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關于鴉片戰爭歷史的論文
近代史關于鴉片戰爭歷史的論文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鴉片戰爭讓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近代史關于鴉片戰爭的論文，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近代史關于鴉片戰爭的論文篇一：《鴉片戰爭與中國近代化的關系》
[摘要]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它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以大炮轟開了中國閉關、落后的大門，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運動方向，它是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同時，它既對中國近代化起到促進作用，也對中國近代化起到抑制作用。
[關鍵詞]鴉片戰爭;近代化;關系
在中國，近代化也就是工業化和與工業化相伴隨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就是實現社會的轉型，即從中世紀社會轉化為近代社會。近代中國百余年的歷史發展，外國列強的侵略與中國人民反抗，無數仁人志士尋求著強國之夢。中國的近代化，也隨著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中誕生了。
兩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統治危機進一步加深了，清朝統治階級中的某些有識之士，試圖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維護清朝統治。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以奕訴、曾國藩等人為代表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他們引進了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培養了適應近代社會需要的人才，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說明。
一、社會結構的轉變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社會結構是封建等級結構，鴉片戰爭以后，封建等級結構發生了動搖。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在名義上權力如前，實際上大不如前。政令難以完全貫徹，八國聯軍侵華，皇太后和皇帝逃難。反侵略戰爭的失敗，讓武官失去了社會地位，文官在洋人面前也唯唯諾諾，使廣大民眾對官員失去了信任。這時下層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百姓開始追求平等、自由和人道。如浙江的“墮民”、“丐戶”在雍正年間被允許開豁除籍，但多數人沒有能夠實現，光緒末年他們再興抗爭，得到平民的支持。
隨著近代產業和近代商品經濟的出現，產生近代的階級――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資產階級主要由三種人員構成，一是從買辦轉化來，即買辦中的一部分人，有了自己的資本，開設近代企業;二是由傳統商人和官紳、地主轉化而來，經營的是近代企業，還有一些華僑加入這個隊伍;三是洋務運動中，政府經辦企業，一部分主事的官僚成為資產者，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企業里，有著一些原來買辦出身的人參與進來。中國的工人階級在一定意義上說，比資產階級產生的還早一些，因為外國在華開辦企業，使用一些中國雇員，所以近代的碼頭工人、海員、船舶修造工最先出現，及至中國有了近代民族工商企業，一批產業工人誕生。
二、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的近代化
鴉片戰爭后至19世紀末，中國近代化的基本情況是：第一，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體制，已開始解體，中國經濟已基本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第二，在政治上清王朝統治危機重重，使得統治階級不得不向近代化傾斜，推行洋務運動，實施“同光新政”等等;第三，在思想文化上西方資本主義的近代科學技術及社會文化的書籍，逐步輸入。北京同文館先后譯成《萬國公法》、《格物入門》、《化學指南》等西書26種，對西方思想文化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的作用
鴉片戰爭，是英國為了毒害中國人民、阻止中國禁煙而發動的一次侵略戰爭。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具有兩面性，既有促進作用，也有抑制作用。
(一)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的促進作用是：1.迫使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承認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國天朝”、“惟我獨尊”、“夜郎自大”等虛驕之氣，引進近代化生產技術和社會制度，把自己變為資產者;2.輸入機器和近代生產技術，在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基礎上，開辦了幾百個近代大機器工礦和交通企業，大大促進了中國近代化的過程;3.外國在華近代企業的示范作用。外國企業在使用機器、培養技術工人、以及經營管理等方面，對后起的洋務企業和民營企業都直接和間接地起著示范作用;4.培養近代技術人才。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帝國主義，通過在華企業雇用中國職工，受中國聘用的技術人員，接受中國留學生等各種渠道，為中國培養了大批近代人才。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的抑制作用：1.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特權。中國民族企業發展受到嚴重的限制，其處境十分困難;2.