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易經
《易經》的主要作用就是用來占卜吉兇。然而孔子對《易經》的認識，與時人相比，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孔子與易經有著怎樣的關系?下面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介紹孔子與易經，希望能幫到你。
孔子與易經
相同的是利用《易經》的占卜功能，預卜行為的吉兇結果。因為我們看到郭店楚墓竹簡孔子也曾經多次運用《周易》占卜，并且，從沒否定過《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同的，也是凌越時人之處是，孔子并沒有停留在《易經》的卜筮功能上，而是更多地關注其道德因素。此義帛書《要》篇記載的十分清楚：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因此，我們看到孔子對《易經》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遺言”上，關注的是其道德訓誡意義。孔子作《易傳》別開生面，并非是為了作《易傳》而作《易傳》，這與漢學家標榜的嚴守經文的疏釋原則是絕不相類的。根據史料記載，孔子涉《易》大約在公元前496年，即55歲左右。孔子并不主張占卜，但他曾一度熱衷于占卜，并且非常頻繁。從孔子“吾百占而七十當”一語可以看出他的占卜準確率為70%。不主張占卜的孔子為什么一下子變得篤信占卜了呢?也許這和孔子周游列國期間諸事不順有關。由于當時政治形勢異常復雜，就連足智多謀的孔子也顯得力不從心了，所以到處碰壁。在這種情況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通過占卜來決定未來的吉兇禍福。這正應了“知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頻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對《周易》的文字細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樂其辭。”他如此喜愛《周易》的文辭，甚至連其占筮之用都忘記了。在這個過程中，孔子形成了對《周易》的全新認識。
他發現，《周易》有“古之遺言焉”。此“古之遺言”，當指文王遺教。因為在孔子看來，“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這和孔子“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之嘆，若合符節。在這“古之遺言”里，孔子發現了《周易》所蘊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剛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剛;愚人為而不忘，人為而去詐。”這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周易》之“德義”。孔子發現《周易》的“德義”以后，當然把“德義”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觀其德義耳也。”盡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從而，孔子將《周易》的內容分為三個層次：“贊”、“數”、“德”。孔子認為：“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層次，是《周易》本質的體現。如果沒有達到這個層次，則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諦。
孔子學《易》后，雖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張占筮，強調以德行仁義來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選擇：“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這和“德行亡者，神靈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在這一點上，孔子學《易》之前和學《易》之后是一以貫之的。其實，在孔子看來，沒有德行的人，神靈也不會去幫助他，所以這種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論語·子路》)由于孔子晚年特別喜好《周易》以至達到著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關于《周易》的言論，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現在。它們和其他西漢以前古書中連續記載的有關孔子的文獻一樣，并非假托，當為《論語》類文獻。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歲返魯之后)曾對成于他之前的幾種《周易》文獻進行過系統整理和研究。
《易傳》的里程碑意義
《易傳》釋《易》，開中國哲學史之先聲。一是《易傳》提出并使用了一系列的哲學概念和哲學范疇，諸如：陰陽、乾坤、太極、太和、鬼神、道與器、先天與后天、形而上與形而下等哲學術語;二是《易傳》在解讀卦爻辭、探索起源、揭示規律、闡述應用等方面充滿了豐富的哲學思想，諸如：陰陽思想、中和思想、人本思想、憂患思想、天人合一(三才)思想、對稱平衡思想等。《易傳》諸篇，構思嚴謹，旨遠辭文，識見精辟，思想深邃，為人類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探索活動，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孔子與易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