方針，中共對以前的一些做法做了改變，對國民黨的要求也做出了讓步。在軍事上，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軍隊要力爭團結國民黨共同作戰，減少摩擦。1937年12月，毛澤東致電前方領導人，提出：“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八路軍對華北支軍尤其對閻及各縣地方政權、地方紳士，必須保持好的友好關系，一切須求合法與統一，減少摩擦，團結對敵。”

　　2.中國近代史國共合作方式更為靈活

　　國共雙方的合作誠意推動著兩黨的合作抗戰緊鑼密鼓地展開。這就對國共到底該采取何種合作形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雙方進行了長時期的努力，打破了往日關于這一問題的僵局，最終形成了遇事協商、隨時約見的合作方式。由于三青團無法協調好兩黨的關系，后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又進一步討論了國共合作的形式問題。毛澤東提出了國共長期合作的三種形式：其一，把國民黨本身變為民族聯盟，各黨派加入國民黨而又保存其獨立性;其二，各黨共同組織民族聯盟，擁蔣為最高領袖，實現黨外聯盟;其三，沒有成文，形式不固定，遇事協商，解決兩黨有關問題。按決議精神，中共派出代表多次與國民黨磋商。最終兩黨基本上采取了中共提出的第三種形式。至此，無統戰組織、遇事協商、隨時約見的合作方式正式確立。這意味著國共雙方在合作中處于較為平等的地位，彼此誰也不吃掉誰，兩黨在密切聯合的同時各自又保持著獨立性。

　　這一合作方式的形成，是有其深刻歷史根據與現實原因的。就歷史根源看，從1924年持續到1927年的國共第一次合作，因蔣介石殘酷屠殺革命人民而最終以失敗告終。深刻的歷史教訓使中共認識到：沒有國共合作，沒有統一戰線，革命無法取得成功;但有了國共合作，有了統一戰線，如果黨不善于在統戰中保持獨立性，革命仍然會失敗。因而國民黨沒有接受跨黨合作也就使得雙方只能采取遇事協商、隨時約見的方式。就現實情況看，戰事的危急使國共兩黨的主要精力一直都投入到激烈的對日作戰中，其它的事情無暇顧及。而遇事協商、隨時約見，具有較多的靈活性。這使國共雙方在處理兩黨共同事務，尤其是處理突發事件時，無須經過層層的統戰組織和繁瑣的工作程序，從而提高了辦事效率，贏得了寶貴的時間，更有利于雙方的合作抗戰。

　　3.中國近代史國共合作內容更趨實際

　　軍事上，國共兩黨在軍事戰略上相互探討，國民黨方面在周恩來向其講解《論持久戰》的基本精神后深為贊賞，并據此制定了自己的戰略指導思想;在具體的軍事行動上，國共也是相互配合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對于臺兒莊大捷，陳誠就承認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八路軍在華北的游擊戰爭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政治上，兩黨也展開了密切有效的合作，中國共產黨促成國民黨制定了《抗戰建國綱領》，并積極幫助國民黨實施其綱領，且在部分地區國共出現了地區性的共同綱領，如山西，國共兩黨就成功制定了，民族革命十大綱領>;國共雙方還通過多次的政治磋商與談判，就兩黨關系、具體合作任務等一系列問題達成一致，較之此前處于僵持狀態的談判局面有了令人振奮的進展。　　外交上，中共幫助國民黨加強了與蘇聯的合作，蔣介石通過中共獲得了許多關于蘇聯對中國抗戰的態度、對國共關系的看法、對英美的政策等的信息;同時，為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中共與國民黨協調一致，組織了“國際縱隊”中的“中國支隊”赴西班牙參戰;此外國共兩黨還相互配合，積極對外宣傳呼吁世界人民共同反對法西斯，包括爭取日本反戰力量的支持。

　　正是由于國共兩黨在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富有成效的合作，才使武漢抗戰時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4.中國近代史國共合作的國際環境更有利

　　武漢抗戰時期，正值法西斯勢力在世界范圍內活動猖獗之時。隨著法西斯全球戰略的展開，國際形勢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客觀上也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得以加強。中國的國共合作抗戰，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獲得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極大支持。