在鐵路運輸方面，據資料顯示1896年至1914年之間，西方國家所投入的資本總額超過2.92億美元。在1萬多公里鐵路的修筑中，有超過90%的資本為西方資本;3.在金融市場方面，鴉片戰爭以后英國匯豐銀行長期壟斷我國的金融市場，致使我國的民族金融市場發育緩慢。鴉片戰爭使西方國家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嚴重阻礙我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總之，鴉片戰爭后，世界在走向中國，中國開始融入世界，中國開始從傳統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邁進，這應該說是歷史的巨大進步。近代化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來講的。近代化的過程其實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近代中國的先進分子追求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體制的歷程，這一過程與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過程相互伴隨，相互促進，有力地推動了近代中國的歷史進步和社會發展。由于近代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國近代化的起步呈現出明顯的層層推進，急速深入的邏輯發展特征。近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追求近代化的腳步急促而悲壯，一刻也未曾停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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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關于鴉片戰爭的論文篇二：《試論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的影響》
摘要：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亙古未有。主要有破壞性的一面，但也有促進性的一面。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遭受更多的掠奪，廣大農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國社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小農經濟制度解體，封建制度開始動搖，自此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另一方面，鴉片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加快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鴉片戰爭;近代化;雙重作用
由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清朝統治階級中的某些有識之士，如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改變了夜郎自大的態度。他們試圖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維護清朝統治。于是，從十九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派以“自強”、“求富”為口號，“師夷長技”，大張旗鼓地舉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編練新式陸軍和海軍。他們開礦山、筑鐵路、設郵電、辦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掀起了一股辦洋務的熱潮。他們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洋務運動為中國近代企業積累了生產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沖破了窒息生產力發展的社會風氣，在客觀上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為中國的近代化開辟了道路。
一、鴉片戰爭前的中國
從公元前5世紀的戰國時代到1840年得鴉片戰爭，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這個超穩定的社會有著自身的特點。在經濟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皇帝、貴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則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種地主土地并繳納高額的地租，封建地主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必然尖銳。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主要特征是個體家庭為單位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它曾有利于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但又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有較強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員結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剝削農民，農民還需繳納高額賦稅和承擔各種徭役，生活極端困苦。
二、鴉片戰爭后中國的近代化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屈辱的《南京條約》，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資本主義的文明陸續輸入，才開始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邁進，共歷經半個多世紀的歷程，到19世紀末，中國近代化的基本情況是：
