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墨家代表人物

　　墨家是中國古代主要哲學派別之一，約產生于戰國時期。創始人為墨翟。下面是有春秋戰國時期墨家代表人物，歡迎參閱。

　　春秋戰國時期墨家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墨子。 作品：《墨子》

　　墨家是戰國時期重要學派之一，創始人為墨翟。尚賢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綱領。墨家與儒家并稱「顯學」。以下是墨家的觀念。

　　倫理觀∶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

　　政治觀∶主張「尚賢」、「尚同」，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

　　經濟觀∶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宇宙觀∶提出「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透過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他又主張「尊天」、「事鬼」。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后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后學」(亦稱「后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游俠。

　　墨家講求刻苦、節儉，「兼愛」比「仁愛」更難遵從，又因記載較少，所以日后發展不大。

　　代表人物：墨子 代表作：《墨子》

　　思想：主張“兼愛”“非攻”，希望人們互助互愛，反對侵略戰爭，支持正義戰爭。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於約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魯國人，一說宋國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稱「北方之鄙人」，人稱「布衣之士」和「賤人」。

　　他曾為宋國大夫，自詡「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是同情「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師從史角之后，傳其清廟之法;又學於儒者，習孔子之術，稱道堯舜大禹，明於《詩》、《書》、《春秋》，因不滿儒家禮樂煩苛，於是棄周道而用夏政。

　　宣揚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愛為核心。其為人「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為宣揚自己的主張，墨子廣收生徒，尋常親從弟子數百人，形成聲勢浩大的墨家學派。墨子上說「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幾乎「遍從人而說之」。行跡所至，東到齊，西游鄭、衛，南至於楚、越。

　　墨子博學多才，擅長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鳶」，三日三夜飛翔不下。還擅於守城技術，其后學總結其經驗為《城守》二十一篇。還在名辯說方面有所成就，成為戰國名辯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跡，分別見於《荀子》、《韓非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於》等書，其思想則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學《墨子》一書中。

　　墨家的思想觀點

　　“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與法律觀

　　墨家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的亂世;人民過著“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愛”，應該代之以一個“天下之人皆相愛”的理想社會。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們提倡人與人之間互愛互利的“兼相愛、交相利”,反對人與人之間互爭互害的“別相惡、交相賊”。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理想社會。

　　墨家的法律觀也是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并服務于他們的社會理想的。他們很重視“法”、“法儀”或“法度”的作用,認為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必須有“法”，如百工的“為方以矩，為圓以規”一樣,否則便將一事無成。《墨子•經上》說:“法，所若(順)而然也”，一切都必須順法而行。治理天下、國家當然更應該有“法”。關鍵在于以什么為“法”和法什么?墨家的答復是必須“以天為法”和“莫若法天”。因為“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群書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為法”，則應以天的欲、惡來確定人們的行為準則。他們借口天對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稱：“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這就是說，“以天為法”，就應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法”。墨家所說的“法”是廣義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為規范，也包括規矩、準繩等度量衡。他們提出“以天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愛、交相利”成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惡、功過的統一的客觀標準。

　　墨家的“法天”，可以理解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們的“兼相愛、交相利”說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家最后卻轉入“神道設教”，甚至提出這樣的論點：“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這樣就把“天”說成是可以賞善罰惡的人格神和凌駕于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傳統宗教迷信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理想。因此：“兼相愛、交相利”也就成了“天志”，即天的意志，從而披上了宗教外衣。

　　“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

　　為了實現“兼相愛、交相利”原則，墨家提出了“尚同”的主張，要求各級正長直到天子必須“壹同天下之義”。即用“兼相愛、交相利”來統一思想。他們認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也就是在國家和法律產生之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標準。“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人人意見不一，“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因此大家互相爭奪、互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這就需要“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和各級“正長”。然后由天子“發憲布令于天下之眾”，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義”，并讓人民逐級向上報告“善”與“不善”的情況。使“愛利天下者”，“上得則賞之”;“惡賊天下者”，“上得且罰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從各級正長：“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訪)薦之”。這樣就能使“天下治”。

　　墨家提出這種“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目的在于使“兼相愛、交相利”上升為國策和法律，以便用國家強制力加以貫徹。他們要求上下“尚同一義”，即要求統治者與人民的是非、善惡標準都能一同于“兼相愛、交相利”。他們認為這在他們理想中的古代社會是完全可行的。但當時的現實社會卻并不是這樣，當時的“王公大人”根本不為人民著想，所以，他們雖主張“上同乎天子”，卻沒有把君權絕對化。他們擁護愛民的“兼君”，卻反對害民的“別君”。而且認為君主雖然有權立法，“發以為刑政”，但必須考察其在實踐中能否“中國家百姓之利”，否則便不可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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