　　一方面，國共的合作抗戰得到了各盟國政府的支持。日本帝國主義的大舉侵略與在淪陷區的殖民統治嚴重威脅到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英美等與日本法西斯的矛盾日趨尖銳，因而此時英美等從縱容日本侵略中國轉而采取支持中國抗戰的立場。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曾于此時號召全國募捐100萬美元支援中國的抗戰。而此時的蘇聯已完成了工業化和農業的集體 化，實力大大增強，加緊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1938年兩次貸款給國民政府，總計1億美元。此外，還向中國提供飛機565架、坦克82輛、火炮817門、汽車700輛、機關槍6325挺、子彈645萬發、炮彈140萬發。”同時，同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如西班牙，其軍事領導人此時期曾致電朱德，贊賞中國軍民的抗戰精神，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在這樣有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共產黨積極地抓住時機，發展擴大國際統一戰線，努力爭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獲得各國人民的同情，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同時，對于此時期日、德法西斯對國民黨政府進行的多次勸降活動，中共及時地予以堅決揭露、嚴厲譴責，與國際消極方面進行斗爭，從而維持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5.中國近代史國共合作作用巨大，影響深遠

　　政治上，國共兩黨的密切合作、融洽關系為相持階段兩黨如何處理相互關系、維持國共兩黨的合作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同時，兩黨的合作，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促進了民族的團結和進步，保證了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在相持階段的展開，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濟上，國共協力完成沿海工業的內遷，保證了民族經濟免受日軍的掠奪與摧毀，為相持階段中國抗戰的繼續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文化上，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團結一切愛國人士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為整個抗戰文化運動所掀起的第一個巨大浪頭，推動著抗日洪流在相持階段的繼續前進。國共兩黨的合作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為中國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夯實了基礎，創造了有利條件，對于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有著巨大的功勞。

　　武漢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抗戰，也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一方面，國共兩黨的軍隊此時沉重地打擊了日軍，有力地牽制了日軍的兵力，使日軍“速戰速決”的戰略宣告破產，從而使得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球戰略”中的第一步戰略目標，即攻占蘇聯與中國，難以迅速變為現實，進而使得德意日三國無法很快進入第二步戰略行動，即決戰美國，統治世界。這樣也就挫減了德意日法西斯的進攻鋒芒，打亂了法西斯同盟的全球部署，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贏得了有利的時機。另一方面，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融洽關系，為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抗擊法西斯侵略樹立了好的榜樣。此時期，西班牙政府外交部長臺爾戈育，在國聯行政院討論制裁日本侵華的會議上，就曾表示：“對于中國民族之英勇精神，表示敬意。”國共兩黨的合作抗戰，有力地聲援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程，為最后戰勝法西斯勢力作出了貢獻。

　　6.結束語

　　總體而言，中國近代史中武漢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雖有分歧，但相處融洽、合作密切。中國共產黨正確地認識了這些特點，抓住時機，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合作方針與政策，促進了國共合作在此時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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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武漢的近代史論文篇二

　　《探討武昌起義》

　　摘要：武昌起義是在黃花崗起義失敗后，一部分革命黨人決定把目標轉向長江流域，準備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新的武裝起義。通過革命黨人的努力，終于在1911年(農歷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發動了具有劃時代意義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的勝利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鐘。革命軍攻克總督府，占領武昌，消滅清軍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國腹心地區打開一個缺口，成為對清王朝發動總攻擊的突破口，并在全國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擊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結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和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統治。其次是吹響了共和國誕生的號角。武昌起義創建了湖北軍政府，成為共和政權的雛型，并引發各省響應。不到兩個月就誕生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勝利。

　　關鍵詞：革命、起義、反封建、勝利

　　正文：

　　1.武昌起義背景和導火事件

　　19世紀末20世紀初，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干擾，成功創辦新式學校;隨后清政府迫于形勢壓力，對教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于1905年末頒布新學制，廢除科舉制，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新式學堂，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亦正是這一教育方式的轉變，為后來風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了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寶貴人才。

　　辛亥武昌起義前夕，由于中國的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持續不斷，革命黨人不斷發動武裝起義。1906年，清廷拋出「預備立憲」，其實質卻是加強了皇族的權力，廣大立憲派對此極為不滿;1908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去世，年僅3歲的宣統皇帝溥儀即位，其父載灃攝政。