在經濟上，自然經濟逐步解體，1899年全國進出口貨值264748千海關兩，出口貨值195785千海關兩，兩筆共達460533千海關兩。這個數據顯示，中國已經逐步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使用機器的近代企業的逐步出現，據相關統計，1895年全國近代工礦企業總數達200家，資本總額5004萬元，工人總數91350～98060人。 在政治上，經過外國侵略勢力和國內農民革命的沖擊，已經無法按照老樣子維持下去了，在“滅亡”威脅下，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轉化為洋務派，推行洋務運動，這樣，封建政權開始向資本主義近代化傾斜。由于近代企業的出現，不僅引進了西方的生產技術，同時還引進了西方的社會制度，政治民主化，開始提上了中國的議事日程。
三、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的雙重作用
(一)鴉片戰爭對中國的積極促進作用
首先，使得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承認自己落后，逐步消除“天朝上國”、“夜郎自大”等驕傲之氣，不得不向資本主義學習，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和制度，把自己變為資產者。這半個世紀近代化的進程中都是這幾個政治派別圍繞展開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鴉片戰爭的背景下進行的。
其次，在中國封建經濟的大地上，輸入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機器，大大縮短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根據馬克思的研究，作為資本主義典型的英國，是經過簡單協作、手工工場再發展到近代機器大工業的，這一歷程花了近30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人是經過一段摸索過程的。例如曾國藩，開始對仿造洋炮洋船的想法很簡單，認為外洋器物“購成之后，訪募覃思之土，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最后，通過在華企業雇傭中國職工，受中國聘用的中國技術人員，為中國培養了大量人才。左宗棠于1867年創辦福州船政局時，即同船政局法國正副監督日意格、德克碑簽訂培養人材合同，議定5年限滿，教中國員匠能自按圖監造并能自行駕駛，即加獎日意格和德克碑銀各2.4萬兩，加獎各法籍師匠共銀6萬兩，計定獎格銀10.8萬兩，另再加精神獎勵。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壓迫與抑制作用
其中最主要的是依靠不平等條約，在攫取中國各種各樣的特權，擴大了侵略勢力在華勢力，逐步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正常發展。據統計，外國在華資本在中國資本總額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894年占60.7，1913年占80.3，1920年占70.4，1936年占78.3。也就是說，外資要占中國資本總額的60～80%左右。在中國不少重要近代產業部門，外資均處于壟斷半壟斷的優勢。中國新生的民族資本，多方遭受排擠和限制。
總的看來，鴉片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把中國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使得經濟也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利弊互現的。必須振奮民族精神，揚我國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避免類似鴉片戰爭的悲劇。
近代史關于鴉片戰爭的論文篇三：《試論鴉片戰爭若干問題》
摘 要： 以軍事手段封鎖一國海岸線，顯然屬于戰爭行為。1840年6月22日，英軍宣布封鎖廣東沿海海岸線，也就宣告了戰爭的開始。懿律到達廣東的時間應是1840年6月30日，而不是28日。定海之戰中，張朝發受傷而死，應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個為國捐軀的高級將官。《穿鼻草約》根本不存在，義律與琦善達成的所謂共識也不足以成為英軍侵占香港的理據。關于虎門大戰前后琦善裁撤軍備、不增援的說法可能來自于駱秉章的一份奏折。琦善可能是最先認識到英軍能夠陸戰之人。三元里抗英斗爭發生時余保純應為署廣州府知府，而不是廣州府知府。在英船沉沒的問題上，姚瑩、達洪阿確有不實虛夸之詞。
關鍵詞： 鴉片戰爭;懿律;定海之戰;張朝發;琦善;《穿鼻草約》;余保純;臺灣人民抗英斗爭
一 目前，各大圖書館、檔案館所收藏的鴉片戰爭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學術界的相關科研成果也是難計其數。就鴉片戰爭中的諸多基本問題而言，學術界已達成不少共識，但由于對資料掌握的程度有別和解讀的不同，在某些問題甚至是重大問題上，學者之間仍存在著不同意見和爭論，一些有影響的觀點也還有進一步斟酌、討論的必要。下面，筆者擬就幾個有關問題進行考證和辨析。
二 (一)關于鴉片戰爭的起始時間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以往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觀點以為，鴉片戰爭開始于九龍之戰、穿鼻之戰;另一種觀點則宣稱，第一次定海戰役當為鴉片戰爭真正發端的標志;還有一種觀點認定，此次戰爭正式開始于1840年6月，即英國艦隊大批抵達廣東海面之時。
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可以牟安世、姚廷芳等人為代表。牟安世認為，中英九龍之戰揭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同時也是鴉片戰爭的正式開始〔1〕。姚廷芳認為發生于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之戰是“鴉片戰爭的序幕，也可以說是開始的日子”〔2〕。《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的編者認為鴉片戰爭始于1839年，實際也可歸為這種觀點〔3〕。但這種看法存在可以商榷之處。
