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政治論文(2)
生態文明建設政治論文
生態文明建設政治論文篇二
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研究
摘要：當前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存在著諸多制度性約束，嚴重阻礙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為此我們必須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消除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性障礙，建設促進可持續發展、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體系，以期更好地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
關鍵詞：制度性約束;生態文明建設;制度建設
中圖分類號：D6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7-0020-02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進程的日益推進，客觀上對我國生態文明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高度重視，進一步增強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目前，中央正部署推動新型城鎮化，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持續、和諧發展，是新型城鎮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標，這也要求現有的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機制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
一、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性約束
1.財政“分灶吃飯”制度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
一是容易導致地方政府重經濟利益輕生態保護。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行的財政“分灶吃飯”制度使得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與物質生產增產緊密相連。而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政府的財政收入連維持基本公共產品的支出都有困難，更無力開展生態建設。而生態環境建設屬于社會公益事業，其目標是追求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只是次生和附屬的東西。鑒于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現狀，政府和人民更關心的是如何發展經濟、擺脫貧窮，自然無暇顧及未來可能出現的環境問題。二是不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地區協調與綜合治理。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事關全局的系統工程，其溢出效益(鄰近地區受益或受害)非常明顯，要求地區協調，部門合作，綜合治理。但是當前財政制度容易導致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隔絕，使得各地區、各部門的生態文明建設難以協調一致。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限于宏觀調控實力弱、調控手段落后和調控方法欠缺，這種制約作用更為突出。
2.行政管理制度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
一是干部的任期制度。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幾代人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它獨具的投資額高，投資期長，回收期長且收益外溢性強的特點，需要政府的生態建設政策保持一定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而干部的更替勢必會帶來執政理念、執政方法、側重點的變化，這樣一來容易使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性、穩定性受到影響。同時，生態文明建設回收期長與收益外溢性強的特點，使得一些干部為了前途寧愿選擇較易出成果、但對一地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大型經濟項目上馬，以取得較大政績。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由于領導干部缺乏環境意識和長遠眼光，這些問題就更加突出;二是干部的考核制度。目前的干部考核指標中，經濟目標依然是首要目標，生態建設目標處于較次要的地位。相對于要求干部在任期內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硬性目標而言，對生態環境的“保值增值”卻未引起足夠重視。經濟目標導向的干部考核機制勢必形成GDP導向的政績觀，在這種考核制度和政績觀的影響下，生態文明建設往往流于形式。三是機構設置。目前，我國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部門有林業部、農業部、環保總局、國土資源部等，這些部門各自為政，往往容易導致政出多門、政策沖突或政策盲區，而遇到需要承擔責任時又容易出現推諉扯皮，這增加了行政成本，也影響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效果。
3.利益補償機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
從長遠利益與全局利益而言，生態文明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是相互促進的。但就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言，其矛盾和沖突是顯而易見的。利益補償機制的不完善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體現在難以調動廣大西部生態脆弱地區的建設積極性。過去開發東部時，西部地區為其提供了大量廉價資源(木材、礦產、土地、廉價勞動力等)，由于不當開發資源欠下的生態賬完全由西部地區承擔。在當前開發西部，進行系統化、全方位的生態文明建設勢必影響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減少當地的經濟收入。而對經濟發展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東部地區來說，建設生態文明不僅不會影響其經濟發展，還能為其提供天然的生態屏障保護。這就使得西部地區在生態文明建設中主要是奉獻者，而東部則主要是享受者。權利義務的不對稱缺乏有效的利益補償機制的協調，使得西部地區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性不高。
4.法律體系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
雖然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環境保護的法規和制度。但總的來說，生態保護的法規、制度建設工作與生態文明建設的任務要求不相適應。一是立法體系不完善。現有的《環境保護法》作為環境基本法，立法思想落后，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無法適應生態資源綜合性、整體性保護的要求。而新頒布的法律內容各有偏重，缺乏銜接性和協調性;各類單行法對法律責任的規定普遍偏輕，守法成本高而違法成本低;也沒有為公民參與國家環境管理提供足夠權限。二是司法裁判有待加強。中國司法裁判采用環境“直接利害關系原則”，不支持“公益訴訟”。而環境案件的不可逆性和公益性不是傳統訴訟所能保障的;同時中國跨部門法審判僅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遠遠不能滿足環境案件審判同時適用各種實體法的需要。三是環境執法力度弱、阻力大。“由于收益者與承擔者背后的社會力量懸殊，導致執法不嚴，彈性執法、差別執法”[1]。而且很多環保部門執法經費嚴重不足，基本靠排污費運轉。“環保執法部門與污染企業‘共生共榮’，甚至出現‘污染越重，地方越富’的怪現象，因此環境執法者也就難以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2]
