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和歷史意義_戊戌變法發展的過程是怎樣的(2)
戊戌變法的主要任務
康有為
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后，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6]
梁啟超
梁啟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后在“學海堂”就讀，于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并于1891年受業于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并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為傳播變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當時知名的風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教學中積極宣傳變法思想，培養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協助康有為等促成“百日維新”。其間，梁啟超活躍非凡，為變法事業鞠躬盡瘁，顯示了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能。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亡命日本等地，耳聞目睹西方之學，思想又有新變。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繼續鼓吹變法維新。
從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間，撰寫了近百篇文章，廣泛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盂德斯鳩、康德等、其領域遍及歷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個方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
1905年以后，國內革命形勢繼續發展，但梁啟超對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漸落后于時代，成為保皇立憲的積極鼓吹者和參與者。
袁世凱
袁世凱在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的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1896年9月20日袁世凱抵達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于是將情況告知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并遭軟禁。
戊戌變法的主要措施
政治方面
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首長)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
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
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秘書)，參與新政。
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制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
經濟建設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并在各省設分局、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頒發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倡辦實業，促進生產、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
教育方面
戊戌變法時學會學堂報館分布圖
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游歷，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軍事方面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戊戌變法的綜合分析
變法的思想準備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涉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利益的社會變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襲讀，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變法就必須喚醒各階層人士，動員起浩浩蕩蕩的變法大軍，但是戊戌變法的思想準備卻不充分，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革新思潮。
1、變法理論缺乏說服力
任何社會變革，都必須有進步理論為指導，并且只有在這一理論為人們所接受的條件下才能轉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維新派變法的理論依據主要體現在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舊，后者則在立新。這兩部著作對傳統儒學可謂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后，猶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風”，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動。康有為借用孔子的權威，打出托古改制的旗號，其本意是想減小變法的阻力，但其結果卻適得其反。首先，康氏學說遭到頑固派的強烈抵制。他們奉“古文經學”為立身之本，視康梁學說為洪水猛獸，攻擊康梁是“偽六籍而滅圣經，托改制而亂成憲，伸民權而無君上，實屬士林敗類”。
其次，洋務派也反對。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攻擊康梁“邪說暴行，橫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數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維新派的帝黨官僚對此學說也是持否定態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論對正統思想的大膽沖擊，如石破天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變法而言，康有為的學說混淆了學術與政治。“偽經考”對傳統儒學作全面挑戰，“改制考”也缺乏歷史依據，難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爭論、混淆和疑懼，使知識分子處于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給頑固派鎮壓變法授以“亂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學說的負面影響超過了正面影響。
2、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力量動員得充分與否，關系到變法的成敗。日本明治維新前，其維新派在封建統治薄弱的地區進行了長期的滲透和思想啟蒙。到幕府末期，農民、市民、新興地主資產階級、高利貸主、下級武士從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的立場出發，強烈要求改革舊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條件。
光緒和珍妃
中國從維新思潮興起到光緒帝頒布變法詔書，維新思想激蕩華夏約有40年光景，但這在思想史的長河中僅是滄海一粟。促成變法的直接動力是高昂的“情緒”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為等在由甲午戰敗引發亡國滅種的危機之時，以高度的愛國熱誠，上書呼吁請求變法，同時還組織學會，創辦刊物，宣傳維新思想，在知識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運動。但阻力相當大，不少刊物、學會時起時滅，其影響僅限于北京、上海、湖南，維新思想尚未廣泛傳播并為人們所接受。百日維新前夕的思想界，變法派只占少數，較多的是守舊派，極大多數的是中立派。據嚴復估計，維新黨與守舊學派是一與千之比，即使號稱全國最有朝氣的湖南省，守舊勢力也相當大，更何況其它各省。當時為數不多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對變法并不熱心，他們缺乏敢于抗爭的獨立性格，沒有全力支持、保護自己的代言人維新派。變法思想不僅遭到守舊派、古文經學派的強烈反對，同時變法活動沒有西洋留學生直接參與，又缺乏實力派人物張之洞、李鴻章等的有力協調與合作，康梁可說是孤軍奮戰。
至于廣大民眾階層，基本上是游離于政治生活之外。維新派居高臨下的英雄史觀使他們沒能深人民眾進行“開民智”的啟蒙工作，一般百姓依舊被守舊主義的迷霧所籠罩。他們并不了解維新派的主張，更無從理解維新者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維新變法之際，正值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不斷高漲，反洋教運動、義和團運動蓬勃興起。由于列強人侵的深人，民眾的反侵略斗爭不可避免地帶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緒。此時甲午戰爭才結束3年，戰爭的創傷尚未彌合，維新派居然不顧民眾的民族情感，稱贊發動甲午戰爭的的禍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勛，盛情邀請他訪華，積極促成光緒帝召見他，視他為中國維新變法的救星。
維新派寄希望于洋人幫助中國變法的行為與民眾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為這場學習西方的進步運動增添了障礙。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并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么現實利益，所有的變法措施沒有一項涉及到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一些新政措施甚至還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于維新派沒能啟蒙民眾，老百姓很難理解反帝反侵略與學西方救亡圖存之間的關系，他們與維新派之間隔膜很深，對變法表現冷漠。
可見戊戌時期，無論是思想界、士大夫階層還是廣大民眾階層，維新派對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極不充分，變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礎。
3、對變法的復雜性認識不足
康梁等維新派以高度的愛國熱情疾呼變法，亡國滅種的危機感與競爭感、變革觀交織在他們心中，他們期望中國“全變”“速變”，在10年內走完西方國家300年、日本30年才走完的自強之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由于維新派長于書齋，缺乏實際政治斗爭經驗和卓越的組織領導才能，他們對變法的復雜性、艱巨性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把嚴酷的政治斗爭簡單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對中國國情、對封建勢力阻撓破壞變法的嚴重形勢估計不夠，對帝國主義本質也認識不清，企圖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為極力建議光緒“設法和英國締結同盟”，這種不切實際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因為帝國主義人侵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為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變中國為他們的殖民地。
作為變法決策者的光緒帝對變法的復雜性也認識不足，沒能認識到整個封建制度的頑固腐朽和舊勢力的強大，以為一紙詔書就可除舊布新。匆忙頒布的100多條詔令多數流于形式而沒落實實施。
猜你感興趣：
2.戊戌變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