鴉片戰爭是中英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九龍、穿鼻戰事發生前，義律是英國政府駐華商務監督，代表英政府管理在華英國商人，發展對華外交關系，并未獲得發動戰爭之授權。英國外相巴麥尊雖然主導英國對華外交事務，但他畢竟只是外相，要發動對華戰爭，還必須經由英國內閣和議會開會討論、表決方能發動。1839年10月，巴麥尊致信義律，表示英國政府準備發動戰爭，要義律做好準備〔4〕，但此時巴麥尊的決定尚未成為英國政府公開的政策。直到穿鼻之戰爆發時，巴麥尊的信還在送往廣東的途中，并未到達義律手里。但義律一收到巴麥尊的信，其行為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一方面從廣州撤走英國商人和僑民，以確保他們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另一方面做好了等待英國侵華艦隊到來的準備，而不是再次肆無忌憚地挑起武力爭端。可見，義律之前之所以發動九龍之戰、穿鼻之戰，完全是他個人出于維護英國殖民強權而妄自使用武力的結果。
李章鵬 鴉片戰爭若干問題考辨而且，我們還須看到，在中國使用武力，推行英國殖民強權，并非始于義律。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為了對抗兩廣總督盧坤禁運的命令，就曾下令英艦炮擊過守衛珠江口的虎門炮臺。如果沒有英國政府的后續行為，與律勞卑炮擊事件一樣，九龍之戰、穿鼻之戰也只不過是另兩起無關緊要的武裝沖突而已，并不必然導致大規模的戰爭。巴麥尊之所以作出戰爭的決定，更多的是迫于英國紡織資本家和鴉片商人的壓力，出于對英國戰略利益的考慮，與九龍之戰、穿鼻之戰并無太大的關系。事實上，巴麥尊作出戰爭決定時，穿鼻之戰尚未發生，九龍之戰的訊息也沒有傳回倫敦。因此筆者以為，將九龍之戰、穿鼻之戰看作是鴉片戰爭的正式開端，是不太妥當的。
至于第二種觀點，即認為鴉片戰爭真正開始于第一次定海之戰發生之時，則以炎明、馮琛和王和平等人為代表①，他們十分強調浙江戰場在整個鴉片戰爭中的地位。不可否認，定海確實是鴉片戰爭中第一次重大戰斗發生的地方，浙江也確實是鴉片戰爭的主戰場之一，但是，這與鴉片戰爭真正開始的時間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將第一次定海戰役發生的時間——1840年7月5日認定為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之日，顯有不妥之處。
英國外相巴麥尊致全權大臣的訓令，是持上述觀點學者的一個最為重要的論據。他們認為，巴麥尊明確要求英軍采取的第一項戰爭行動即是占領舟山島。這種認識，不妨說是片面地理解巴麥尊的訓令的結果。實際上，以武力封鎖廣東海岸線才是巴麥尊訓令要求采取的第一項軍事行動，英國艦隊到達廣東海面后也嚴格地執行了這一命令。宣告封鎖廣東海面之后，英軍才陸續北上，繼而占領舟山群島，駛抵白河口，逼迫清廷談判。因此，談及英國的戰爭行動，絕不能忽略封鎖中國海岸線這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毫無疑問的。
不僅如此，筆者以為，封鎖中國海岸線，在巴麥尊最初的戰爭構想中還居于最為中心的地位。通觀巴麥尊的訓令，封鎖中國沿海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國的要求，是英軍最為主要的任務。而占領舟山島只不過是英軍行動的一個重要步驟，它一方面為英軍進一步行動提供了軍事基地，另一方面則可為滿足英國條約之需——清廷割讓一處島嶼給英國，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至少造成一種既成事實，即英軍已占領舟山島，可作與清政府進一步討價還價的資本〔5〕。
徹底打敗、打倒清政府并不是英軍的主要目的。英軍第二階段的軍事行動雖與第一階段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戰爭構想上卻存在一致之處。眼看封鎖中國海岸線不能達到目的，英軍才轉而封鎖中國的漕運線，因為漕運線是清政府的生命線。封鎖漕運線之后，英軍很快就如愿以償。而根據國際法的規定，以軍事力量封鎖某一國的海岸線，當然屬于戰爭行為。但從炎明等學者的論述中，不難看出其對戰爭行為外延的理解尚顯狹窄，對英軍封鎖中國海岸線這一戰爭行為著實缺乏高度的重視。
與此同時，對第一次定海戰役之前發生的廈門戰斗，馮琛、炎明等人也以為只是一次微小的戰斗，不值一提。但問題的根本不在于戰事的大小，而在于其性質。如果說鴉片戰爭真正始于定海之戰，那么此前發生的廈門戰斗難道就不屬于鴉片戰爭?如果屬于的話，鴉片戰爭并不始于第一次定海之戰可得而知。 第三種觀點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很多學者認為，鴉片戰爭應該開始于1840年6月英國艦隊大批抵達廣東海面之時。如茅海建就持這種觀點〔6〕。
此種看法應該說是較為合理的。但問題在于，英艦是陸陸續續而不是在同一天抵達廣東海面的，因此鴉片戰爭究竟發生于哪一天，仍然有待確認。但如果承認以武力封鎖一國海岸線屬于戰爭行為，那么我們就可以認定，1840年6月22日，即伯麥宣告封鎖廣東海面之時，也就正式宣告了鴉片戰爭的開始。
(二)關于懿律到達廣東的時間問題
關于懿律到達廣東的時間，茅海建經過考察認為是1840年6月28日〔6〕，而義律在6月30日致巴麥尊的報告中則說是當天到達〔7〕。義律的報告是一份正式的官方報告，且產生于懿律到達的當天，可信度應較高。在沒有充分證據反駁的情況下，還是當以義律的說法為準。
(三)關于張朝發是否為戰死的第一個中國高級將領問題
以往的大部分史書給讀者一個印象，即三江口協副將陳連升乃是鴉片戰爭中中方第一個戰死的高級將領，定海水師總兵張朝發戰死之真相往往被忽略了。
就筆者所知，最早認為張朝發是戰死的應為夏燮、劉曾騄等人。在《海疆殉難記》中，夏燮為張朝發鳴不平說：“考總兵之死，與裕帥之殉難于鎮海泮池，被人搶救，輿至余姚而卒，大略相同，徒以烏撫參奏在前，不得同邀恤典，浙人以此惜之。”因此，他要將張朝發的事跡附記于定海縣令姚懷祥之后，“以慰其不瞑目之忠魂”〔8〕。劉曾騄則以簡潔的筆調對張朝發之死作出評論，謂英船“乃竄浙江”，“陷定海，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死之”〔9〕。
可惜的是，他們的觀點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共鳴。宣揚浙江沿海軍民抗英史跡是鎮海口海防歷史紀念館的基本陳列內容之一，在有關鴉片戰爭的展覽中，鎮海口海防歷史紀念館只提到在浙江戰場犧牲的葛云飛、王錫朋、鄭國鴻和謝朝恩四總兵，對最先犧牲的張朝發卻只字未提。
那么，張朝發是不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個戰死的高級將領呢?這個問題又可以分解為兩個問題來回答。首先是，張朝發之死是否早于其他高級將領?