二、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路徑選擇
馬克思、恩格斯曾說過，“人們會重新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3]由此提出了自然生態問題的社會化解決思路，即只有變革社會制度，實現共產主義，才能從根本上鏟除人與自然對抗的社會弊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進程中，自然無須進行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但仍然需要對具體的社會經濟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進一步消除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障礙，建設有利于可持續發展、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保障體系。 1.逐步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制度
“人們能認識到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并理性科學地建設制度，自覺地用制度規范自己的行為、確立自己的價值追求，這是制度建設的前提。”[4]而且制度建設的效果也要受到制度執行者的認識偏差、利益沖突的影響。目前，我國生態意識缺乏的問題廣泛存在于各行業、各領域，甚至存在于一些黨政領導干部中，這勢必阻礙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進程。因此，我們認為當前加強制度建設的首要任務是建立覆蓋全社會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制度，提高全民的生態素質。建議將生態文明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在高等教育中將生態文明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作為高校公共必修課的內容;建立對現任領導干部進行生態價值和生態理性教育的常規制度，并將生態文明知識考核納入公務員錄用考核制度;建立企業職工生態知識培訓制度，企業可委托高校對其職工進行相關培訓;利用大眾傳媒的力量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規定主流媒體的節目內容必須包含一定比例的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內容等。
2.逐步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制度
生態文明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是鞏固生態文明建設成果的基本保障。當前我們需要在逐漸完善生態立法體系的基礎上加強執法力度，充分發揮法律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保障作用。一是將各級政府主要領導人的環境目標和責任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明確各級領導在任期內對轄區內生態環境的“保值增值”責任，對于重大環境決策失誤的不僅要追究行政責任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二是“建立以檢察院為主體的公益訴訟制度，根據環境侵權受害民眾較廣，不利于共同訟人共同求償的問題，嘗試由檢察院代表環境公害的受害者提起訴訟，拓寬生態環境問題進入司法程序的途徑”[5]。三是提高環境違法的成本。一方面是嘗試在刑法中增加生態公共安全的罪名和刑罰，推動環境違法的制裁力度的提升，提高生態法律的社會震懾力;另一方面是提高環境破壞的處罰額度，處理不法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時應采取多種計量標準，突破最高數額限制，遏制大型經濟組織對于環境處罰無關痛癢的現狀。四是建立完善的執法監督機制。擴大不同社會主體對生態執法的監督，將權力監督、法律監督與社會監督有機結合起來，“增強環保組織的監管能力，參與行政機關的管理過程，監督行政執法機關行使自由裁量權的運用，”[6]保證環境法治的嚴肅性、規范性、程序性和科學性。
3.逐步建立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行政管理制度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相對較弱的經濟基礎和較弱的社會動員能力決定了政府必須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發揮主體作用。根據建設生態文明職責的要求，我們需要逐步建立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行政管理制度。一是要逐步改進政府績效考核機制。政績考核標準和辦法對各級領導來說，是“硬杠桿”、“指揮棒”。通過建立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干部績效評價體系，使黨政干部的注意力由提高GDP轉到提高環境質量和人民生活質量上來，轉移到經濟與社會、生態協調發展上來。二是要逐步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的綜合管理機制，促進不同環保部門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地區與部門之間、環保部門與經濟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生態文明建設的實際成效。三是要逐步改變環保部門與同級黨政部門的行政從屬關系及財政依附關系，以確保其獨立行政執法。同時也有利于降低行政領導更替對生態政策穩定性的影響。
4.逐步建立生態文明建設中利益相關主體的調節機制
生態文明建設中會涉及眾多利益主體，不同的利益主體的利益追求和利益立場具有不同的方向，如果無法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有效地調節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將會引發新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進一步增加生態文明建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因此，當前我們要在遵循公平、公正原則的基礎上，逐漸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利益調節機制。一是逐漸完善生態效益補償機制。對于因保護和改良生態系統而被限制或禁止開發當地自然資源的特定區域，中央和地方應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支付或稅收優惠等措施給予補償，補償的目標是使當地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因生態建設而降低。二是逐步建立市場導向的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體系。對資源開發實行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杜絕粗放式的開采行為;實行對生態資源的有償使用制度，建立生態資源節約獎勵制度;逐步改革排污收費制度，將現有的超標排污制度改革為排污收費制度，將環境外部成本內化為市場主體的內部成本，促使企業自覺承擔保護環境的社會責任。三是逐漸建立綠色消費制度。擴大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引導消費者購買環保耐用產品;建立綠色標識制度和產品回收制度，促使消費者承擔生態責任。
參考文獻：
[1]高紅杰.十六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J].科技信息，2008，(1).
[2]丁晉.建設生態文明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認識[J].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1).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徐斌，劉海軍.制度建設的特征、規律及評價標準[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
[5]徐民華，劉希剛.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與中國生態制度建設[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1，(5)：96.
[6]張瑞，秦書生.我國生態文明的制度建構探析[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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