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是什么
法家思想是中國歷史上研究國家治理方式的學派——法家提出的思想，其范圍涉及法學、經濟學、金融、貨幣、國際貿易、行政管理、組織理論及運籌學等。而如今法家思想在現實中有這怎樣的意義?下面就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希望對你有用!
法家思想的現實意義
首先，先秦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2487頁。]和“立公棄私”的法治觀，能夠為當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提供智識支持和歷史鏡鑒。全面依法治國，要求法律具有絕對權威、至上性地位和據此產生的支配性效力。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就是強調憲法和法律在社會治權結構中的絕對性支配地位，樹立法律至上的觀念，以憲法和法律為最終行動準繩。法治能否實現，關鍵是政府權威服從于法律的權威，任何國家機關、武裝力量和社會團體和政黨(包括執政黨)，都必須服從憲法和法律，任何公民(包括國家機關公職人員)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反對存在超越于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和行動，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西哲柏拉圖就曾在其晚年指出：“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處于從屬地位，沒有權威，我敢說，這個國家一定要覆滅;然而，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這些官吏服從法律，這個國家就會獲得諸神的保佑和賜福。”[[古希臘]柏拉圖：《法律篇》。轉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在法律享有絕對權威這一點上，先秦法家思想和西方主流哲學是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的。先秦法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主張，就是“以法治國”，“任法而治”。在先秦法家看來，法治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這就內在地要求對統治權力必須予以必要的法律約束和控制。必須任何人，包括君主，都應當服從作為公義的法律，因為“令尊于君”，所以“不為君欲變其令”[ 《管子·法法》]，最終實現“立公棄私”。而當下執政黨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堅決樹立憲法和法律的權威，重申執政黨的行動不能超越于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強調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些主張都與法家的基本思想存在實質上的共通性。與此同時，法家強調法律的明確性和穩定性(商鞅指出“立法，必使明白易知”[ 《商君書·定分》]，韓非子強調法治必須“易見”、“易知”和“易為”[ 《韓非子·用人第二十七》])、主張維護法律的統一(“法莫如一而固”[ 《韓非子·五蠹》])等主張，對于當下全面推進法治建設，落實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建設目標，以及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都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其次，法家的改革發展觀，能夠為當下全面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識支持和歷史鏡鑒。改革發展是當下中國政治的首要主題。深化改革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復興和建設富強、民主和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根本動力。當下中國正在處于歷史發展的新階段，面臨著無限的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著著一系列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如國際地緣政治斗爭日益復雜、國內地區發展不均衡、城鄉二元結構仍未徹底打破、東西部區域發展差距持續擴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人口老齡化加劇、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環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受到諸多約束、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日益加劇，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以及改革紅利并未遍及全民等，都制約著中國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的實現，從而制約著“中國夢”的實現。因此，有必要反思和重視先秦法家“不法古、不循今”、“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改革變法觀。先秦法家的變法實踐辨明，為了實現“國富”、“兵強”和“統一天下”的政治戰略目標，必須憑借政治自信，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沖破思想觀念和體制上的束縛，打破利益固化狀態，全面深化改革。鄧小平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就旗幟鮮明地指出，要以“三個有利于”來作為判斷工作得失的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種政治判斷，無疑符合并發展了先秦法家關于“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的改革變法主張。而當下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也應該批判性繼承和發展先秦法家的改革觀，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活力，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強大動力。
法家思想的作用
法布于眾
法要“布之于眾”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國家的依據，是人民應當遵守的行為規范，那么法律就應當以成文的形式出現，并做到公布于眾，并爭取做到“家喻戶曉”。韓非強調：“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萬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為了監督官吏公開斷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依法辦事
要嚴格依法辦事，維護其權威性。法家堅決反對在“法令”之外講仁愛、道德，韓非子明確指出：“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他認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正所謂“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
刑無等級
法家認為，法一旦頒布生效，就必須“官不私親，法不遺愛”，君臣要“任法去私”。強調“法”作為規范社會的統一標準，乃“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形象說明了“法”的客觀性和穩定性,在運用過程中不因人的主觀因素不同而發生變化，對任何人都應當做到一視同仁。所謂“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皆體現了法家公平執法的決心。
保持法律穩定
“壹法”、“一尊”強調統一法律的內容、立法權，并保持法的穩定性，即:“壹法”、“一尊”。“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內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則指保持法的穩定性，“朝令夕改”只會是亡國之道，這也反映了戰國末期，法家從“變法”到“定法”的立場之轉變，只有“政法獨制于主”，才能保證“政不二門”，達到統一立法權之目的。
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于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蕩的主要統治手段。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于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法律絕對
我們知道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比如涉及人們思想、認識、信仰等領域就不能用法律調節，因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惡評價標準，而這些東西用法律強制，只能促成逆反心理。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問題，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應用道德來約束，給人們一個自我約束的空間。這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
法自君出
法家認為“權制斷于君則威”，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主(國家)手里，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種“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的君主極端專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則凌駕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至秦始皇時更加剛戾自用，法完全成了君主實現個人欲望的工具。我們知道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是可怕的，《史記·秦始皇本記》記載：“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早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的思想是難能可貴的。但在封建專制社會，一切用法來衡量和判斷，是很難做到的。那些權貴是不會甘心受法律約束的，所以法家代表人物，如楚國的吳起、秦國的商鞅，最后都為變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法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法家認為是農戰，但法家認識到“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民之外事，莫難于戰”。農事之苦，戰事之難是推行農戰的極大障礙，那么如何驅民耕戰昵?法家認為，必須置民于貧窮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已之難，以赴耕戰,只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會強盛。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上，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力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存時，他們就不會再抑儀國家的食祿，而會起來奪食，屆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復存在。這個簡單的對立統一規律法家沒有認識到。
“刑用于將過”
法家認為在人們將要犯罪而尚未構成犯罪時，就應處以刑罰。《商君書.開塞》說：“刑加罪所終，則奸不去，賞施于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奸，兩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奸，則細過不失”。就不應定罪處罰。因此，處罰“將過”實質上是按人們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為定罪。法家將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為的罪犯等同起來，給予同樣的刑罰，這與現代意義上的法理是極不相符的。此外，法家這種“刑用于將過”的理論，還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無疑是重刑主義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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