廈門戰斗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場戰斗。這是場小規模的沖突，雙方死傷不是很多。據閩浙總督鄧廷楨、廈防同知蔡覲龍等人的奏折，清軍被炮火擊斃兵弁9名;而據英軍布朗底號船長鮑徹報告，英軍無一傷亡②。
接下來的戰斗就是定海之戰了。定海之戰也被有些學者視作鴉片戰爭第一場重大戰斗①。在這場戰斗中，負有守土之責的張朝發、姚懷祥，一個受傷身死，一個兵敗自殺。姚懷祥在定海失陷時就投水自殺，而張朝發因傷延至近一個月后(1840年8月)才去世。姚懷祥只是署理知縣，而張朝發則是正二品水師總兵。定海失陷后連續幾個月沒有大的戰事，直到1841年1月，英軍才重新集結進攻大角、沙角炮臺。也就是在這場戰斗中，三江協副將陳連升父子英勇犧牲。顯然，張朝發應是鴉片戰爭中第一個去世的領兵抗英的高級將官，他的死要比陳連升、關天培等人為早。
其次，張朝發是否屬于戰死?依據檔案記載，張朝發確系因戰斗受傷而死，理應視為戰死，應當享受戰死優恤之禮。可實際上，張朝發一直沒有得到清廷的恩恤，也沒有獲得后人應有之評價。其中原因可能有二：其一，張朝發不是中炮當場死亡，這與當場戰死或自殺殉國還是有點差別;其二，恐與定海失守后清廷最初的反應有關。獲知英軍進攻定海后，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即具折上報情況，對張朝發橫加指責：“夷船在洋游奕，既經帶兵防堵，何以任其登岸?均應嚴查奏辦”〔10〕。定海失陷后，烏爾恭額又立刻上奏道光帝，報告定海失守情形，并請旨處分張朝發等人。在奏折里，烏爾恭額雖然報告了張朝發受傷落水的情況，卻認為張朝發對定海的失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乃該鎮張朝發愎諫撤守，以致喪師失城，其情罪有應得”〔11〕。收到烏爾恭額的奏折后，道光帝下令將張朝發革職拿問。隨后，道光帝根據刑部的擬議，判處張朝發斬監候。根據檔案記載，至此，道光帝認定的張朝發的罪狀，恰是烏爾恭額奏議的“愎諫撤守”、“喪師失城”〔12〕。伊里布到達浙江后，復查定海失守情形，認為：“張朝發先因愎諫喪師，迨受傷進城，復不設法固守，輒即遁回鎮海，以致城被攻陷，實屬咎無可逭，業已因傷身故，應無庸議”〔13〕。這里張朝發又多了一條罪狀，即“遁回鎮海，以致城被攻陷”。臨陣脫逃，向來為人所不齒。所以，張朝發此舉不僅牽涉到律例，更屬道德問題。其實，關于張朝發究竟如何“愎諫撤守”，并無真憑實據。這種說法，恐與巡撫烏爾恭額等逃避責任不無關聯。在當時，張朝發因戰傷而死，卻沒有當即戰死，遂被認為有罪之身，誠不足為怪。但即便其真有防御失職責任，也仍不失為因戰殉職的第一位清朝總兵。
對于定海戰敗的原因以及英軍的強大，清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缺乏清醒的認識，故對于張朝發戰敗責任的最初認定，在某段時期內也就成為蓋棺之論。后時過境遷，張朝發的死也就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時至今日，我們實有重新認知基本事實之必要。
(四)義律指揮英軍侵占香港是否于法有據?
自佐佐木正哉編的《鴉片戰爭之研究(資料篇)》及其相關研究成果發表、公布后，學術界已基本認定《穿鼻草約》不存在。不過香港學者黃宇和在查閱英國大量檔案資料后卻認為，琦善與義律達成了共識，英軍占領香港是有所依據的〔14〕。應該說，琦善與義律確實在某些方面達成了共識，但不能據此認為義律侵占香港于法有據。關鍵要看這些共識是哪些方面的共識?是什么性質的共識?