　　1911年(宣統三年)5月，清政府以鐵路國有之名，將已歸民間所有的川漢、粵漢鐵路筑路權收歸“國有”，馬上又出賣給英、法、德、美4國銀行團，激起湘、鄂、粵、川等省人民的強烈反對，掀起了保路運動。運動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黨人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以“破約保路”為宗旨，參加者數以十萬計。清政府下令鎮壓。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逮捕羅綸、蒲殿俊等保路同志會代表，槍殺數百請愿群眾。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處保路同志會。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憤怒，將各處電線搗毀，沿途設卡，斷絕官府來往文書。9月25日，“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同盟會成員王天杰、龍鳴劍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榮縣成為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成為武昌起義的先聲。

　　2.武昌起義經過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馀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舊歷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后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制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孫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受傷的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并在相鄰的劉公住所內帶走了劉公的弟弟劉同。湖廣總督瑞澄聞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聞訊后，決定當夜發動起義，并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斬首。新軍工程營后隊正目(相當于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提早起義，并拉來隊官(相當于連長)吳兆麟作為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歷8月19日)晚間八時(此時事發已無可考證，只能確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發)，程定國(舊說是熊秉坤較為正確)發出武昌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士兵首先發難攻占楚望臺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學社共進會等革命團體影響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湖廣總督府，在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占領總督衙門，湖廣總督瑞澄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諮議局大樓會議廳，新軍八鎮十五協二十九標二營司務長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馀人外，還邀請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為黃興、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孫武被炸傷，蔣翊武被迫逃跑，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一說為總參議)。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處。在謀略處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公布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為黃帝紀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諮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布《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10月12日，革命黨人第二十一混成協第四十二標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趙承武等在漢陽發動起義，光復漢陽;隨后趙承武率起義軍攻占漢口。至此，武漢三鎮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武昌起義勝利。

　　3.歷史意義

　　武昌起義的勝利，在全國得到了連鎖反應，各省革命黨人紛紛行動起來。至11月底，全國宣告獨立、脫離清政府的有14省。北方未獨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統治較強，如直隸、山東、河南;有的遠在邊陲，革命黨勢力較弱，如新疆、奉天。這些省份也不平靜，革命黨仍然組織了一系列武裝起義。武昌起義之后，立憲派紛紛表示贊成革命，這也加 速了清政府的崩潰。廣大人民群眾在各省起義過程中表現了高昂的熱情。新軍士兵、會黨群眾、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海外華僑、愛國士紳、少數民族都作出了貢獻。中國的政治生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沸騰局面。武昌起義也吹響了共和國誕生的號角。武昌起義創建了湖北軍政府，成為共和政權的雛型，并引發各省響應。不到兩個月就誕生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勝利。武昌起義即狹義的辛亥革命，同時又是廣義辛亥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后期腐敗的統治，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前后的系列事件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影響。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喪鐘。革命軍攻克總督府，占領武昌，消滅清軍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國腹心地區打開一個缺口，成為對清王朝發動總攻擊的突破口，并在全國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擊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結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統治和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統治。其次是吹響了共和國誕生的號角。武昌起義創建了湖北軍政府，成為共和政權的雛型，并引發各省響應。不到兩個月就誕生了中華民國，建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勝利。

　　武昌起義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現在武漢革命黨人的歷史主動精神和首創精神。他們發揮主動性，積極宣傳革命思想，發展革命組織，掌握革命武裝，抓住歷史時機，敢把皇帝拉下馬，主動出擊，發動首義，創立湖北軍政府。其次是武漢革命黨人和人民群眾的的革命精神和獻身精神。武昌起義的勝利是革命黨人長期艱苦奮斗和英勇流血犧牲換來的。如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三烈士慷慨就義，程定國、熊秉坤勇于發難，紀鴻鈞、王世龍舍身燒督署，都表現了大無畏的革命獻身精神。廣大武漢三鎮人民群眾也同仇敵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農民、市民踴躍參軍，與革命軍并肩作戰，痛擊清軍。今天我們應該繼承并發揚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把它化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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