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折不彎的國學大師陳寅恪
1938年，西南聯大歷史系一堂課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課原則：“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這“四不講”顯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負，而說出這段話的就是國學大師陳寅恪。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當所長的條件是“不宗奉馬列主義”
陳寅恪一向推崇學術獨立，嘗語后學：“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學問能完全脫離政治之事?但兩者之間，自然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如果作學問是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學問。”
1953年，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準備請陳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為此還特意安排陳寅恪當年的得意門生、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汪篯，帶著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南下廣州，勸陳寅恪北上。年歲已高、雙目失明、數十年備受漂泊之苦的陳寅恪，早已把南國當成自己最后的歸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兩個條件：一是“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二是“請毛公(毛澤東)或劉公(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
在給中國科學院的正式答復中，陳寅恪明確表示：“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陳寅恪堅決拒絕了所長一職。
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很難堪的話題，以陳寅恪對歷史、對現實的“通識”，他當然明白這樣做是極大的不合時宜，但這就是他的倔強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寫信邀請陳寅恪，可是在陳寅恪看來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獨立思想的學術根本就不成其為學術，毅然予以拒絕。
祖父右銘公于1895年秋被清廷任命為湖南巡撫,此時全家已由武昌遷回長沙，在湖南長沙巡撫署后花園“又一村”拍攝的6歲的陳寅恪(右一)和兄弟姐妹們合影
拒改一詞 書竟沒能出版
晚年，陳寅恪的學問已不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構筑的純粹的學術世界中。他依然堅持用文言文寫作，堅持用繁體字豎排出版著作。他對自己的文字極其在意，特別強調文責自負，著作里的每個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許別人做任何改動，哪怕是一個標點。
1956年，陳寅恪搜集自己往年的論文，編就《金明館叢稿初編》一書，寄給學生蔣天樞，囑送古典文學出版社(今中華書局前身)。相關編輯閱讀后，認為書稿中《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有“黃巾米賊”諸語，有損農民起義形象，要求改動或刪除。但陳寅恪拒絕修改，堅持按原作刊行，文責自負，否則寧可不出。雙方都不肯讓步，致使這部論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數年不能問世。
被學生扣上“唯心主義”的帽子 憤別講壇
1958年，文化界開展了反對“厚古薄今”的運動，指責陳寅恪為封建主義立場之種族文化論者。中山大學歷史系更是召開針對陳寅恪的批判資產階級歷史學大會，接著有學生發表文章，批評陳寅恪的學術觀點，說他散布資產階級思想毒素，是一面資產階級的“大白旗”，應當拔掉。
陳寅恪沒想到自己在講壇上耕耘了32年，卻被看不懂他的論著和論文的學生扣上“唯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顧事實，在大字報中說他在教學中“貽誤青年”。
陳寅恪從未受到過這種奇恥大辱，對此大為憤慨，同時也為“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被粗暴踐踏而痛心疾首，他讓夫人抄下大字報的內容、作者名字，作為后人研究這一段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兩點要求：一是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學校到外面住。
陳寅恪的強烈抗議，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視。后來校長許崇清、副校長陳序經等人多次登門拜訪，表示對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相關人員也在黨內受到批評，做了檢查，并登門向他道歉，他才勉強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學校，但仍堅持“不再上課”。1959年，歷史系招收隋唐史專業研究生，請陳寅恪做導師，他感到學術不自由而加以拒絕，夫人以及助手黃萱多次勸他復課，也被拒絕。自此，陳寅恪離開了自己深愛的講壇。
陳寅恪故居，位于廣州市新港西路中山大學校區內東北區309號2樓。此樓樓高兩層，為美國麻金墨夫人為紀念其丈夫于1911年所捐健，故名“麻金墨屋”，原是嶺南大學附屬中學校長葛佩之住宅，其后王季思、楊國榮、容庚、商承祚等知名教授也曾在此居住過。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陳寅恪教授一直居于此樓的二樓。
康生吃了閉門羹
陳寅恪脾氣倔，倔得近乎“狂妄”。系里組織拜年，被他拒之門外;北國政要來訪，也被多次擋駕。即使是像郭沫若、陳毅、胡喬木、章士釗、竺可楨等名流政要，也需先征得其同意方可，而且不管來頭多大，他不想見的堅決不見，毫無商量的余地，其中最慘的是吃了閉門羹的康生。
1962年康生南下廣州來到中山大學，向校領導提出要見陳寅恪，陳寅恪以生病為由，稱不便接待。無論學校辦公室的人如何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甚至還賦詩“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娛。吃了閉門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陳寅恪所著《論再生緣》時，康生簡單幾句話就使該書在陳寅恪有生之年沒能出版。陳寅恪因自己的倔脾氣，留下了終生遺憾。
不屈的交代：動亂歲月實話實說
堅持留在大陸的陳寅恪在““””中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從1966年冬開始，多次被迫進行檢查交待，又因其所謂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的罪行交代不徹底，屢屢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補充。陳寅恪數次遞交的“我的聲明”則充分顯示了其心態與風骨。
在那個混亂的年代，陳寅恪極力維護著自己的“尊嚴”，支撐著早已平靜等待死亡的病殘之軀，度過這一千多個恐怖與痛苦的日子。1969年10月7日，備受折磨的陳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對于自己的倔脾氣，陳寅恪早已深有覺察，他曾賦詩“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矯情，而是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體現，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的堅定信念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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