綜合整個談判過程來看，英軍侵占香港之前，琦善與義律達成的共識包括：(1)清政府賠償煙價600萬元，分五年償還，不計利息。由于此前已經談妥，1841年1月8日后的談判未予討論;(2)釋放俘虜，交還定海;(3)廣州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上旬重新開港;(4)不再增開口岸;(5)雙方以照會的形式進行文件往來，而不用稟諭。
關于給予英人外洋一處寄居泊寓之事，雙方雖有交集，但分歧很大。琦善同意向道光帝代為懇奏，而沒有同意給予，義律以條約形式來規定各項條款的要求始終未能實現。而且琦善同意的只是英人寄居泊寓，不是割讓。這點已為雙方往來的照會所證明。在致琦善的中文照會中，義律曾多次要求給予一處寄居，甚至說如澳門一樣，豎旗自治。只是在1月14日的照會中，出現了由“英國主治”的字樣。這雖與以前的照會不太一樣，但在“英國主治”后又有“為寄居貿易之所”一語。整句話連起來，即是“將尖沙咀洋面所濱之尖沙咀、香港各等處讓給英國主治，為寄居貿易之所”。這句話顯得有點語無倫次，意思含混。況且“主治”與“割讓”還是大有差別的。聯系到義律以前照會的遣詞用句，將這句話的意思理解為給予英人一處寄居泊寓之地，一點也不為過。但在這份照會里，也顯現出義律狡詐的特性，這為十幾日后(1841年1月26日)英軍非法強占香港留下了伏筆。 而琦善在致義律的照會中，一直堅持代為懇奏給予寄寓一處的說法，只是具體用詞有所不同而已。在義律擬好的英文照會原文中，雖含有割讓之意，但由于琦善不懂英文，照會原文總是由英方翻譯成中文再送給琦善。也就是說，琦善收到的是英方已經翻譯好的中文本照會。因此，在沒有條約規定雙方文件往來應以何種文字為準的條件下，義律與琦善之間的意思表達應以中文本照會為準。
再者，雙方就給予寄居的具體地方也有不同的理解。琦善以為給予的是香港島中的一個小地方，而義律主張的則是香港全島。
義律所炮制的、后被人稱為《穿鼻草約》的初步協議，根本不存在。義律與琦善之間關于割讓香港的共識也十分有限，如果非要說有共識，也僅僅是琦善同意向皇上代為懇奏給予英國一處寄寓之所。所以，義律憑此宣稱琦善已同意割讓香港并指揮英軍侵占香港，完全是一種強盜邏輯，那種認為義律占領香港是有所依據的判斷很值得商榷。
其實，義律也清楚他與琦善之間觀點的不一致。侵占香港后，義律多次發布照會，敦促琦善早日簽訂協議，割讓香港〔14〕。稍后，義律也漸漸明白，在既定的條件下，想與琦善達成協議，幾乎不可能，所以他與伯麥等人商議，要通過擴大戰爭來逼迫清廷讓步。
琦善答應“代為懇奏”，是冒著欺君之罪而作出的痛苦抉擇。作為道光帝的近臣，琦善十分明白道光帝的底線在哪兒，他也十分明白，如果他擅自割讓香港，等待他的又將是什么。
退一步講，即使琦善同意割讓香港島，也不能構成英軍侵占香港的理據。對義律占領香港的合法性，義律的上司、英國外相巴麥尊也曾加以否定。他說，要把一國君主所屬的領土割讓給另一國，必須締結一項條約并經那國君主批準，而義律與琦善之間并沒有簽訂正式的條約〔15〕。
(五)關于虎門大戰前后琦善裁撤軍備、不增援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長期流行的主流觀點是，虎門大戰中清軍之所以慘敗，與琦善堅持妥協投降路線、裁撤軍備、不增援，最終動搖軍心是分不開的。茅海建先生經過詳細的考證，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認為，琦善不僅沒有撤兵，相反，卻向虎門增派了兵力。茅先生認為，依據林則徐、怡良等人的奏折，琦善到達廣州前在虎門地區設防的清軍兵勇最多時不會超過6000人，而琦善到任后，虎門地區的兵勇陸續增至11000名以上〔6〕。
