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優美散文：我們仨(5)

　　運動開始，領導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內部矛盾終歸難免的，不足為奇。但運動結束，我們方知右派問題的嚴重。我們始終保持正確，運動總結時，很正確也很誠實地說“對右派言論有共鳴”，但我們并沒有一言半語的右派言論，也就逃過了厄運。

　　鍾書只愁爹爹亂發議論。我不知我的公公是“準右派”還是“漏網右派”，反正運動結束，他已不在了。

　　他總能在工作之余偷空讀書;我“以勤補拙”，盡量讀我工作范圍以內的書。我按照計劃完成《吉爾·布拉斯》的翻譯，就寫一篇五萬字的學術論文。記不起是一九五六年或一九五七年，我接受了三套叢書編委會交給我重譯《堂·吉訶德》的任務。

　　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學術論文在刊物上發表，并未引起注意。鍾書一九五六年底完成的《宋詩選注》，一九五八年出版。反右之后又來了個“雙反”，隨后我們所內掀起了“拔白旗”運動。鍾書的《宋詩選注》和我的論文都是白旗。鄭振鐸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難，就不再“拔”了。鍾書于一九五八年進城參加翻譯毛選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詩選注》批判，都由我代領轉達。后來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環樹等對這本書的推重，也不拔了。只苦了我這面不成模樣的小白旗，給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鍾書笑我“借尸還魂”，我不過想借此“遁身”而已。

　　許多人認為《宋詩選注》的選目欠佳。鍾書承認自己對選目并不稱心：要選的未能選入，不必選的都選上了。其實，在選本里，自己偏愛的詩不免割愛;鍾書認為不必選的，能選出來也不容易。有幾首小詩，或反映民間疾苦，或寫人民淪陷敵區的悲哀，自有價值，若未經選出，就埋沒了。鍾書選詩按照自己的標準，選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選文天祥《正氣歌》，是很大膽的不選。

　　選宋詩，沒有現成的《全宋詩》供選擇。鍾書是讀遍宋詩，獨自一人選的。他沒有一個助手，我只是“賢內助”，陪他買書，替他剪貼，聽他和我商榷而已。那么大量的宋詩，他全部讀遍，連可選的幾位小詩人也選出來了。他這兩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幾人曾理會到。

　　《宋詩選注》雖然受到批判，還是出版了。他的成績并未抹殺。我的研究論文并無價值，不過大量的書，我名正言順地讀了。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愿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因為我們不合格。然后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

　　我曾和同事隨社科院領導到昌黎“走馬看花”，到徐水看畝產萬斤稻米的田。我們參與全國煉鋼，全國大躍進，知識分子下鄉下廠改造自己。我家三口人，分散三處。我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放農村，十二月底回京。我曾寫過一篇《第一次下鄉》，記我的“下放”。鍾書當時還在城里定稿，他十二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陰歷年底)回京。阿瑗下放工廠煉鋼。

　　錢瑗到了工廠，跟上一個八級工的師傅。師傅因她在學校屬美工組，能畫，就要她畫圖。美工組畫宣傳畫，和鋼廠的圖遠不是一回事。阿瑗趕緊到書店去買了書，精心學習。師傅非常欣賞這個好徒弟，帶她一處處參觀。師傅常有創見，就要阿瑗按他的創見畫圖。阿瑗能畫出精確的圖。能按圖做出模型，灌注鐵水。她留廠很久，對師傅非常佩服，常把師傅家的事講給我們聽。師傅臨別送她一個飯碗口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留念。我所見的像章中數這枚最大。

　　鍾書下放昌黎比我和阿瑗可憐。我曾到昌黎“走馬看花”，我們一伙是受招待的，而昌黎是富庶之區。鍾書下放時，“三年饑荒”已經開始。他的工作是搗糞，吃的是霉白薯粉摻玉米面的窩窩頭。他陰歷年底回北京時，居然很會顧家，帶回很多北京已買不到的肥皂和大量當地出產的蜜餞果脯。我至今還記得我一人到火車站去接他時的緊張，生怕接不到，生怕他到了北京還需回去。

　　我們夫妻分離了三個月，又團聚了。一九五九年文學所遷入城內舊海軍大院。這年五月，我家遷居東四頭條一號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間寬大的辦公室，分隔為五小間。一家三口加一個阿姨居然都住下，還有一間做客廳，一間堆放箱籠什物。

　　搬進了城，到“定稿組”工作方便了，逛市場、吃館子也方便了。鍾書是愛吃的。“三年饑荒”開始，運動隨著安靜下來。但我們有一件大心事。阿瑗快畢業了。她出身不好。她自己是“白專”，又加父母雙“白”，她只是個盡本分的學生，她將分配到哪里去工作呀?她填的志愿是“支邊”。如果是北方的“邊”，我還得為她做一件“皮大哈”呢。

　　自從她進了大學，校內活動多，不像在中學時期每個周末回家。煉鋼之前，她所屬的美工組往往忙得沒工夫睡覺。一次她午后忽然回家，說：“老師讓我回家睡一覺，媽媽，我睡到四點半叫醒我。”于是倒頭就睡。到了四點半，我不忍叫醒她也不得不叫醒她，也不敢多問，怕耽擱時間。我那間豆腐干般大的臥房里有阿瑗的床，可是，她不常回家。我們覺得阿瑗自從上了大學，和家里生疏了;畢業后工作如分配在遠地，我們的女兒就流失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學校分配阿瑗留校當助教。我們得知消息，說不盡的稱心滿意。因為那個年代，畢業生得服從分配。而分配是終身的。我們的女兒可以永遠在父母身邊了。

　　我家那時的阿姨不擅做菜。鍾書和我常帶了女兒出去吃館子，在城里一處處吃。鍾書早年寫的《吃飯》一文中說：“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他沒說吃菜主要在點菜。上隨便什么館子，他總能點到好菜。他能選擇。選擇是一項特殊的本領，一眼看到全部，又從中選出最好的。他和女兒在這方面都擅長：到書店能買到好書，學術會上能評選出好文章，到綢布莊能選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個昏君。我點的菜終歸是不中吃的。

　　吃館子不僅僅吃飯吃菜，還有一項別人所想不到的娛樂。鍾書是近視眼，但耳朵特聰。阿瑗耳聰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時候，我們在觀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聽到的只是他們的一言半語，也不經心。鍾書和阿瑗都能聽到全文。我就能從他們連續的評論里，邊聽邊看眼前的戲或故事。

　　“那邊是夫妻在吵架……”

　　“跑來的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題目──他不就是兩人都說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嗎?……看他們的臉……”

　　“這一桌是請親戚”──誰是主人，誰是主客，誰和誰是什么關系，誰又專愛說廢話，他們都頭頭是道。

　　我們的菜一一上來，我們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飯算賬的時候，有的“戲”已經下場，有的還演得正熱鬧，還有新上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