琦善增兵之事，不僅為林則徐、怡良、琦善等人的奏折所證實，也為英方有關記錄所證實〔16〕，而且英方也一再要求清軍停止重新裝備或增建炮臺，甚至為此發出戰爭的威脅〔14〕。茅先生的觀點應該是符合事實的，此處不再重復論證。
這里只想指出的是，以往史書對琦善的這一指責，可能源自當時的一份奏折。
1841年5月27日，監察御史駱秉章上了一份奏折，控訴琦善“到粵查辦，將招集之水勇、防備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提鎮專弁赴省求援，僅發兵數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覺，以致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在炮臺遙望而泣”〔17〕。
根據道光帝的要求，刑部將駱秉章的這種說法列為琦善的一條罪狀加以訊問。不過，刑部將“以致提督關天培、總兵李廷鈺在炮臺遙望而泣”改為了“以致提督關天培失守陣亡，傷死弁兵無數”〔18〕。
面對這一指控，琦善一一作了否決。琦善首先指出大角、沙角炮臺之失與關天培之死是前后相距一個多月的兩件不同的事，接著說明水勇、火船全部交給提督調撥，他沒作任何裁撤。至于關天培請援之事，確實發生，但此事發生于大角、沙角戰斗之后和虎門戰役之前，英軍圍困橫檔炮臺，關天培為防萬一，請求支援。當時“督標遠在肇慶，撫標存城無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琦善仍“就在省兵丁星夜發去”，后英軍退去，沒有發生戰斗。琦善最后辯解道：“至二月初六日，提督關天培在三遠炮臺陣亡，彼時六臺炮位已增至三百余門，兵丁狀勇亦增至八千五百余名，不意失守，赴援莫及，實屬愧恨無地”〔19〕。琦善辯解中的一些具體說法，有的已很難考證，有的還需挖掘新的史料加以證實或證偽，但依據茅海建先生的說法和前文的論述，其中的基本事實——琦善不僅沒有撤兵，相反卻向虎門增派了兵力，還是可以肯定的。
(六)是誰最先認識到英軍能夠陸戰?
對于英軍能否陸戰，道光君臣包括林則徐等一開始都持否定的態度。隨著戰事的發展，清廷君臣的這一認知發生了變化。許多學者(如茅海建〔6〕)都注意到道光帝在這一變化過程中的作用。其實，最先發現英軍能夠陸戰的，還應屬琦善。在英軍占領沙角、大角炮臺后，琦善奏報戰事情形時說道：“連日詳查該夷進兵情形，向共知其僅長于水戰，今詎料其并設有陸兵”，“至其陸戰之兵，技藝原不甚矯捷，而器械則甚屬淫巧”〔20〕。在這份奏折中，琦善不僅奏陳了當日陸戰的情形，而且明確指出英軍設有陸軍這一事實，并道出了他自己的判斷。雖然他關于英軍技藝方面的判斷不甚確實，但關于器械方面的判斷，卻是比較準確的。“器械甚屬淫巧”，說的正是英軍武器先進這一點。在當時，琦善的這一認識，還是較早和實事求是的。
可惜的是，琦善關于英軍能夠陸戰的判斷，當時并沒有引起道光帝的重視。直到7個月后，英軍第二次進攻廈門，道光帝看到閩浙總督顏伯燾上報廈門失陷的奏折中含有“偽陸路提督郭”的字樣，才意識到英軍也會陸戰。此后，他連續發布上諭，提醒各省督撫注意英軍也會陸戰，并要求他們及早做好因應的準備。
(七)三元里抗英斗爭發生時余保純的任職問題
大多數史書在談到三元里抗英斗爭時，都將余保純的職務標為廣州府知府。其實不然，此時余保純應為署廣州府知府③。兩個多月后，道光帝才正式任命他為廣州知府，而且說這是破格提拔，下不為例，“廣東廣州府知府員缺，準其以余保純補授，該員系應補選缺知府，與例未符。惟念該省現當籌辦善后事宜，故如所請準行，后此不得援以為例。”〔21〕余保純此前的正式官職應為南雄直隸州知州，而廣州府為廣東省的首府，所以才有道光帝所謂“破格提拔”之說。
(八)臺灣人民抗英斗爭過程中“擊沉”的是否為遭風商船?
與這個問題相關聯的問題是，達洪阿、姚瑩是否謊報軍情? 據達洪阿、姚瑩上奏，鴉片戰爭期間，臺灣軍民曾先后兩次擊破英船，共擊斃英軍數十人，俘虜182人，并繳獲各種軍用物件。1842年5月，達洪阿、姚瑩奏請將其中173名俘虜正法，只留下9名“夷目”。《江寧條約》(《南京條約》)擬定后，璞鼎查要求釋放英國俘虜。當他到達廈門，得知臺灣處決俘虜的情況后，立即照會耆英等人，聲稱被擊沉的英船系遭風商船，揚言要予以報復。道光帝害怕璞鼎查借口滋事，破壞和談局面，急命閩浙總督怡良渡海赴臺調查情況。經過調查，怡良認為：“兩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因遭風擱沉，并無與之接仗計誘如該道所奏者”，并說達洪阿、姚瑩“不能實事求是，殊屬辜恩溺職”〔22〕。為了平息璞鼎查的怒氣，道光帝宣布將達洪阿、姚瑩二人革職、解部審訊。
以往，流行的史書多完全同情姚瑩、達洪阿等人，認為姚瑩、達洪阿等人的奏折并沒有弄虛作假。姚瑩、達洪阿等人的被捕，系耆英、怡良等人妒忌姚、達之功，屈服于英人的壓力而構陷所致〔23〕。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姚、達確有夸張不實之處。首先，姚、達所說的兩條船，不是英國的戰船，其中一條是運輸船“納爾布達號”，另一條是“阿納號”，“阿納號”原先是商船，后受英軍支遣。其次，這兩條船的沉沒不是因為戰斗或計誘使之擱淺而致。不過，這兩條船也不是像璞鼎查所說的那樣為遭風的一般英國商船，而是英軍艦隊序列中的運輸船和英軍雇傭的武裝商船，它們都擔負了軍事任務④。所以，姚、達將兩船中的英國人視作俘虜對待，也并無不可。如何認定這兩艘英船性質，對于今人正確認知當時的中英戰時關系、彼此的戰爭態度，公正評價相關人物，均不無影響。
注釋：
①見馮琛、王和平《鴉片戰爭在浙江若干問題新探》，刊于《浙江學刊》1994年第2期第106-108頁;炎明《鴉片戰爭研究中幾個值得商榷的問題——關于鴉片戰爭爆發的標志、時間與地點》，刊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第116-119頁。
②參見《皇家海軍艦長鮑徹致艦隊司令官懿律函》，收入胡濱所譯的《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第676-677頁，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廈防同知蔡覲龍等為廈門抗擊英船事稟文》，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第157-158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閩浙總督鄧廷楨奏報來廈英船被擊退情形折》，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第166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③《參贊大臣楊芳奏報擊退進犯省河之英船情形折》內有“署廣州府知府余保純”字樣，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第238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④《閩浙總督怡良奏為遵旨查得臺灣兩次抗英獲勝純屬虛飾請將達洪阿等治罪折》，收入《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第104-105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李永玉《鴉片戰爭期間擱淺臺灣英船性質考》，刊于《歷史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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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巴麥尊子爵致女王陛下駐華的兩位全權大臣、尊敬的海軍少將懿律和皇家海軍上校義律函(第1號)〔C〕∥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53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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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義律海軍上校致巴麥尊子爵函〔C〕∥胡 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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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劉曾騄.和夷紀略〔C〕∥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185.
〔10〕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奏報英軍至定海遞書并圍城已親自趕往籌防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54.
〔11〕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等奏為定海失守請將鎮臣張朝發革職定罪并自請議處片〔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61.
〔12〕著伊里布抵浙后再行訊究已擬斬監候之張朝發接仗敗退實情事上諭〔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41.
〔13〕欽差大臣伊里布奏為遵旨訊明定海接仗總兵張朝發等敗退情形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536.
〔14〕黃宇和.兩次鴉片戰爭與香港的割讓：史實與史料〔M〕.臺北縣：國史館，1998：1-22，81-84，78-80.
〔15〕巴麥尊子爵致義律海軍上校函(第9號)〔C〕∥胡 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898.
〔16〕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C〕∥壽紀瑜，齊思和，合譯.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178-188.
〔17〕監察御史駱秉章奏報琦善誤國情形并陳戰守之策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48.
〔18〕刑部等進呈訊問琦善各條〔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58.
〔19〕刑部進呈琦善親供一件〔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472-473.
〔20〕欽差大臣琦善奏陳英占炮臺欲攻虎門和省垣現拒守兩難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744-745.
〔21〕著準祁等所奏廣州知府員缺以余保純補授事上諭〔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02.
〔22〕閩浙總督怡良奏為遵旨查得臺灣兩次抗英獲勝純屬虛飾請將達洪阿等治罪折〔C〕∥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04-105.
〔23〕福建師范大學歷史系，福建地方史研究室.鴉片戰爭在閩臺史料選編(前言)〔G〕.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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